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由中國經營報和社科院工經所聯合主辦的“2014中國企業競爭力夏季峰會”于6月14日在北京舉行。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在演講中表示，土地確權打破城鄉固有利益格局。

　　李揚表示，過去粗放的城鎮化發展方式已經走到了死胡同，其建議應把城鎮化納入到城鄉一體化的框架下討論，應徹底的消除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的身份差異。

　　李揚透露，根據社科院的調查顯示，獲得了土地權利的農民不再愿意用放棄土地權利的方式變成城里人。“因為土地這個要素揭示出來之后，鄉下人和城里人，他們之間的比較利益，這個天平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傾斜。農民突然發現我比城里人多了一些東西，我干嘛要放棄這個東西，變成城里人，這個在全國很多地方已經很明顯的發生了”。

　　李揚稱，城鎮化應把握兩條，第一、面向所有國民的公共服務均等化。第二、提高土地效率。

　　以下為部分實錄：

　　李揚：我帶來的題目是城鎮化戰略有重大調整。過去一年多來，我們關于城鎮化討論很多，不知不覺討論的主題、重點、甚至內涵都發生了變化，傳統的城鎮化是從城里人角度說的城鎮化，我們有多少錢能夠接待鄉下人變成城里人，迄今為止這個賬還是這樣算，一年1%，一千多萬人，一個人進城十萬，就要多少錢，現在錢不夠，錢不夠就賣地，這是傳統的思路。所以，在傳統城鎮化的思路下，忽略了土地要素，忽略了效率，忽略了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應當說走到死胡同了。好在這樣一種偏頗的城鎮化戰略迅速的得到了調整。

　　我們看到十八屆三中全會調整基本到位，大家看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第六段，第六部分里面是四條，20、21、22、23四條是城鄉一體化，20條說農業生產組織形式的變化，規模經濟。21條說的是農民對于土地的三個權利要必須確認，就是確權，確定承包地的權，宅基地的權和建設用地的權。22條說到這個權利是可以流轉的，可以交易的。第23條才說城鎮化。

　　這個變化我提醒各位要注意，城鎮化這樣一個曾經被非常渲染的話題，現在被放在城鄉一體化的框架下展開，是因為原來的城鎮化是一個開發區化，原來城鎮化的推廣使得我們產生了很多的弊端，建成區人口密度下降，人均建成區面積上升，上升到發達國家的程度。中國這么多的人，土地這么緊缺，可耕地這么少，城市用地的面積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更何況我們咬著牙要堅持18億畝的紅線，這種城鎮化絕對不能再繼續下去了。而且這種城鎮化是失去市場的城鎮化，是失聯的城鎮化，是偏頗的城鎮化和鋼筋、水泥相關聯，而且是相互支持的過剩循環怪圈，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一點。同時，過去的城鎮化，因為化到最后，也還有一部分人是鄉下人，人生下來就不平等，這肯定不是社會的問題。

　　所以，我們過去的城鎮化必須調整，調整到城鄉一體化的框架下，我們要討論土地利用效率問題。說實話，我注意到討論這么久，對土地這個要素很少有人去討論。而在中國，一個是地，一個是人，是任何政策都不能回避的，是必須作為重點來考慮的主要因素。

　　而在過去的城鎮化戰略，這個因素被忽略了。所以我們在新的城鎮化戰略下，必須考慮土地定位效率問題，必須考慮經濟資源要集中，要考慮什么是城市。大家知道有一些研究，從我們這個角度說，城市化中國還有多少距離，大家注意在前幾年前，OECD有一項研究，它認為中國的城市化已經完成，就是看怎么定義城市。怎么看像歐洲那種城市也是小城市，一千戶以上的人聚在一起，在他們的標準就叫城市，中國有一些比較大的農村都是城市了，我們肯定不能照搬那個標準，但是這個標準的那種經濟含義，那種政策含義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同時，我們在這樣一個框架下，要徹底的消除人的身份差異。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這個框架下的城鎮化，關鍵是重新揭示并且定義了土地這個要素，并且將這個要素賦予了在我們看來最弱勢的農民群體。三中全會之后，中國社科院有九個研究所，分成四個調查組到各地調查城鎮化，調查回來的結果應當說是豐富多彩，千姿百態。但是，有一點是共識，就是獲得了土地權利的農民不再愿意用放棄土地權利的方式變成城里人，他不愿意。因為土地這個要素揭示出來之后，鄉下人和城里人，他們之間的比較利益，這個天平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傾斜。農民突然發現我比城里人多了一些東西，我干嘛要放棄這個東西，變成城里人，這個在全國很多地方已經很明顯的發生了。

　　在這種情況下，城鎮化就是另外一個含義了，我們覺得含義主要有兩條，一、就是面向所有國民的公共服務均等化。二、以提高土地效率，建議提高國民經濟運行效率為目標，效率問題，所有資源的配置中，效率問題應當被強調了，特別對中國這樣資源短缺的國家來說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