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由復旦大學、韓國高等教育財團聯合主辦的“上海論壇2015”于5月23日-25日在上海舉行。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于海出席并演講。

　　以下為演講實錄：

　　于海：前面幾位談的都是和技術有關，特別是中國國家信息安全，實際上我們不掌握核心技術。現在這次亞投行的行動中，中國真的沒有挑戰美國，美國掌握著美元和互聯網核心的東西。

　　1979年鄧小平到美國訪問的時候告訴美國總統我們要給越南一個教訓，當時我在北京讀書，真不明白為什么鄧小平剛剛當上國家領導人就要做這么大一件事，國外的反對聲音是很大的，現在才知道他們打越南就是打蘇聯，打蘇聯就是給美國一個小禮物，表明現在我要加入全球進程，你得幫助我、你得接納我，美國接納了。

　　我想說的是，剛才大家都談到了標準問題，關于放開平臺和管制內容，中國老百姓感受最深的就是管制內容，而且內容方面的社會沖突是最大的，現在我們是往前走還是往后倒退？我們搞了三十多年還在搞一些三十年前都不管的內容，互聯網的確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可能性，但是我也不大相信將來我們不需要大規模生產，我們仍然需要，所以這個社會越發展，越是個性化的東西不見得是在每一件的物質用品，物質用品只有大規模生產才能降低成本，才能對資源做最好的利用，所以工業社會會成長在信息社會里面，我關心的是我們用什么東西去管，這才是最重要的。

　　管的東西已經不是技術問題了，技術可以在希特勒手里面，也可以在羅斯福手里面，最重要的是配合技術的是什么。自貿區現在要有一個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負面清單就是告訴我什么不能做，剩下的都能做。關于信息管理和內容管理也應該是這樣，要告訴我哪幾條絕對不能碰，哪幾條很模糊，碰了以后才知道可不可以碰。人類社會的思想就是要碰了以后才能往前走，信息社會最大的好處是什么？我根本不需要寄卡片了，大量的精力放在資料上面，現在拿著一本書兩個小時看過了以后有印象，最后在互聯網上把關鍵詞打出來，所以腦子里面有巨大的空間，不是在記東西，而是在創造。

　　信息社會對于人類社會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創造，而創造最大的可能性是個人，根本不在于管理信息的官員身上，我們反復強調治理的問題，好像政府是神一樣，原來認為政府搞經濟是一個神，結果試驗表明政府不是神。需求就是信息在個人手里面，市場經濟實際上是跟著需求走，政府不是無所不能，哈耶克計劃經濟主要不是政治理由，而是沒有辦法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不可能全面掌握信息，信息在每個人手里面。將來的創造性就在于個人，而且有巨大的可能性。

　　現在我給九零后的學生上課，真的是說不準，他們二十五六歲可能就一下子有了驚人的創造，他們腦子里面不需要每天要記很多東西，創造性完全沒有辦法預料。關鍵是什么東西可說，什么東西不可說，什么東西可想，什么東西不可想。憑什么讓網辦網警知道？憑什么讓國家領導人知道？創造權在每個人手里面，這里涉及到一大堆東西，比如道德標準、價值標準、政治立場，要把這些問題一條一條地梳理，最后才能說我們有一個在多大程度上是比較對國家安全的，現在動不動就是國家安全，網上隨便發一條信息就是在顛覆。現在連跟朋友說話都不敢多說，手機得放在桌子上，所以要解決的問題是我們必須要看清楚信息社會給我們帶來的最大好處是什么，然后再討論治理。我們面對著信息社會帶來的巨大便利性和可能性，自己在約束自己，自己在壓制自己。

　　前面的技術講的報告是一部分人，包括中國最精英的人追趕技術，還有一部分人技術再發展跟他們沒關系，每個人都是懶人，這個群是一個社會的群，所以在群里面信息技術給我們帶來了怎樣的互動關系？產生了什么性質的沖突？這種人際關系和日常生活當中的人際關系是不是完全一樣？對于老百姓來說技術只是到了前臺，但技術增加了多少可能性？

　　汪玉凱：你的思想我完全理解，拒絕思想暴力是防止專制的良藥。

　　于海：簡單地說，我關心兩個問題。一個是對于內容的治理一定要有我們所說的，建立一些可操作，而且是最低限度的標準。另一個就是互聯網技術是不是會影響到人際交往的各種方面，原來我如果有一百個朋友腦子里頂多想到十個，現在打開微信圈有兩三百個，交往的可能性會急劇增加。如此分享信息、分享感情會不會對人類生活產生重要的影響？未來估計可能會談到，這是很重要的，對于大部分不搞技術的人這個才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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