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校長：一個國家有理由去做它想做的事情

　　王利芬

　　在一月二十九日黃菊副總理在世界經濟論壇的講演聽眾里，耶魯大學的校長列文坐在門邊的一個角落，極其低調，正通過耳機在努力地理解。他的認真，他對中國的著迷，都讓我特別好奇想知道他對今天黃菊副總理的講演有何看法。

　　王利芬：你看我們剛聽完我們的副總理黃菊的講演，我們倆都在這個狀態，你覺得怎么樣？

　　列文：我并沒有趕上開場，但是從我在這兒后我就一直聽到結尾，直到最后黃副總理回答的兩個很難的問題，一個關于知識產權保護，一個是關于中國人民幣匯率。當我聽完時，我的評價比較正面，我認為中國正在朝著市場化的方向走，改革和市場化的方向仍在繼續，正在加強行政許可法的建設和一些監管系統，仍在堅持市場經濟的方向。我相信，會有很少外國聽眾在這個地方不滿意，這是我的總的看法。

　　王利芬：對黃副總理回答的兩個問題你會怎么看？

　　列文：至于說到知識產權的保護，我想這里并沒有完說服外國觀眾，黃副總理并沒有提到許多相關的法律，也沒有時確設定做這項工作的階段，以及對這個問題的特別強調，和政府工作的優先考慮上。但是在這個問題上，他有一點他得非常好，他說中國在過去的十二年里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而這些成績的取得在西方需要上百年的時間來完成，這個提醒非常好，一個國家的發展需要時間來改變，這個提醒很好。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可能需要更多的承諾，未來并在法律上加強。

　　王利芬：那么關于人民幣匯率呢？

　　至于說到人民幣匯率，我認為是否完全浮動匯率，這是一個十分復雜，很難讓外面人的來評價人民幣是否要成為一個自由浮動的匯率，副總理先生在這里說在中國實施人民幣匯率浮動之前強調的幾點，比如加強銀行的內部監管等是很重要的，因為在實行浮動匯率之前，必須有很多的措施和手段與這個新的匯率體系相配套。但我同時認為，關于這個問題在未來的一年或三年的時間里討論還會增多，壓力還會加大。

　　王利芬：今天上午，如果你有機會給我們的副總理現場給他做一點你的評價，那會是什么樣的呢？

　　列文：首先我認為他的講演中對市場經濟這個方向堅持的承認，以及對過去二十五年改革方向堅持，都讓人覺得非常的有說服力。我認為中國在高科技領域會變得越來越重要，而且現在也正開始在制藥行業和通訊行業方面做一些研究。我想強調的是，正因如此，知識產權的保護現在變得越來越重要，假如中國要在世界上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應該在這個領域里加強法制的作用，國內市場需要強調知識產權的問題，在國際市場更是如此。如通訊產業的發展，需要知識產權的保護。

　　王利芬： 我常常看到許多外國人比較喜歡用他所持有的視角和標準看中國，并且希望按照他們的意志辦，你是怎么看的？

　　列文：經濟學家分析問題一定要根據這個國家的現有狀況來進行，要看看他們走到了那一步，政策是什么樣的，沒有這個基本的前提，很難分析問題，這也是我接受的一部分訓練。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希望將自已的標準和想法讓別人接受，這樣一些做法通常是政治家們喜歡做的。我認為一個國家有理由去做它想做的事情，即使有些地方在實踐中并沒有太好的效果。但中國已經做得很成功，將近一個億的人在過去十多年里得到脫貧，這很讓人尊敬，還有一些政策也很好。當然，與此同時，在一些領域也會有一些問題，我知道中國正在努力解決這些問題，比如說知識產權問題，中國正在努力，但有時會覺得解決得很慢，但未來幾年可能會一點點克服，人民幣匯率的情況就是這樣。

　　王利芬：經濟學家史蒂芬 羅奇曾說現在是全球共睹美國模式，有這個論壇上，也有人說中國正在走一條并不同于西方所想的路，而這條路很有可能成為中國模式，你認為有中國發展模式嗎？

　　列文：我認為有，美國模式就是獨家的美國模式，而中國模式就是獨家的中國模式。在這里有一個東西需要強調的是，無論是那種模式，都要看發展的結果，在美國我們最初的一百二十年里，我們也并沒有完全的民主，就在19世界。對于美國來說，認為民主是發展的前提條件，但我認為中國在采取各種手段發展經濟，也會還逐漸地發展政治體制的改革。對于我來說，有時我感到有一點困惑，我指的是在說到民主的問題上。但是有一點我堅信，最重要的事情是法律。假如現在中國就選舉，現在就什么都能講，那其實就是一場混亂，很多發展中的國家，比如說印尼，也有民主，但沒有穩定的法律體系，結果又如何呢？我認為中國的確需要在市場上需有預期性，有規律性，這是很關鍵的問題，問題是中國正在向那個方向前進，你知道中國的行政許可法在商界受到歡迎。所以我想在中國，應是法制優先，之后一點點民主， 這一點應該很明智的。有一些國家在沒有一個穩定的狀態時就選舉，結果并不好，我們需要明白這一點。

　　王利芬：謝謝你花時間讓我分享你的想法。

　　列文：也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