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博物館讀書會(第四十六期)”于2014年5月21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知名歷史學家楊天石。(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錦星 攝)

　　新浪財經訊 “中國金融博物館讀書會(第四十六期)”于2014年5月21日在北京舉行。知名歷史學家楊天石做客本期讀書會。 

　　楊天石在談到蔣介石的問題上說：“我說蔣介石有功有過，既有大功又有大過”，而在回答記者詢問蔣介石在功過比例分配的問題上，楊天石談到一個人的功和過是不可以用簡單的數學比例去表現的。這不是一個磅秤，不能用簡單的數學比例來表現的。而蔣介石的這個功過問題確實是不能回答，也是不便于回答，而且是需要更長的時間，讓歷史去做結論的問題。

　　以下為嘉賓部分發言實錄：

　　楊天石：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晚上好！我很高興來參加今天的讀書會。剛才高全喜教授問我怎么從文學走到了研究歷史這個領域，說來話長，今天晚上的主題是閱讀豐富人生，我想我改兩個字，叫閱讀改變人生。我原來上中學的時候，是一個文科、理科都很優秀的學生。我這個人沒有別的本領，但是對付考試很有辦法。

　　主持人：下面問楊公，大家都知道您是國內研究蔣介石蔣中正蔣公的第一人，而且你大學是學中文，剛才我們已經領受到了您中文這方面的情懷。但是蔣介石這樣一個人物，可能很多在座的朋友很想知道，你怎么看待蔣在中國歷史，在國民黨歷史，在民國史，甚至在今天蔣和毛的對比中，你怎么看待他的地位和作用？大家也是想聽聽。

　　楊天石：謝謝大家！我研究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第一個人是孫中山。為什么研究孫中山呢？因為當時我參加寫的書是中華民國史第一編，第一編的題目是中華民國的創建，是誰創建的中華民國呢？大家知道是孫中山，所以孫中山在多年以前有一個頭銜叫國父。為什么我從孫中山的研究轉變到以研究蔣介石為重點呢？因為我的任務變了，中華民國的創建這本書寫完以后，所里面給我的任務是寫北伐戰爭與北洋軍閥的覆滅，就是寫1926-1928年這一段歷史。北伐戰爭是誰領導進行的呢？蔣介石。蔣介石是國民革命軍，也就是北伐軍的總司令，他在3年之內從1926-1928年，領導著國民革命軍從廣州一直打到天津北平，就是今天的北京。先后打敗了3個軍閥集團，第一個是吳佩孚軍閥集團，第二個是孫傳芳軍閥集團，第三個是張作霖軍閥集團，張作霖就是張學良的爹，所以由于我的任務從寫中華民國的創建到寫北伐戰爭，所以我的研究領域自然從孫中山轉變到蔣介石。

　　這里要給大家講一個小小的故事，2002年我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了一本書叫《蔣氏密檔和蔣介石真相》，什么叫蔣氏密檔，蔣介石這個人有個特點，他喜歡保存他的歷史檔案。上個世紀30年代，蔣介石把他的一部分日記，一部分文稿還有一部分來往電報就交給了他的老師，也是他的秘書叫毛思誠，請他老師幫他保管。毛思誠拿到了蔣介石這批日記檔案以后，就交給他的兒子、孫子。49年大陸解放了，毛思誠的孫子叫毛丁就把這批東西藏起來了，藏在什么地方呢？藏在墻壁里面，外面是磚頭，這批文件藏在墻里面，你根本看不出來。大家都不知道，神不知鬼不覺，到了文革了，抄家，寧波的紅小兵，小學生就抄家抄到了蔣介石的老師家里，這批紅小兵抄家很有經驗。在屋里轉悠來轉悠去，發現這個墻有點不太對勁，把墻扎破了，就把蔣介石留下的這批東西發現了。應該感謝這批紅小兵，如果他一把火柴燒掉，對不起，我們今天誰也看不到了。這批紅小兵第一是高興，為什么高興？抄到了反革命總頭目的賬，所以就把這批材料送給寧波市革命委員會，寧波市革命委員會送到杭州市革命委員會，杭州市革命委員會送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文革結束了，這批東西就由公安部轉給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得以保存。

　　那個時候我寫中華民國史，那時候叫第二編第五卷，所以館長特別優待，讓我看了那批檔案，這批檔案世界上沒有第二份，我寫了一本書叫《蔣氏密檔》，就是藏在墻壁的檔案，我是用這來告訴蔣介石的真相是什么。

　　他們說蔣介石是什么人？他們給蔣介石加了三頂帽子，第一頭號戰犯，第二頂帽子叫民族敗類，第三頂帽子叫千古罪人。說我居然把這樣一個人吹捧為民族英雄，所以要治我以叛國罪。

　　主持人：你怎么看呢？你覺得這三頂帽子是？

　　楊天石：我很坦然，為什么呢？第一我的書里沒有民族英雄這四個字，到現在為止我寫了四本關于蔣介石的書，根本找不到民族英雄這四個字。剛才高教授問我怎么看蔣介石這個人，2006年我到美國胡佛研究檔案館看蔣介石的日記，我大概看了一個月之后，新華社有個記者來采訪我，說楊先生你看了蔣的日記以后，對蔣這個人有什么評價？我知道他是新華社的，所以我心里有一點戒備。我說在我看來，在中國近代史上，蔣介石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物。這個記者就記十分重要，然后我說我還有第二句，在中國近代史上，蔣介石是一個十分復雜的人物。這個記者又記，他在那兒記，我在心里樂，為什么呢？我這兩句話絕對是可以放在保險箱里的話。誰會反對蔣介石不重要？沒有人說他不重要，誰會反對他不復雜？恐怕也沒有人，所以我覺得我這兩句保險，絕對保險。

　　但是后來我一想想，這個記者他來采訪我，我用兩句廢話來忽悠他，我覺得我辜負了人家對我采訪的美意，我還得講真話，所以我說我還有第三句話，在中國近代史上，蔣介石是一個有功有過的人物。我講他有功有過，我覺得又不夠，我又補充了八個字，既有大功，又有大過。我講了這句話以后，我覺得第一我沒有違背自己作為歷史學家的良心，我也沒有為了明哲保身，說瞎話，我就明確告訴他，我說蔣介石的大功有兩個，第一1926-1928年，領導北伐，把北洋軍閥打敗了，初步統一了中國，這是第一個大功。第二個大功是1937-1945年，領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進行抗戰，堅持到了最后勝利，我說這是兩個大功。他的大過是什么呢？我說大過也是兩條，第一是1927-1937年清黨剿共，把共產黨從國民黨清除出去，然后進攻江西蘇區剿共，第二是1946年-1949年三年內戰，我說蔣介石有功有過，既有大功又有大過，記者后來把這寫成了一個報道，發表在我們國內的好像是《參考消息》上。

　　過了幾個禮拜，那個記者又來了，他說你那個評價我在國內發表了，說上面很滿意，覺得寫得很好。說你能不能談一談既有大功又有大過，比例怎么安排？是三七開還是四六開還是對半開？這個問題可就不好回答了。所以我就告訴他，我說一個人的功和過是不可以用簡單的數學比例去表現的。我說這不是一個磅秤，你不好說這頭重，這頭輕，不能用簡單的數學比例來表現的。后來我回國以后，鳳凰臺讓我在北京大學做一個演講，就是專講蔣介石，我講了他既有大功又有大過之后，也是有聽眾問我比例怎么安排，我也是這么回答的。

　　后來有一次我碰到我們一個副院長，他說楊先生你可真會講啊，我猜他的意思就是指的我拒絕回答是三七開還是四六開還是對半開，因為這個問題確實是不能回答，也是不便于回答，而且是需要更長的時間，讓歷史去做結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