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復旦大學——新加坡管理大學國際論壇”于2015年4月10日在復旦大學舉行。上圖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寇宗來。(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新浪財經訊 “第二屆復旦大學——新加坡管理大學國際論壇”于2015年4月10日在復旦大學舉行。上圖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寇宗來。

　　以下為演講實錄：

　　寇宗來：首先非常高興能夠在這里分享我的一些研究心得，我今天講的題目是知識產權、風險投資跟中國或者上海的自主創新。我這里面分享的一些心得主要是我們近期在上海張江自主創新區調研之后得到的一些研究結果。

　　過去中國經濟的奇跡主要是依靠大規模的要素動員，以及吸收國外的先進技術，大規模投資。但是現在大家都知道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的急劇上升，環境壓力持續增加，使我們獲取國外的核心技術越來越難，原有的增長方式已經難以持續。所以習總就提出新常態的概念，在我的理解下面，它包括兩個部分，第一個就是增長要下降，第二個就是要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在速度下降的同時要通過質量來彌補。怎么做到這一點呢？也就是我們要有一個新的增長引擎，過去主要是要素動員，現在要變成創新驅動。

　　根據三中全會的決定，我覺得有兩個，第一個就是要讓市場來起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第二個就是政府依然要起積極的作用。為什么在創新領域市場要起決定性作用呢？大家如果看過《社會主義向何處去》，那個里面就講原有計劃體系為什么不行呢？主要是計劃體系沒辦法解決創新過程里面所面臨的信息以及激勵問題，創新是打破常規，很難計劃。但是經濟學的知識告訴我們，創新通常具有很強的外部性，所以需要政府的干預來進行糾正，但是政府的糾正也需要一定的前提。

　　過去中國對創新一直在進行干預，我們可以把創新理解為一種投資，人們進行創新的動機就取決于創新活動的技術收益，按照這樣的分類，可以把創新政策放成兩大類，第一個就是基于要素的政策，主要是降低研發成本，主要是通過政府對特定的企業進行補貼，或者進行稅收減免。

　　過去中國政府做的最多的就是這個，但是這個政策我們經過調研或者各種統計，實際上效果不是很好，為什么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信息問題，因為在補貼的時候，政府要去選擇戰略新興產業以及某些企業，而政府在選擇企業和產業的時候，實際上是沒有專業的技能，所以最后政府選擇的戰略新興產業里面都沒有BAT，政府支持的領域很多都死掉了，不支持的反而起來了。最近國務院也有一個新的政策，就是要限制地方政府對于特定企業進行補貼，這一類政策的可行性也有問題。

　　第二類政策就是面向產出的，主要是擴大創新的收益，在這方面主要是知識產權跟市場整合，它跟投入端的政策相比最大的好處就是放松了政府在進行創新干預時候信息的約束，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你不需要判斷哪個企業是好的，只有那些能夠滿足市場需求的企業才能夠在創新過程中獲得報酬。但是在中國現在是否應該強化知識產權保護還是有爭議的，反對的人就說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還是技術的進口國，如果強化保護，主要是拓展了發達國家在中國的市場力量，所以得不償失。但是實際上支持的人也有很多的論據，比如說知識產權本身就是一個創新的最重要的激勵機制，我們也有很多國內的本地化的需求需要當地的企業進行創新。另外還有說只有強化保護這方面，也能夠改善我們的模仿機會。中國的山寨實在是太多了，不光是小企業去山寨大企業，還有很多大企業去山寨一些創新企業，利用它的優勢把創新企業干死，這種山寨行為會導致一個市場，就是你作為一個創新者，只有在很短的時間內把成本收回來才能賺錢，所以造成市場的短期化行為，也會導致面向底部的惡性競爭，也會損害企業建立品牌的行為。

　　另外就是跟知識產權相關的，確立基于個人的知識產權非常重要，這個主要是跟周曦處長講的一樣，我是以產學研來講，大家都知道中國，尤其對于上海來講，因為我們有很多高校，所以在建設國際創新中心的時候，大學應該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高校知識產權的轉化率非常低，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校里面的知識產權是全民所有的，一旦要轉化的話就面臨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你還沒賺錢就進牢了。把產權確定到個人，我認為非常重要，現在有人說我們只要確立的一半，比如到高校似乎也可以，但是中國跟美國還是有區別，因為我們的高校也是全民所有的，在轉化的過程當中肯定會有國有資產的評估，只要一評估就死掉了，時間非常長。在產學研里面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高校的教師的目的跟企業的目的是有差異的，高校的教師主要是為了發論文評職稱，企業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賺錢，這兩個目標怎么對接呢？我想了一個主意，不知道合不合適，你既要讓這個老師同時是老師又去創業挺難的，但是有一種辦法就是讓他有個創業假，這三年五年你可以出去創業，創業成功你就可以回來，創業失敗也可以回來，一輩子大概只有兩次或者三次創業假的機會，讓這個人該干啥就干啥。

　　知識是力量，但是在創業里面，單純知識是不夠的，我要強調的就是資本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國，現在大家知道中國經濟增長一個很大的特征就是我們的傳統經營體系沒辦法去為創新服務，這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國有銀行沒辦法對小微創新企業進行資助，這個也有原因，因為沒有抵押，又高風險，所以不行。那么根據美國硅谷的經驗，風險投資、天使是非常的重要，關于這方面我覺得上海或者張江應該有雙邊思想的思維。現在關鍵的問題是怎么打破雞生蛋蛋生雞的過程，我們在調研過程里面發現，也是一些做PE/VC的人說，現在制約中國VC發展的重要的問題就是稅收的問題，比如說雙重征稅，你作為VC最后退出的時候要交稅，再到個人的時候還要交個人所得稅，等于是雙重征稅。另外一個是基于項目的交稅，你投資了100個項目，最后只有一個成功了，成功的項目要交稅，其它的因為你虧了也不給你補貼，美國對于天使或者VC早端是有稅收補貼的。

　　建議上海應該對風險端比較大，前期應該有一些稅收的優惠，如果說我們有了大量的VC，對于政府來實施產業引導也是有好處的，過去我們的政府自己去選企業很難，經常選錯，一個很好的辦法不用選企業，只要選VC/PV就可以了，誰玩的好就很容易了，看報表就可以了，政府還可以做引導的，比如說發展醫藥行業，專門投那些致力于醫藥行業的VC，政府原先是直接補貼，現在只不過換成間接補貼，政府要搭這個市場的便車，也就是原來政府的資本有兩個功能，第一個是杠桿功能，第二個是信息發現功能，原來兩個都要做，但是我們在信息發現方面很差，政府只要回到杠桿功能就可以了。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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