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記者發(fā)表調查報告稱中國經濟遠遠超過印度

　　“中國已經超過印度，并且是遠遠地超過”

　　———英國《經濟學人》記者西蒙.朗訪談

　　□本報駐滬記者　胡天舒　　　　　　　　　

　　一個在中國學習和工作過、現(xiàn)駐印度德里的英國《經濟學人》記者西蒙.朗(Simon　Long)，在今年3月第一個星期出版的《經濟學人》雜志上發(fā)表了一篇有關中國和印度經濟比較的調查報告。西蒙.朗說，如果這是賽跑，印度已落后中國一圈。

　　文章指出，盡管兩個國家有相似之處，而且在推行經濟自由化和改革方面，兩國均取得了顯著成績，但中國處于領先地位。

　　中國和印度正被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和觀察家們關注。他們喜歡將兩個國家相提并論，討論它們如何消除貧困、邁向繁榮。無論如何，兩個亞洲大國的經濟崛起，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一件事，兩國能否成功實現(xiàn)經濟現(xiàn)代化將給全球經濟的振興帶來不可估量的影響。

　　雖然中國和印度的國內生產總值只占據(jù)全球的4%和2%，但其人口卻占全球的1／3。標準普爾(Standard＆Poorl＇s)評級分析師Joydeep　Mukherji在今年第三期《商業(yè)周刊》上也撰文指出，這兩個國家中的一個一旦不能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經濟的全球化就將大打折扣。

　　3月14日，本報記者采訪了《經濟學人》駐印度德里記者西蒙.朗先生。　　　　

　　印度需要類似于中國的第二次改革浪潮　　

　　記者：在過去的10年中，您在中國和印度都工作過。中國給您留下的深刻印象有哪些？

　　西蒙.朗：事實上，我在中國工作已經是10年前的事了。在我1995年6月離開香港之前，大約有20年的時間我不斷以學生、銀行家、記者的身份出入中國。所以我很難從一兩個方面、或者從一兩個事件來回答這個問題。1976年參加毛澤東的葬禮等事件給我的印象最為深刻。這次為了這篇調查報告重返中國，給我觸動最大的是中國的巨大變化。以前我在北京學習的時候，騎著自行車穿過一大片農田，往返于海淀和市中心，那時空氣中蕩漾著泥土的氣息，而非令人生厭的汽油味。

　　記者：您采用了GDP、人均購買力、國際貿易、貧困人數(shù)等經濟變量來說明和比較中印兩國的經濟實力，不過我注意到其他一些經濟學家對這些數(shù)據(jù)的研究會增加更多的細節(jié)，比如對于GDP的分析，他們會考慮到該國固定資產的投資比例對其的影響，因此得出的結論可能就有所差別。另外很多機構比如標準普爾(Standard＆Poor＇s)認為中國的奇跡并不像媒體上報道的那么顯著。您認為“印度經濟發(fā)展被超越”用上述幾個數(shù)據(jù)是否有說服力？

　　西蒙.朗：我使用的數(shù)據(jù)絕大部分來源于政府方面，也有一些來源于IMF或世界銀行的報告。通過調研，我認為大部分數(shù)據(jù)是可疑的。比如說國有資產的投資比例，在中國就因為包括未增值的土地交易而被曲解了。但是，我還是要說：不管缺乏什么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中國已經超過了印度，并且遠遠地超過了印度。非常需要牢記的一點是：雖然中國和印度的大部分地區(qū)依然落后，但是在中國，經濟的發(fā)展和增長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地區(qū)，然而印度不是。

　　記者：印度在改革上比中國晚了10余年。到1991年印度爆發(fā)了嚴重的國際收支危機時，在IMF的壓力下，印度才摒棄計劃經濟模式，漸漸走向市場化。你在文章里提到的“印度需要第二度大刀闊斧的變革”是指什么？

　　西蒙.朗：在文章中我提到，中國有兩次大刀闊斧的改革“浪潮”：在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后。所以我認為，在1991年危機之后，印度需要一次類似中國的“第二次”浪潮。當然這種改革目前看來不大可能，但并非絕不會發(fā)生。

　　在今后幾年，中印兩國都面臨著解決地區(qū)差別的巨大挑戰(zhàn)，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將有助于決定它是否能夠保持目前的高增長率。對印度來講，這也將決定著它是否能夠提高目前的增長速度。假如印度不著手第二度大刀闊斧的變革，它不可能達到中國的增長速度，更談不上趕上中國的發(fā)展水平。

　　印度的私有企業(yè)更具活力，資本市場也更透明有序

　　記者：中印兩國同樣經歷過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去年中國曾有過一波聲勢浩大的反思國企改制討論。在這方面，印度是如何做的？

　　西蒙.朗：在印度，國有企業(yè)轉制也同樣引起極大爭論，并因為擔心發(fā)生不公正和非法攫取而飽受詬病。但是，兩者最大的不同在于：首先，1991年的印度和1978年的中國不同，它已經產生大量具有活力的私有經濟，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使得生活更加舒適、富裕；其次，印度的股票市場更加發(fā)達和有序，所以總體來說國有資產轉制的運行情況良好。

　　記者：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黃亞生曾撰文指出，如果以中國的省市作為比喻，中國就像江蘇，印度就像浙江。前者主要依靠大量涌入的外商直接投資(FDI)，后者則靠本身的國企及私企推動經濟增長。但是現(xiàn)在，即便是在蘇州這樣外商匯聚的地方，也開始意識到外向型經濟的不穩(wěn)定性，開始積極鼓勵內生的經濟推動力。您認為印度發(fā)展國企和私企的經驗能給中國什么啟示？

　　西蒙.朗：印度的私有企業(yè)更具備活力，資本市場也更加透明有序。在公平和效率共存的股票市場中，公眾需要誠信。然而從政府和經濟的角度來看，要想獲得更多的利益，靠的并不是股票買賣，而是尋找一個好的戰(zhàn)略投資者進行管理。

　　記者：中國和印度其實選擇了兩條不同的路徑，一個是先引外資，然后培養(yǎng)內生經濟推動力；另外一個是先發(fā)展內生力量，再利用外資。現(xiàn)在看起來，哪一種方式更好？兩個國家是依據(jù)什么選擇了不同的發(fā)展路徑？

　　西蒙.朗：我在文章里提到了兩種發(fā)展模式的優(yōu)勢所在，中國采取的模式看起來在提高發(fā)展速度上效果明顯。至于這兩條道路的選擇依據(jù)，我引用了一位印度精英經濟學家和政客的話，他認為二者主要的不同在于印度國內的資本主義更加發(fā)達，這在國外投資進入時扮演了重要的說客角色。

　　中國從勞動密集型產業(yè)中獲益匪淺

　　記者：世界看好中國經濟，特別是中國加入WTO以后，中國成為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資(FDI)最多的國家之一。不過，印度雖然曾一度將外商投資拒之門外，但目前印度政府和商界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轉變了思路，您是否認為印度在未來也可能成為吸引FDI的重要亞洲國家之一呢？

　　西蒙.朗：是的。但我認為，如果印度要想和中國那樣，在各方面大量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它還需要從根本上作出改變——具體來說，比如印度需要更好的社會基礎設施、自由的勞動力法律和更好的土地政策等等。

　　記者：當中國開始反思FDI帶來的利弊、開始有條件地引進FDI的時候，印度向FDI打開了大門。這樣的反差，說明了什么問題？

　　西蒙.朗：我并不同意這個問題的前提。所有的FDI引進都是有條件的，來自投資者和政府。并非一個國家打開大門FDI就會自動涌入。

　　記者：經濟活動自由化方面，印度和中國誰更有優(yōu)勢？

　　西蒙.朗：中印兩國的經濟發(fā)展各有特色。中國從勞動密集型產業(yè)中獲益匪淺，而印度有知名的IT專長和繁榮的外包產業(yè)，比如軟件產業(yè)的發(fā)展世界聞名。而且，印度國內基本上人人能說流利英語，印度從中受益良多。

　　記者：有人認為，在土生土長的中國企業(yè)中，很難找到一家在國外銷售產品的全球化企業(yè)。但印度就有能與歐美一流企業(yè)競爭的公司，如軟件公司Infosys　Technologies　Ltd.和制藥公司Dr.Reddy＇s　Laboratories　Ltd.此外，印度雖然缺少成為現(xiàn)代經濟體的硬件，但卻具備比中國更先進的現(xiàn)代經濟體的軟件，比如法院、金融體系等。是不是這些表明，印度的企業(yè)家們在長遠會比中國具有更大的優(yōu)勢呢？

　　西蒙.朗：盡管印度有知名的IT專長和繁榮的外包產業(yè)，但這與廣大群眾并不相干。整個IT行業(yè)大約只有100萬名從業(yè)人員，其產值僅占印度GDP的4%。印度制造業(yè)增長速度遠低于服務業(yè)，而且提供很少就業(yè)機會，這是令人擔憂的現(xiàn)象。2002年，印度制造業(yè)只吸納了620萬勞動人口，而中國制造業(yè)卻有1.6億名從業(yè)人員，中國已經成功地變成了世界工廠。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開始推行改革開放，這不僅增加了農民收入，而且為新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輸送數(shù)千萬員工。印度不可能發(fā)生這樣的奇跡。

　　中印將成為“競爭性合作伙伴”

　　記者：目前，對于中國經濟的看法，印度國內的主流輿論聲音是怎樣的？有經濟學家撰文表示，“因為中國令人矚目的成就，印度精英階層對中國高度關注，趕超中國成了印度舉國上下的目標。”印度國內的實際情況是這樣嗎？

　　西蒙.朗：我認為這有一點言過其實，不過只是一點點。當我兩年半之前第一次來到印度的時候，印度商界對于中國競爭力的恐慌讓我印象深刻。現(xiàn)在，印度的商界仍然非常關注中國，但是他們更傾向于把中國作為一個合作機會而不是威脅。其實他們最擔憂的還是中國經濟減速對于全球和印度的沖擊。

　　記者：中國的態(tài)度似乎和印度不太一樣：中國并未將印度作為競爭對手，中國看到的最主要的競爭與合作伙伴是美國和歐盟。如果要說比較，似乎在這個舞臺上中國是缺席的。這個問題您怎么看？

　　西蒙.朗：我同意。事實上，中國和印度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競爭對手。雖然印度可能以中國為標準衡量其經濟增長和國際影響，但中國是以美國為比較對象。另外，中國與印度的關系正在變化。目前，兩國外交關系十分友好，并且雙邊貿易繁榮。我估計印度和中國將成為“競爭性合作伙伴”。

　　印度擔心中國可能取代它在IT服務和外包輸出方面的領先地位，只需幾年，中國就能夠造就與印度數(shù)量相當?shù)能浖�工程師和會說流利英語的大學畢業(yè)生。鑒于它在全球經濟中的巨大影響，中國可能會取代印度這項毋容置疑的競爭優(yōu)勢。

　　更重要的是，印度是否能在出口型勞動密集制造業(yè)方面與中國分庭抗禮。這是印度經濟增長趕上中國在過去20年達到的水平的惟一途徑。印度希望成為出口大國，但在發(fā)生重大變革之前，它不可能達到這個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