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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曉明
英國當代歷史學家保羅·強生與新加坡資政李光耀等幾位東西方歷史學家和思想家為《福布斯》雜志的“當前事件”專欄輪流撰稿。“當前事件”是我最喜歡的政經專欄之一，因為保羅·強生、李光耀等能以歷史的視角和理性的觀點來分析觀察當前的事件，并預測當今世界的發展趨勢。
在近期出版的《福布斯》雜志“當前事件”專欄中，保羅·強生以“展望印度”為題來分析和預測今后50年美國、歐洲、中國、印度的經濟發展。在保羅·強生看來，美國作為老牌強手將繼續領先，而印度則將以人口、技術創新等方面的優勢后來居上，最終超過中國。并且，保羅·強生建議美國應加強與印度長期結盟以在將來領導世界經濟。
保羅·強生認為，人口優勢尤其是能夠工作的年輕人的人口數將是今后經濟發展的決定因數。按現在GDP的增長趨勢，在2050年，美國的GDP將是歐洲的三倍，而人口將與歐洲總人口數相當，印度將以16億人口數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中國的14億人口數緊隨其后。在四者之中，歐洲的人口老化最為嚴重，因此50年后的歐洲不再是一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此外，人口數量也是市場的代名詞，而年輕人的市場具有更大的潛力。
為說明印度的發展潛力將超過中國的觀點，保羅·強生在政治、文化、經濟、科技以及人口等方面作了分析和預測。當然，這只是他的個人看法，我們不必在感情上去“抗議”他對中國的“不公”。可是，保羅·強生對中國與印度在技術創新方面的比較以及美國與印度的聯盟卻值得我們理性思考。保羅·強生指出，印度的高科技之都Bangalore是21世紀的城市，而高樓林立、霓虹燈閃耀的上海也只是屬于20世紀的繁華都市。保羅·強生的言下之意是，已經高樓林立的美國應該與有信息技術優勢的印度去合作聯盟。
對于保羅·強生的世紀城市的定義，我們可以稱，上海的發展戰略并非是要成為中國的信息技術中心，但不能否認的事實是，在信息技術等技術含量較高的方面印度領先于中國。如果以城市的現有地價來比較，上海可能遠遠高于Bangalore，上海黃金地段的地價甚至可以與紐約曼哈頓不相上下。但地產的不斷增值可以創造許多億萬富翁，卻難以造就世界一流的信息技術企業。
今年美國《商業周刊》評選出世界信息技術100強，印度的Infosys、塔塔咨詢公司、Wipro分別榮登100強排名的第10位、第12位、第23位，而中國內地的軟件和信息服務公司在100強上卻榜上無名。更有意思的是，印度的Infosys今年要雇員12000人，其中包括在中國上海要招員工1200人，塔塔咨詢公司也已經在上海等中國城市建立了分支機構。當今，印度是歐美信息公司的外包基地，是不是在將來中國會成為印度信息公司的外包基地？如此一來，中國也許便成了名副其實的軟、硬件的制造基地。
前不久，美國《華爾街日報》刊登了一篇耐人尋味的報道，今年美國一些名牌大學商學院的MBA們夏季的實習沒有選擇去華爾街或者美國的大公司，而是不遠萬里去了印度的Bangalore，并且爭著申請去印度的Infosys等公司實習。當那些美國的MBA們被問到為什么要放棄華爾街，放棄美國本土的機會而飛到印度去實習時，他們稱自己看到印度信息技術公司的潛力以及美國公司與印度企業的緊密合作。為什么美國這些MBA們沒有兵分兩路到印度的同時也到中國的企業實習呢？可能的原因是中國的企業沒有足夠的吸引力，當然中國企業也沒像印度企業那樣向美國的MBA們發出邀請。
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對中國與印度有兩種不同的依賴，對中國的依賴來自于美國大眾的消費，也就是美國公司品牌下的中國制造的產品，而對印度的依賴則來自幫助美國公司有效運轉的軟件系統。對于美國并包括歐洲的發達國家來講，他們對中國和印度的依賴都來自于他們對人力資源和勞動力低成本的需要，首先是制造業勞動力的需要，然后是對高知識的技術人力資源的需要，前者集中在中國，而后者卻涌到印度，因此中國成為世界制造中心，而印度成為信息技術以及一些服務業的外包基地，至今，幾乎所有世界級信息技術公司包括微軟、IBM等在印度都設有相當規模的分支機構，比如全球最大的ERP(企業資源計劃)軟件商德國的SAP在Bangalore建有德國本土以外最大的研發基地。
今年3月，美國國務卿賴斯在訪問印度時，對印度領導人說，美國要幫助印度成為世界級的強國。由此看來，美印聯盟并非是保羅·強生這樣的學者之言，美國與印度的合作已經是在執行的戰略決策。當然，這并非是說美國與中國的合作不重要，而是講美國的長遠戰略有可能會把重心向印度偏移，因為美國從沒有將印度當成戰略對手，并且，印度的人口和教育優勢可以為美國提供制造和服務的雙重合作，還有市場，也許美國與印度正期望將來兩國能以人口、技術、資金的優勢聯合來領導世界經濟。
毋庸置疑，美國和印度企業分別在某種程度上是中國企業的合作伙伴，也同時是強有力的競爭對手，而對于中國企業來講，美國與印度的聯合卻是更大的挑戰。(作者為埃森哲美國公司高級信息管理咨詢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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