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2014）第12屆改革論壇于2014年11月2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上海市社科院院長王戰。(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2014)第12屆改革論壇于2014年11月2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上海市社科院院長王戰。

　　以下為演講實錄：

　　王戰：尊敬的彭森主任，尊敬的各位來賓，大家下午好。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中國改革新政策，舉世矚目，萬眾期待，總書記也說了，一分部署，九分落實。7年時間要推動336項改革落到實處，我想，這個方式方法很重要。我講講這項研究的一個背景，當初是三中全會前，去年7月份遞交了一份關于改革總方案、總路線、總時間表的研究報告。然后三中全會一開完，我們馬上去做了一個統計，60條里面一共有多少改革舉措，統計下來339項。后來3月5日，總書記參加我們上海代表團審議政府工作報告的時候，我匯報了，他糾正我說是336項，但至少我們很早做了統計，為什么？那個時候我們就接下去馬上做了一個時間表的研究，當初的意圖就是，是不是把這336項改革摸索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上海在改革當中能夠當先行者。是出于這樣一個意圖做的。

　　做完了以后，到2月份，差不多3個月的時間，對國家已經出臺的12項改革又做了一個抽樣統計。剛才我和宋曉梧會長聊到，他也填了那個表。做下來以后發現，整個12項改革當中，7項大家是比較滿意的。比如廢除計劃生育的改革，廢除勞教等等，都是比較滿意的。但是，也有一些改革當初大家并不是很滿意，比如當時IPO改革，一改完了以后，股市掉下來，很多散戶被套住了。在這項研究基于問卷調查的研究，實際上說白了，我們得出的是3個三。一個是覺得這7年的改革，應該是有3條路徑，分左3個階段，實施3個原則。3條路徑，我們覺得這次改革和1978、1979年的改革很大的不同，那個時候是單邊突進，來帶動全面。這次是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的范圍這么廣，我們覺得應該不能336項在第一年全推出來了，這樣“交通”擁堵了。這三個路徑，第一個當然是頂層設計了，全面深化改革，很多改革相互聯系。第二個改革，我們覺得原則上中央應該統籌的，但是這個改革的是不是成熟，是否安全？所以希望通過地方來試點。第三類改革，依然可以摸著石頭過河的，就是交給地方上讓地方上大膽地去試，去闖的。所以，后兩類，我估計地方上為著力點，我在后面會講到。

　　三個階段，我們把它區分，前兩年實際就是“十二五”最后兩年，中間再加上兩年到2017年，就是本屆政府的任期，后面還有3年。把這個時間段里面的336項，也做了一個區分，哪些是應該在前面兩年推出的，我們劃出來170項，占全部的改革50%出頭一點。中間這一段，我們認為還可以推出80項，還有幾十項可能要放到最后的三年去做，為什么這么區分？我們又提出了改革的三個原則的問題。就是改革采取什么樣的一個原則來實現這個時間表呢？三小點：一是應該先易后難的原則。二是最大瓶頸的原則。三是最大公約數的原則。這些原則我們在第一個階段兩年當中的設計，是按照這個來做一個區分的，目的是要確保以成功的改革凝聚改革共識。

　　這一條非常重要，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和1978年、1979年有很大的不同，今天的任何一項改革都可能很多的不同意見，因為利益訴求不同。因此，確保成功的改革才能凝聚改革的共識，如果這兩年才推出了改革，不能保證一個成功的話，可能到后面再想改下去都很難了。所以，這是我們當初在遞交給中央材料當中的一個很重要的意圖。先易后難的改革，就是可以比較密集的先行，它易難程度對改革的阻礙大小、改革的效率的判斷。比如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益、農村集體經營建設用地制度改革，這是老百姓得益比較多的。改革阻力比較小，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必須前期對土地確權這些基礎工作一定要做好，如果這些工作現在不去做，按照成都的經驗，光是土地確權大概就要花三年時間，而且花3000人3億的投入才把這個事情做好。再比如增值稅、消費稅改革，研究探索也多年了，方案相對成熟，可以先行推出。教育改革百姓關注，方案實施的可操作性也比較強，事實上，現在有一些改革已經推出來了。

　　二是根據最大瓶頸原則，決定和影響其他改革的前置性與基礎性改革項目先行。這336項改革當中，有很多改革實際上這一項不動，其他就沒有辦法動。比如像早晨賈康所長所提到的，我們整個財稅制度的改革，如果這個不動，其他很多都卡在那兒了。還比如利率市場化的改革、城鄉保險制度改革、建立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統一市場準入、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健全社會誠信體系等改革，這都是前置性、基礎性改革，應該先行。

　　三是根據最大公約數原則。挑選部分可以先啃的硬骨頭，對于民眾共同關注的難點、焦點問題應選好時機，分布有序推進。比如前期已經推出的黨風廉政建設與反腐敗斗爭，都屬于這一類。所以，有待建立長效機制，但前期成果反響非常顯著。發展混合所有制與支持非公有經濟，當前應結合行業改革、價格改革予以有效突破。突破剛才講到的民營企業的改革，因為當前這塊非常重要，我認為這是實體經濟發展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突破。對改革發展形勢要求迫切，但有難度，吃不準的改革項，我們建議可授權地方先行試點。比如擴大服務業開放，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基層建設等這方面的改革。

　　另外，建議中期推進的改革項目。我們覺得有幾個方面：

　　一是關聯項多、牽扯面大、制度設計較復雜的改革，在前期要做很多的工作。如財稅管理體制改革，建立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三大領域的改革。前期主要是總體方案設計與試點性改革，真正深入改革主要還是在中期。

　　二是制度保障性改革項。如推進民主法治改革，維護憲法法律權威、建立與行政區域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制度的深入改革。首先，應該是以經濟社會領域的成功改革為基礎，同樣也是要鞏固經濟社會改革成果。

　　三是延續周期長、需要逐步轉變的改革。比如科技、文化、醫療等領域的改革大突破與成效顯現，估計會在中期實現。

　　四是風險與環境變化不確定的改革。基于風險考慮，金融改革中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與資本市場雙向開放，估計要到中期才看得清，比如最近美國徹底推出了QE了，這些東西風險都需要觀察。嚴懲和懲處各類違法實行優惠政策的行為，清理和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各項規定和做法，在地方實施中會存在過渡期的問題。

　　后三年，我們建議推進的改革項，這是2020年是總方案確定的改革任務完成年，對是否要改革這一后期進行的問題，專家的看法是不同的，有的認為，應該都放在前面一二期，但是也有的大家從具體的操作來看，認為部分領域改革還應放在后期，就是放在后三年。一是操作技術難度高，比如建立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編制全國和地方資產負債表，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等改革，需要一定的設計，以及包括統計，才能有一個推廣，應用周期比較長。

　　另外，改革深入程度難把握。比如實施全面規范透明的預算制度，優化行政區劃設計會需要相當長時間的持續改革。三是處于謹慎考慮的不確定項改革。如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四是政治意識形態要慎重，但是要堅定的推進，但是在時間上可放在稍晚的時間。如統籌黨政群機構改革、人大代表制度與時俱進改革等等。我們建議后期的推進項，不超過50項，大概在15%左右。

　　另外，我想重點講一下關于地方試點和協調配套。剛才我講有兩個方面的改革可以讓地方上先試先行的。這實際上也是我們上海自身的一個體會，我記得從2011年開始，那個時候上海開始了營業稅改增值稅的改革課題，這個課題花了幾百萬，做了一年時間，我們在做的過程中，實際得到了財科所、稅科所、國發中心大力的支持和配合，遞交了一個關于營改增的方案，后來報中央以后，中央批準了上海從2012年的1月1日開始試點。剛才所長提到這個問題，其實我們今天之所以能夠比較寬松、淡定的對象速度問題，是因為新增就業問題得到比較好的緩解。

　　原來我們說8%的速度，考慮的是新增1000萬就業崗位問題，去年速度有所下降，但是我們新增的就業崗位1300萬，今年1-9月份，這個數字非常漂亮，其實它是三個原因組成的：一是營改增。二是對小微企業免稅，6萬元以下的免稅。三是行政審批制度的改革，企業登記注冊大量的出來了。其中，營改增當時設計當中，考慮的就是一條，中國第三產業的比重是非常低的，當然這個低由我們整個制造業發展快相對引起的。但是，更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在制造業當中實行了增值稅，市場細分了。而在第三產業當中，營業稅沒有競相抵扣，所以我們在調查中發現，很多企業，像一個總部，其實有很多是服務業的東西，想出來。但是，一出來，當年的稅收增加了2000多萬。因此，營改增我想持續下去的話，對第三產業的發展會帶來很大的空間。

　　第二項改革，我們當時從2012年開始做的，2011年下半年開始做的，那項改革就是家庭農場。可能這項改革，可能有人覺得上海一個大都市，家庭農場怎么會在上海產生，我們做了半年松江的家庭農場改革。這個改革我們是倒推的，現在很多的報道不對，報道上認為家庭農場面積應該搞多大？說有的地方已經搞到1萬畝了，不對。家庭農場實際就是適度經營，當初我們和松江做測算的時候是怎么算的呢？說中國所有的人，農村的青壯年都出去打工了，如果這個制度安排是這樣，肯定是有問題的。那么怎樣使一部分的青壯年勞動力能夠留在農村，如果說留下10%、20%，后來我們定了一個數值，在當地的收入能夠達到出去打工的1倍，可能他就留下了。這倒推是多少呢？就是差不多一年的收入6-7萬，6-7萬在上海郊區對應的是多少畝土地？100畝。所以，上海松江的家庭農場起步就是100畝-250畝之間，1116家。這項改革實際上我覺得對我們今后農村改革，我認為這是四個市場主體之一，它不能取代專業合作社，也不能取代種糧大戶、農業公司，但是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形式。

　　第三項改革，就是在三中全會前上海做的自貿區的改革。自貿區改革，去年的4月份，幾乎已經走到絕路，因為大家都在設計政策怎么優惠。10月份，上海拿出一個方案，提出了負面清單和準入前的國民待遇。就是不要政策洼地，要制度創新，這項制度改革應當說一年來也非常順利。其中解決了很重要的市場經濟的概念問題，曾經和一個企業家討論，我說，現在沒有給你優惠政策，我們20年外高橋保稅區進來的就是8000家企業，半年當中來登記注冊上了1萬家了，沒有優惠政策，你們為什么全跑來了？當然，這里我想有相當一部分是還不知道要干什么，先去排一個隊。但是，那個企業家講的很明白，他說，什么叫企業家？我企劃一下賺錢的事業，我企劃出來了，就要辦這個企業，你給我一個審批，就是審批274天，我能夠賺錢的都雞飛蛋打了，所以你別以為你給我優惠政策，你是對我時間成本的賠償。你想，這話，確實是對的，所以現在四天能登記了，我想到一個能賺錢的事情，你四天能登記了，我能不來嗎？我還要什么優惠政策？所以，當時自貿區的改革是深有感觸的，不同于特區、新區、高新區的改革，實際是一個全新的改革。

　　三中全會以后，我們又有幾項改革，之前有一項，就是和重慶一起搞的房產保有稅的改革，當然這項改革是一個試點，沒有去推。三中全會以后我們又做了三項改革，一項改革是我們自己提出來的，就是剛才解決混合所有制的問題。中央三中全會過了沒有多久，就把這20條拿出來了，中央批準要求上海做的一個高考試點，高考制度的試點改革。還有一項是司法制度的改革，七項。這七項，我把它分類，其實就是屬于兩類，一類是屬于中央做頂層設計，但是他覺得這個事情推出的時效性是不是成熟，請地方試點，我們的自貿區改革、房產稅的改革、高考的改革、司法的改革，這四類都屬于這一類。

　　另外，有一些是地方上可以繼續摸著石頭過河的，先試先行的，特別涉及微觀層面。比如上海的國資國企20條，家庭農場的改革，這些改革都是我們自己想到的，自己去做的。我講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336項改革，其實這個改革不光是中央要花力氣，其實我們地方大有可為。1978年、1979年改革，很多是自下而上的，今天有頂層設計，但是把地方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做這個改革，依然非常重要。

　　時間關系，我最后講一個結語。我們認為，當前的改革有幾條需要做，關于改革任務的具體落實。一是改革任務具體落實要抓住事前、事中、事后三個環節。總體方案出臺以后，當前應進一步做實改革的時間表。二是優化中央、部門、地方間的改革統籌協調關系。這非常重要。其實，比如最近房地產市場的預期一下子急劇的改變了，這和我們改革的因素重疊在一起有關系的。比如不動產的登記，房產稅兩年要推出來，一頭是影響了公務員，事業單位當中比較收入高的人，還有一頭影響的是很多老板。我就接到電話，有人說我手上這些房子該怎么處理，稅收多少，這些因素重合在一起，就會影響當前的一些房地產市場的問題。所以，這個統籌我們覺得很重要。

　　三是應該把制度改革和發展戰略之間的關系協調好，就是穩定的發展速度是我們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前提，所以這方面要匹配，特別在“十三五”規劃制定當中，也要將總體方案和時間表落實到國家發展戰略規劃當中去。四是發揮第三方智庫作用，建立改革的跟蹤、評估機制。我們也建議，馬上改革一年了，這一年所出臺的多少項改革，這些改革，群眾的、老百姓的滿意程度，我們建議改革研究會在這方面做一些分析。

　　我就說這些。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