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青島·中國財富論壇”于6月19日-20日在青島召開。上圖為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國經濟師巴曙松。(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2015青島·中國財富論壇”于6月19日-20日在青島召開。上圖為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國經濟師巴曙松[微博]。

　　巴曙松：謝謝主持人，我們這一節的主題涉及到兩個內容，一個是資產財富的管理，一個是人民幣的國際化，或者叫跨境的管理。所以我把它結合起來談，一個跨境的財富管理，能夠給我們的經濟金融體系帶來哪個方面的影響，我想提供一個角度。

　　一個地區，一個企業，一個金融機構，都有它的資產負債表，國家也是一樣。你看不同國家的資產負債表，有很多非常有趣的特點，實際背后直接和間接的與資產管理行業相關。首先我們看美國，美國的國家資產負債表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特點，在去年，它有海外的凈負債是4.5萬億美元，但是你看整個國家資產負債表，產生的正的海外的投資凈收益大概2200多億美元，也就是說用他非常發達的一個資產管理和投資金融市場，低成本從國際市場介入了資金，而重新對外投資產生的收益足夠覆蓋這個成本還產生每年2200多億美元的正收益，這是一個案例。

　　還有第二個，日本，我們看到日本有比較大量的海外凈資產，正的凈資產3萬多億美元。產生的收益是正的，但是比美國這樣一個有4.5萬億凈負債產生的收益還要少。

　　第三個對比，讓我們覺得對比很強烈的，就是中國的國家資產負債表，去年你看到我們國家的資產負債表上，海外資產是正的兩萬億，大概1.8萬億美元。但是凈收益是負的，也就是說在海外凈資產這一方，我們對外投資的時候，你看它的結構，過分的集中在國家手里，過分地表現為外匯儲備的投資，而這基本上投資在一些低風險、低收益、高流動性的資產，收益是比較低的。

　　而在我們吸引國際資本流入的時候，基本上強調直接投資，這些優惠的招商引資，所付出的成本是相對高的。所以我們這樣一個國家資產負債表，結果產生了負的凈收益。所以從這個意義上理解我們的資產管理，同時從資產方和投資方都可以做工作，在資產方，應該通過發展資產管理的市場提供多樣化的產品，讓居民、讓專業的機構投資者有這種驅動力去購買外匯進行海外投資。

　　我們假想一下，就是1.8萬億或者接近2萬億的海外凈資產，收益率上升一到兩個百分點，至少實現國家資產負債表從負收益變成正收益。如果我們的企業，金融機構在運用海外的投資工具更熟練一點，發債、各種金融產品，上市融資，而不是原來招商引資這種高成本模式，我們在負債方的成本在降一兩個點，整個國家資產負債表會是正的。

　　所以財富管理能夠在當下直接推動優化中國的國家資產負債表，我覺得應該提高到這么一個高度來，青島召開這么一個財富論壇，如果在跨境方面有所新的突破，來鼓勵藏富于民和外匯投資的多元化，從宏觀層面，有助于優化中國的國家資產負債表。

　　第二個觀點，你看人民幣國際化，在一段時間內總需要實際的驅動力，你把海外人民幣的保有量、持有量的波動來看，研究它的直接驅動力，你可以看到比如在香港市場，人民幣持有量的波動和人民幣升值預期的相關性非常強，或者說在前一階段，人民幣的升值預期事實上成為驅動海外機構持有人民幣很重要的作用，在初期階段這無可厚非，但是隨著人民幣逐步進入到一個均衡的匯率空間，我們要為人民幣國際化找到一個新的金融領域的驅動力。

　　這個驅動力不單單只是人民幣的升值預期了，重點也應該轉向提供多樣化的、覆蓋多種風險收益偏好的金融產品，這是關鍵。而在這個時候，我覺得滬港通的開立，建立了一個具有廣泛的拓展空間的一個跨境財富管理的政策框架。因此，今天滬港通有什么特點呢？

　　第一，內地和香港基本上以最小的制度成本，實現了跨境的投資，在中國內地這一部分，我們的監管制度、市場運轉、市場交易、資金清算，都沒有做大的調整，還是原來的大家習以為常的方式。在海外，國際投資者遵循的也是海外原來一直習慣的方式，在尊重各自交易原則、交易制度不做大的調整的情況下，滬港通實現投資交易的國際化。

　　比如說來自英國的投資者，或者來自德國的投資者，他在家里通過經紀商下一個單，感覺不到這個單下到港交所的交易系統，港交所每天撮合之后，及時把交易單送到上交所[微博]。而我們青島的一個投資者坐在家里，通過齊魯證券或者哪個證券公司的系統下一個單，進行了撮合。其實雙方的交易習慣沒有做多大的調整，而是原來習慣的交易制度，同時資金流向也是高度可控的。你買了股票，海外的資金買完了賣出去，只能原路返回，所以資金流向是可跟蹤、可追溯的。所以就建立在不改變原有大的監管框架，監管規則的情況下，實現國際化的一個政策框架，而且具有可拓展性。

　　既然在香港和上海的股票可以連通，接下來深圳的為什么不可以呢？既然股票可以連通，為什么債券不可以呢？債券可以連通，為什么商品不可以呢？現貨可以連通，為什么衍生品不可以呢？這樣我們就可以把海外的需求撮合到反映到比如說中金所[微博]，大商所的交易平臺里，這樣你一個多元化的交易結構，多元化的投資結構、稀缺結構，你形成的價格才真正具有國際影響力，這才是爭奪商品定價權的真實內涵。如果你關起門來，一會兒同樣稀缺，一會兒同樣富余，這個會導致你的價格信號失真，多樣化的不同的風險偏好、不同判斷投資者形成的價格更有代表性。所以我想講的第二點，就是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驅動力，從升值預期轉向多元化的金融產品驅動，而滬港通建立了一個具有廣泛的拓展空間的跨境財富管理的政策框架。

　　目前為止，中國的投資者要跨境投資最多的還是香港，所以你回顧一下香港市場的歷史非常有意思，在過去這么多年，香港市場其實發揮了一個什么媒介作用呢？就是中國的企業需要用錢，海外的資本在香港市場流過來，中國的企業出來在香港市場籌資，所以在這個時期有兩個主體，一個是國內的發行人企業，一個是海外的資本，這個在過去的十幾年、二十幾年，基本上是中國的企業不斷的遵循國際資本的一些規則，去改制、去調整，所以經常看到一個三十來歲，二十多歲的一個小伙子，對我們國內的大型央企的董事會可以指手劃腳，這個資金剝離了，這個礦山裝進去，基本是這樣一個單項功能，為國內企業匹配國際資本。

　　所以發展到目前這個階段，中國的資產有跨境配置的這種需求戰勝了，如果不想倒時差，要到紐約12個小時，要想到歐洲還要16個小時，為什么香港能玩呢？互相雙方都能開市。現在產生兩個新的主體，一個是國內的投資者，一個是海外的金融產品提供者。所以未來我覺得香港市場主要發展動力來自于這里，你怎么樣準確的識別中國的這些不同的投資者的風險收益偏好。然后把你的產品放到香港市場，供我們的投資者去選擇、去投資。所以，到目前來看，這本身也是一個中國的投資者的投資風險收益偏好，投資習慣，逐步被海外市場理解、接受的一個過程，就好像淡水、咸水互相交匯的過程。

　　在香港市場上，我經常也拜訪一些公募、私募的投資者，我說如果開放，你們在香港買什么？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比如說買國內買不著的。國內很多行業，很多公司，沒有這個方面的上市公司，在海外市場有，去買這些稀缺的產品。第二，買有估值差異的，同樣的公司，這邊貴，這邊便宜，你同時買，當然我買更便宜的。第三個，就是買這些更適用我的量身訂做設計的產品，希望有越來越多的今天來的國內外的機構投資者，設計出這個產品來，能正好恰恰符合中國的這一部分投資者，它的風險收益偏好，而目前我覺得有相當多的海外投資者還停留在簡單的把中國的投資者需求簡化為“中國大媽”，然后說這個就是跟風、炒作。我跟他們做解釋，我說不是的，一個投資者在中國這么一個大幅波動的市場，他們生存十年、二十年，已經是世界一流的投資家了。所以不存在一個貶低它或抬高它，而是冷靜分析他的風險偏好、投資習慣，設計出有針對性的產品，這才是你金融專業發揮作用的空間所在。

　　危機之后，全球各國經濟發展巨大的一個差異就是非常大分化，典型的處于去杠桿的不同階段。所以這個時候進行全球化布局，給我們的企業很多元化的選擇機會。很從容地在希臘的波動的時候，可以挑歐洲好的資產，你也可以在比較低的成本，融資成本很低，可以先發債籌資。這個時候正好是利用全球化周期的分化，經濟發展程度分化，去杠桿化分化的時期，進行全球化布局，應該說是有很多的機會和時間窗口的。

　　如果做歷史的類比，不少同志討論認為可能在2015年中國金融發展上類比制造業在1992年，那是大量的國際資本在資本逐步開放之后，進入中國市場，跟中國強大的勞動力結合，形成強大的加工制造能力。所以現在我們可能也處于中國金融業發展的這么一個類似的起點上。今天早上，我碰到洪磊會長，問他現在有多少家私募基金注冊了，因為我以前做過中國證監會[微博]基金評審委員，基金公司成立、發產品我們去投票，大概郭省長當主席的時候，大概七八十家，六七十家。當時我記得跟洪磊主任說，前面再加一個1，才會有競爭，洪磊說加1還不夠，后面要加一個0或兩個0，今天早晨他告訴我有1.3萬家，而且每個月四千家在增長。所以大量領域涌入，像1992年孕育優秀的制造業企業一樣，會孕育出優秀的中國企業家家和金融企業。是這么一個新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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