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億人口的基數和全球最高速的經濟發展使得中國正面臨著形形色色的勞工問題。這些問題持續地受到社會學家、管理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積極關注。
6月21日,本屆年會重點議題之一的“中國的勞工問題”主題討論會舉行。本場論壇由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終身教授、西安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邊燕杰主持。主講嘉賓有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教授、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顧問委員會主席郝令昕、羅格斯商學院副院長南茜·迪托馬索(Nancy DiTomaso)以及美國康奈爾大學產業與勞動關系教授、倫敦經濟學院雇傭關系與組織行為教授薩瓦什•庫瑞威拉(Sarosh Kuruvilla)。
蔡昉教授首先帶來了題為“中國青年勞動力市場”的主題演講。他認為,中國人口增長的放緩結束了勞動力的無限供給,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繼續擴大了城市領域對勞動力的強勁需求。這就導致了中國的勞工短缺以及工資通脹通過了劉易斯轉折點和勞動人口下降的人口紅利轉折點。這兩個轉折點使得中國經濟到了一個二元經濟發展和新古典經濟增長并存的過渡階段。伴隨著中國勞動力短缺的現狀,中國的青年人,特別是大學畢業生,卻面臨著就業難的問題。蔡昉教授強調,“‘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雖然現在勞動力市場上高教育水平者和低教育水平者的工資出現趨同性,但是職業教育不能代替大學教育。如今的世界變化莫測,我們不知道將來需要什么樣的技能。現在我們從事的很多工作,十年前也并不存在。大學是教授給人學習技能的,這才是這個世界最需要的技能。”蔡昉教授最后呼吁,市場失靈的地方政府就應該出面管理,應該大力投入教育,培養面向未來的人才。
隨后,郝令昕教授從“流動性”方面發表了自己的見解,她的主題為“中國城鄉勞動力在空間和職位上的流動”。郝令昕教授認為,過去四十年,中國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改革的不斷深化以及大量農村勞動人口的外溢,使城市勞動力市場出現了城市勞動力與農村勞動力的分離。過去關于中國勞動力流動的文獻主要集中于城市勞動力空間或職業上的流動,卻忽略了新存在的二元性。因此,郝令昕教授與她的同事在這一方面做了更為深入的研究調查。她們發現如果學者能對勞動力流動性這一問題作出調查和解釋,將對解決中國日益嚴重的社會不平等的問題發揮積極的作用。
中國的“關系”文化一直是國內外學者的研究重點,也被認為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色。南茜·迪托馬索教授的研究表明,西方也有“關系”。在以“比較社會資本在中美勞動力結構中的作用:社會網絡與機會探尋”的主題演講中,南茜教授指出,美國盡管是資本主義社會,但是求職者在尋找工作時同樣需要依靠朋友的推薦和幫助。這種額外幫助的價值也會隨時間而增加。人們會不斷擴大他們的接觸面并積累經驗,從而擴大自己的社會網絡。在個人主義的文化框架下,大多數美國人認為自己人生的成果源于辛勤工作等內因,盡管他們強烈地依賴著自己的社會資本。很多受訪者聲稱自己支持“機會平等”的公共政策,但是在他們找工作的過程中卻運用了不平等的策略。南茜教授認為,現有研究“歧視主義”的重點大多在于個人內部動機,忽略了“社會網絡”這一特性。現實情況是很多白人宣稱自己沒有“歧視主義”,但卻在職場上更多地幫助白人。這就間接導致了黑人被推到一邊形成孤立的局面。南茜教授認為,美國的研究發現也適用于中國。她正在研究社會關系和社會責任對于中國的求職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最后,瓦什•庫瑞威拉教授同參會者討論了“中國工人罷工”等相關問題。他的報告主題是“勞工抗議和集體談判”。薩瓦什教授認為現在中國工人的抗議活動正在發生質的轉變。與早先以防御性為主要形式的罷工不同,2008年以來的中國工人罷工活動主要是為了尋求更高的工資、更好的工作條件以及得到雇主的尊重。薩瓦什教授用 “政治進程模型”來解釋這一現象,認為勞動力短缺、新勞動法的出臺以及對媒體的開放性等都給了工人們“利好”的信號,使他們認為自己有了談判的砝碼。基于在中國不同地區的集體協議的分析,薩瓦什教授發現集體談判雖然在中國還處于起步階段,但是已經扎了根,這就對中國本土企業和跨國企業為未來制定適當的勞動關系策略提出了新的要求。
(注:感謝新聞組成員陳思潔同學對本文的采寫。本文根據論壇嘉賓的發言整理而成,未經本人審閱,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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