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賣二氧化碳：利與弊的博弈

　　善于利用CDM(清潔發展機制)，是中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一種機遇。從長遠看，當我們將大量溫室氣體減排額通過國際市場交易，變現為具有貨幣價值的財富時，不確定因素會使面臨的環境治理壓力和貿易摩擦壓力越來越大。

　　伴隨《京都議定書》的生效，CDM的影響正在逐步釋放。

　　記者從有關部門獲悉，未來5年，它將給我國帶來一個數十億元的融資機會，目前上海已有2～3個CDM項目正在醞釀。

　　大市場

　　今年2月，備受國際社會關注的《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京都議定書》為發達國家減排提供了三種靈活機制：聯合履行、清潔發展機制和國際排污權交易。其中，與發展中國家關系最為密切的是清潔發展機制，即CDM。

　　所謂清潔發展機制，是一種跨國的貿易-投資機制。發達國家為了避免高額削減成本，通過提供資金和技術的方式，在削減成本較低的發展中國家進行既符合可持續發展要求、又有助于產生溫室氣體減排效果的項目投資，換取投資項目所產生的部分或全部減排額度，作為履行減排義務的組成部分。

　　簽署《京都議定書》的發達國家，必須在2008年至2012年間將溫室氣體排放水平，在1990年的基礎上平均減少5.2%。據世界銀行測算，發達國家通過CDM方式抵償自己在公約中規定的減排份額，全球二氧化碳交易(簡稱“碳交易”)的需求量在這5年間預計為每年7億～13億噸，由此形成了一個年交易額高達140億～650億美元的國際溫室氣體貿易市場。

　　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是一個最大的減排市場提供者———未來5年，每年碳交易量超過2億噸，CDM潛在市場份額約占全球的一半，市場地位可以相當于石油市場中的沙特。清華大學清潔發展機制研究小組的研究表明，預計2005年

　　CDM項目將會使外國投資凈增加19.6億元，2010年達到39.4億元。

　　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幫助下，中國清潔發展機制能力建設項目已經開始實施。意大利、荷蘭、加拿大、英國等發達國家企業對在華購買減排額度的熱情很高。能源效率、開發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甲烷回收和利用，已被確定為我國CDM項目的優先領域。截至7月13日，通過國家CDM審核理事會國內審批的項目有3個，一個是北京安定填埋場垃圾填埋氣收集利用，一個是內蒙古輝騰錫勒風電場，以及南京天井洼垃圾填埋氣發電，還有一批項目處在報批階段。而上海至今還沒CDM項目獲得國家批準，目前正有2～3個項目醞釀申請。

　　大契機

　　不可否認，《京都議定書》生效，給我國帶來了現實機遇。

　　CDM是我國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契機。引進符合我國產業政策以及可持續發展戰略的CDM項目，可使我國企業提前獲得先進技術，增強市場競爭力，提高能源效率，降低生產成本。

　　我國工業在較長一段時間內，不可避免地要大量消耗能源和資源。從目前的各種預測看，我國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能源需求在31億噸標準煤左右，其中煤炭約23億噸。由此帶來的能源安全和環境問題十分突出，我們最終都需要使用其它形式的能源，如太陽能、潮汐能、風能、生物能和小水電等清潔和可再生能源作為補充。積極引進CDM項目，不僅可以為我們提供不會破壞氣候的能量來源，還將相對減少能源使用可能帶來的污染。

　　發展風能發電首當其沖。中國擁有長逾11萬公里的連綿海岸線，具有豐富的風力資源。至2003年底，中國風力發電的總裝機容量為567兆瓦，是全球第9位。目前，中國風電成本約在0.5元以上，隨著中國風力發電裝機的國產化和發電的規模化，風電成本可望再降。盡管近幾年我國一直保持著50%左右的年增長速度，但無論是裝備制造水平還是總裝機容量，與歐美一些發達國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過去5年間，全球的風能容量平均上升了32%。目前，德國的風電裝機容量已經達到1000萬千瓦。芬蘭政府也十分重視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預計到2010年將風力發電能力增至500兆瓦。

　　上海在CDM項目方面有3個潛在的合作領域———工業企業的污染防治和循環經濟領域，城市生活垃圾處理處置領域，生態建設領域。

　　大挑戰

　　從更長遠目光看，CDM帶給我們的不僅僅是機遇。對中國而言，不履行《京都議定書》的減排規定只是暫時的。排放豁免權到期后，在排放總量的硬約束下，我國的減排壓力肯定很大。市環保局有關專家表示，從發展趨勢看，我國最終會成為

　　CDM凈買方。我國是世界溫室氣體排放大戶。總量上，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已位居世界第二，甲烷、氧化亞氮等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預測表明，到2025年前后，我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很可能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從排放強度看，我國重化工業發展快，能效低，溫室氣體排放有增無減，每萬元國內生產總值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也較高。《京都議定書》生效后，關于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第二承諾期的談判也即將展開，我國屆時很有可能被要求承擔相應的減排義務。

　　因此，充分利用現在的豁免期，廣泛開展清潔生產，盡快實現經濟轉型，是經濟增長保持可持續發展的最優選擇。

　　中國在大力推進CDM項目的同時，至少有兩方面問題需要考慮：一是價格問題；二是需求和能力問題。資料顯示，在發達國家完成二氧化碳排放項目的成本，比在發展中國家高出5倍-20倍。目前工業化國家減排1噸二氧化碳需要上百美元，而其與發展中國家的企業進行CDM合作后，購買1噸二氧化碳，價格只需20美元左右。因此，我國在通過CDM進行環保融資時，價格制定應充分考慮未來的環保支出成本。

　　總體來說，中國在經濟高速發展階段，引進外資是彌補資本和技術缺口的重要手段。但如果我國的環境管制寬松，發達國家很可能會把鋼鐵等碳密集產品和高能耗、高排放項目向中國轉移。這些按照現有排放標準生產的企業，在未來會極大地擠壓其他企業的空間，制約中國整體經濟發展規模。如果這些產業大規模轉移進來，50年內不可能搬走。我們在第一個、第二個承諾期可以不履行《京都議定書》，但第三個承諾期到來時，我們就可能被這些投資“鎖住”。如果把這些產業再轉移出去，對就業、再就業和經濟發展將有很大沖擊。因此，我國應該主動提高自己的環境指標，引進項目要有選擇性，統籌規劃需求能力，為未來預留空間。

　　更應該看到，《京都議定書》給中國帶來的不僅是環境上的壓力，更有未來國際市場競爭上的壓力。目前《京都議定書》的簽約國已經占據了大部分國際市場，并在這個市場上建立了保護環境的游戲規則。只有節能、低污染的產品，才能夠在這個市場上站住腳，在這方面，我國相關部門和企業，要做的事還很多很多，需付出的努力也很大很大。

　　本報記者 宋鵬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