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由復旦大學、韓國高等教育財團聯合主辦的“上海論壇2015”于5月23日-25日在上海舉行。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鄭磊出席并演講。

　　鄭磊表示，政府應該作為大數據的提供方，與社會資源進行合作，從而提供公共服務，而不是事事都親力親為，不但做不好，還浪費社會資源。

　　說到各地對滴滴打車等新型業態的“封殺”，鄭磊直言，“看到更多的是壓制和用傳統的方式監管，政府的思維沒有改變還要阻礙社會的進步，嘀嘀打車和嘀嘀專車確實需要監管，包括安全的問題、交稅的問題、是否侵犯公眾利益，政府要守住底線往前開發。我們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不是站在落后的位置上遏制先進的生產力。”

　　以下為演講實錄：

　　鄭磊：這個題目是信息社會和治理創新，從我的視角理解，現在主要是三個層面：面對這樣的信息社會，尤其是移動互聯網、大數據和云計算起來以后，政府自身如何運用信息化的手段提高運營的效率效能，尤其是大數據時代如何基于數據決策，以前的決策是討論出來或者靠經驗，現在我們看到了數據挖掘以后完全進入了一個新的范式，現在這個方面也有很多問題，我們沒有看到電子政務跟上電子商務。汪玉凱老師講過十年前做電子政務優化說要以電子政務引領電子商務，十年以后反過來看完全是一個笑話。

　　政府如何利用信息化的手段提供公共服務和進行政民互動，這個方面我發現了一些誤區，政府在做APP和微信服務號，自己做的時候做得并不好。上海環衛市容局做的一個應用是幫大家找公廁，第一次感覺很好，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以前找不到公廁在哪里，現在是大眾點評尋找最近的廁所，點開以后看到里面有幾個蹲位收不收錢，一聽是很好，但是用另外一種思維看它的問題，因為這里只有公廁，難道不上飯店或者肯德基[微博]的廁所了嗎？它的體驗仍然比不上高德和百度[微博]，自己做不好還要花錢，有的時候APP花幾百萬去做本社區的評測系統，所以現在出現了一種新的方式，與其自己做不如合作，而且是開放數據，把公廁的數據開放出來什么就不用做了，他們自己會開發，而且不用花你一分錢。這個時候開發者和市場是合作關系，現在特別擔心的一個情況是移動互聯和大數據，什么都是自己做，做得又不好，我們擔心浪費大家的錢，所有的數據只集中在政府手里，大數據會不會等于老大哥？所有的視角對于公眾的監控，英文當中講過Big Data是不是等于Big Brother，政府開放數據本身就是一種公共服務，不是自己生產公共服務，現在變成提供數據讓社會生產，這個時候政府仍然在提供公共服務，不再需要Produce，只需要Provide。政府如何應對這個信息社會的興起？

　　去年我們看到了大量社會上的創新，嘀嘀打車、互聯網金融和余額寶[微博]，政府如何應對這種情況？別人做了你怎么辦？現在我們看到更多的是壓制和用傳統的方式監管，政府的思維沒有改變還要阻礙社會的進步，嘀嘀打車和嘀嘀專車確實需要監管，包括安全的問題、交稅的問題、是否侵犯公眾利益，政府要守住底線往前開發。我們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不是站在落后的位置上遏制先進的生產力。

　　所以我們需要思考幾個問題，愿不愿意管、為了誰管，是為了出租車還是公眾的交通出行便利，或者是為了維護自己的行業利益？這個方面的思維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是相沖突的，要在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到決定性作用，相等卻沒有做相關的事情，包括李總理推的大眾創業和萬眾創新，現在我們接觸了很多年輕的九零后，交通大學的老師只開放了三個數據，就是YY、食堂一卡通和交通大學的氣象圖，結果有一百八十多個學生的團體應用這些數據發揮出了各種各樣的應用，我們完全想像不到能做出這樣的應用，我們看完都驚呆了，能夠帶來的社會價值就是無可估量的，不要說政府開放更多的數據。整個社會在往信息化的方向發展，可是我們政府或者更多大組織的結構是工業化時代留下的官僚制，碎片化、層級式、部門分割、條塊分割，尤其是封閉式的自上而下，社會已經變成了鳥巢的結構，政府還是一個金字塔，二者可以說是沖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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