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幣的流星歲月

　　本報記者 李明三

　　汪敬虞老人今年88歲了。

　　他是湖北蘄春人，1937年那個夏天，就在盧溝橋的槍聲劃破夜空的時候，他實現了人生的第一個夢想——如愿考上了國立武漢大學。但接下來的戰爭，卻打斷了他平靜的讀書生

活。

　　隨著戰事的吃緊，學校已無法正常上課了。在接下來的大半年時間里，汪曾北上保定從軍，但部隊卻一路退到信陽；后來他又回到武漢，參加救亡運動，前后斷斷續續上了不到1個月的課。第二年4月19日，武漢大學西遷到四川樂山。汪終于有了一個安定的環境，在那里，他依靠學校補貼的每月4元(法幣)的伙食費，開始了緊緊巴巴的大學生活。

　　法幣也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陜甘寧邊區通行：根據1937年9月中華蘇維埃政府西北辦事處財政部制定的《供給制標準》，這些生活費作如下分配：糧食2元，菜金9角，津貼1元。

　　也就是說，上至邊區政府主席，下至一般的文書、勤雜人員和鄉村干部，他們的生活費比國統區一個普通的在校大學生的伙食費還少1角錢。難怪汪敬虞說：“每月的伙食費上交學校后，還有一點盈余。”

　　圍繞法幣展開攻防

　　汪敬虞說這番話時，并沒有感受到通貨膨脹的可怕。這主要得益于抗戰初期國民政府穩定法幣的政策。當時，法幣不僅是國民政府金融制度的基礎，還是對日經濟斗爭的重要武器。

　　為了把占領區的中國經濟納入日元區，日本人在軍事進攻的同時，也竭盡全力向法幣發起了一波接一波的猛烈攻擊，千方百計破壞中國作為近代民族國家必須具備的統一貨幣體系。他們一方面在占領區發行聯銀券、軍用票、儲備券等日系貨幣，取代法幣；一方面又在上海金融市場拋售在戰爭中奪取的法幣，兌換外幣；同時大量偽造法幣套購大后方的戰略物資。

　　這些打擊法幣、奪取外匯的手段，對中國戰時經濟構成了很大威脅。以致于香港一位英國官員致函本國政府時說，戰爭的成敗幾乎取決于貨幣戰，如果法幣崩潰，日本會隨意支配中國的貿易和經濟。

　　面對日本人猖狂的貨幣戰，國民政府想盡各種辦法保持法幣的堅挺，主要是維持法幣的

　　在國民政府的努力下，直到1940年初期，法幣大體上處于上升勢頭。在與日戰區聯銀券、軍用票的較量中，法幣也始終處于上風，雖然日本強行壓低法幣對聯銀券的匯率，國民對法幣的信用并未下降，法幣在華北仍然通行，聯銀券在市場上無法獲取物資。1939年3月日軍禁止法幣流通時，聯銀券應聲狂跌了30至40%。

　　匯率的劇烈變動，從汪敬虞的一次坐黃包車經歷中也是可見：他有一天早上坐黃包車出門辦事，將手中的銀元換成法幣付車錢，晚上回來時再將法幣兌成銀元。“結果手中的錢還多了。不但車白坐了，還小賺了一筆。”他笑著說。

　　物價亂象初現

　　1940年3月，日本在南京建立汪精衛政權，抗日戰爭進入最為艱苦的相持階段。不管是日占區還是淪陷區，物價開始大幅上漲，民眾生活日漸艱難，而陜甘寧邊區和敵后抗日根據地則在國民政府停發軍餉之后，拒絕法幣流通，代之以邊幣和各種抗幣，并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

　　這一年，由于物價騰躍，原有薪水“不獨不能瞻養家庭，個人生活也不能解決”，緊鄰戰區的湖南省開始普遍給

　　1938年確定的保甲制度這時在湖南各縣得到普遍推行，各縣保長的辦公費，當年預算為每保5至8元，因為物價高漲，保務紛繁，不敷應用，每保增至5至10元；甲長也開始支取辦公費，每月1至3元。

　　而在抗日根據地，除了每人每日供應1斤半糧食和4分至1角錢的菜金外，八路軍參謀部給各機關部隊規定的生活津貼是：最高一級的主席、參謀長、政委、局長等，每月5元，最低的勤雜人員和戰士每月1元。當時在延安魯藝任教的冼星海，每月可領到5元津貼，與一般工作人員每月1元2角的津貼相比，已經算是特別的優待了。

　　據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經濟室主任鄭起東研究員測算，1940年法幣尚未貶值，一法幣相當于一銀元，而當時的物價，每石米(約160斤)80元左右。記者查閱相關資料，發現當時物價已初顯亂象：湖南米價

　　生活隨法幣貶值

　　大后方的生活這時開始成為大問題了。

　　以昆明的西南聯大為例，學生廚房的伙食標準，一般早上是稀粥就咸蘿卜絲再加點花生豆；午餐和晚餐8人合吃，可吃到四個菜加米飯。但到1940年時，學生食堂的伙食供應就改為每天兩頓飯了，而且經常是滲水發霉的黑米和見不到油鹽的白水煮青菜。許多學生被迫休學，有的時斷時續，甚至讀了六七年才得以畢業。

　　汪敬虞就是其中一例，他前后讀了6年大學，到1943年才畢業。他說：“大學期間搞壞了身體，沒辦法，中途休學了一年多，到重慶養病。”汪的大哥汪敬唐當時供職于重慶衛戍司令劉峙的部隊，長駐重慶市區，為了給弟弟養病，他特意在江北的鄉下安排了房屋。

　　鑒于“學生營養不足，影響健康至巨”，1940年5月，教育部專門發文，要求在每生10元至16元不等的基礎上，再次提高膳食貸款，以保障“各地學生獲得營養必需條件”為限。

　　教授的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1940年以后，時局艱難，通貨膨脹愈演愈烈，教授的實際收入大幅下降。

　　以成都地區為例，從1940年1月到1942年6月，職工平均工資增長2至4倍，而物價則上漲10倍，大米上漲35倍，伙食費也由4元提高到100元。1941年上半年，一個教授平均月薪700元，相當于戰前銀元27圓，直線下降了12倍，僅及一個碼頭搬運工的水平，而當時月薪200元的青年教員，還不如一個掃馬路的清道夫。

　　西南聯大資深教授陳寅恪月支雙俸(每月薪俸600元，學術研究補貼費1000元)，買不到兩石(320斤)大米。由于法幣的持續貶值，從1940年下半年開始，西南聯大即跟蹤市場米價發放最基本的生活津貼，大致每位教授、講師補助一石白米，權充五口之家的口糧。

　　由于通貨膨脹日益加劇，抗戰中后期，法幣開始走上崩潰之路。1941年，緊隨政府的“田賦征實”政策，四川學校普遍開始“征收學米”制度：高小學生收米一斗，初小學生收米五升。

　　1943年，汪敬虞大學畢業時，他們的工資就不再以法幣計價了，“你這個月得了幾石米？”成了人們見面常用的問候語。汪當時面臨兩種選擇，一是到李莊的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做學術研究，二是進重慶的中央銀行。

　　“做研究，月薪是一石八斗米，進銀行卻能拿到五石米。”出于對做學問的偏愛，汪放棄了五石米的高薪，最終選擇了師從巫寶三先生做社會的經濟調查。作為回報，四年之后的1947年，他們的學術成果《中國國民所得》由中華書局出版。這年年底，面值100元以下的法幣被人當廢紙收購，每斤作價2000元，而舊報紙每斤售價是6000元。

　　8個月后，國民政府發行金圓券。法幣，近代中國第一張統一貨幣，在短暫的輝煌過后，終于像流星一樣消逝在歷史的星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