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由中國經營報和社科院工經所聯合主辦的“2014中國企業競爭力夏季峰會”于6月14日在北京舉行。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出席并發表了主題演講。

　　李揚在演講中建議解禁商業銀行只能貸款不能投資的現狀。

　　李揚表示，真正落實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這一戰略安排，必須大力發展例如保險等機構投資者，要放開對金融的管制，讓資本形成能夠自由的展開，充分發揮像國家開發銀行這樣的投資性金融機構的作用。

　　李揚稱，鼓勵各種創新，就要把債務性資金變成股權性資金，把短期資金變成長期資金，而且要逐步嘗試改變商業銀行只能貸款不能投資的狀況。“大家知道這是我們金融結構的一個基本的問題，因為我們金融體系中最主要的機構是不能做投資的。由于不能投資，所以中國只要說金融活動越發展開，我們的杠桿率就越高，負債率越高，負債率高是這次危機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必須要解決”。

　　以下為演講實錄：

　　李揚：女士們、先生們，大家早上好！非常高興，其實我也是算主辦方，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這樣一個會。按照會議要求，我有兩個主題，一個是改革，一個是當前形勢。時間有限，不能講兩個這么大的題目，另外一個在我們講臺上，我曾經比較系統的談過改革，尤其談過金融改革問題。所以，今天我重點討論一下當前經濟形勢。那么，形勢問題也很復雜，我主要選擇若干我覺得值得關注的要點供大家做一些討論。

　　首先，這個問題大家都很關注的就是經濟的減速，以及面對這個減速我們需要采取一些穩增長的措施。這個大家討論的比較多了。當我們說要穩增長的時候，從短期來看，我們從需求的這三個方面要做一些分析。現在很顯然，國內的內需短時間內是不可能成為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動力。內需在我們采取了一系列非常強的措施之后，在2010年曾經達到非常高的高峰。但是，從那之后，顯然內生動力不足，到2013年只有50%的貢獻。

　　那么，外需因為受制于國際環境，同時也受制于我們國內結構調整的速度。所以，外需也不是可依賴的，在前幾年它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一直是呈負數。所以，我們不得不承認一個我們不太愿意承認的事實，就是中國經濟如果要采取一些措施進行刺激，或者用現在的話說進行微刺激，措施只能從投資領域中來思考。

　　但是，這就遇到一個悖論，中國的增長靠投資，但是中國經濟目前最大的問題之一，也就是產能過剩，也歸因于投資，所以我們存在投資、增長和過剩的悖論。那么，在經濟發展的新階段，有人說是改革元年，如果說還是要啟動投資這樣一個我們用之多年的工具，就必須用改革的姿態來從事投資。所以，我們覺得應該必須高度警惕，并認真防范那些已被實踐反復證明的投資的弊端。所以，用改革的精神討論好投什么，如何投和誰來投的問題就非常重要。

　　那么，投什么呢？顯然因為經過三十幾年的工業化，經過2009年以來的強刺激，凡是商業上有利可圖的項目在中國基本上都已經飽和，這些領域也都基本上過剩了。但是，就中國成為一個健全的社會發展而言，我們有大量的領域還缺很多的項目。比如社會基礎設施，比如公共服務領域有大量的短缺。所以，我們現在必須說把我們投資的重點放在偏向社會和生態建設的這樣一些領域中。比如有利于促進消費增長的，有利于技術進步的，有利于環保的。但是現在問題就來了，這些領域說起重要性來，誰都不否認，但是社會資本基本上不愿意進入，或者是因為投資的商業可持續性不行，或者是因為有很多的這樣一些障礙，讓他們不得進入。

　　當然，我們現在如果深入研究這個問題，會感覺到這樣一些領域的激勵的機制和架構問題。因為在目前的架構下，絕大多數的環保、治污、生態修復活動都視為成本，不能夠成為產出，是我們已經創造出的績效的一個扣除。那么，這樣一種架構，當然就會使高耗能污染的產業仍然被很多地方和企業追捧，而治污，治耗能的產業就不能夠得到發展。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過去我們一直談，但是現在看起來是需要解決了。

　　第二、解決如何投的問題。在這里所謂如何投，就是說我們資金怎么來籌集。首先，這是中國一個得天獨厚的優勢，就是我們長期以來的高儲蓄，因此從宏觀上說，從理論上說，從總體上說，中國是不缺資金的。但是，結構上中國的資金是有嚴重的缺陷的。一、缺乏長期資金。二、缺乏股權性的資金。現在又加上一個缺乏廉價的資金，三大問題。所以，如果我們還要依靠投資，至于投資投哪些領域，我們姑且不論，這個錢怎么來籌集？怎么來應對我們說的缺長錢，缺股權，缺廉價的錢，這幾個問題我們必須解決好。

　　所以，我們必須真正落實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的一個戰略安排，必須大力發展例如保險等機構投資者，要放開對金融的管制，讓資本形成能夠自由的展開，要充分發揮像國家開發銀行這樣的投資性金融機構的作用，要鼓勵各種創新，與我們今天的主題有關，創新就要把債務性資金變成股權性資金，把短期資金變成長期資金，而且我們要逐步嘗試改變商業銀行只能貸款不能投資的狀況。大家知道這是我們金融結構的一個基本的問題，因為我們金融體系中最主要的機構是不能做投資的。由于不能投資，所以中國只要說金融活動越發展開，我們的杠桿率就越高，負債率越高，負債率高是這次危機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必須要解決。同時，還要解決好資金成本過高的問題，后面我還會講到，顯然這些問題并不容易解決。

　　第三個解決誰來投的問題，當然這個答案大家都會說，讓民營資本投。問題是我們事實上在法律上并沒有限制，甚至還是鼓勵民營資本進入這個領域，進入那個領域。但是，事實上他們進不去，所以我們要把那些“玻璃門”拆除，讓他們實實在在能夠享受到這樣一個平等待遇。當然，里面還有一些技術問題，比如過去我們說有一些領域不能讓民營資本進去，因為存在著所謂壟斷，存在著所謂公共性，所謂外部性。那么，經過這么多年的技術發展，制度變化這些問題已經不能夠成為障礙了。所以，我們為了解決這樣一些問題，必須讓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項目有商業可持續性。同時要改變政府主導的局面，這個問題過去反復被提到過，現在又一次以尖銳的形式提到我們面前。

　　我覺得如果說我們穩定經濟需要投資，我覺得最終要解決兩個問題。一個就是剛剛談到的我們現在大量的投資領域，比如說防范污染，比如說修復環境。在目前中國的統計架構下是成本，因為它是成本，所以我們一定還會重蹈老路，先污染，再治理。污染大家毫不吝惜，治理的時候拿不出錢了。這個有很多原因，但是最近我們在研究發現我們是不是可以在我們的一些統計架構上做一些改變呢？這個改變其實啟發我們的是去年美國有一個改變，去年4月份，美國改變GDP統計，改變都是兩條，一把過去的R&D從成本變成了產出。第二、它把它的一些電影，涉及到文化產業，變成產出，這兩個變化使得美國的GDP增加3%。研究這個事情，再往前看，美國在上個世紀也做過一次調整，就是電腦，它把電腦這個產業以及購買電腦這樣一些活動都變成產出。那個時候它的GDP增加了將近3%。

　　那么，美國發生這樣一個事情對我們非常有參考價值，有借鑒意義。因為所謂什么東西是成本，什么東西是產出，就是你自己說了算的事情，當然有它一些客觀規律，我們必須遵循。最近大家看到有一個，也許不登大雅之堂，英國人改了GDP的統計，販毒、娼妓活動算是GDP的統計。很多這些，就是說GDP的統計實際上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應當根據形勢的發展，根據我們的實體經濟的需求進行調整。所以，我自己覺得像過去我們被統計在成本的這樣一些東西，就像美國R&D從成本里面，從稅收點扣除變成產出，治污染是產出，治環境方面有投入那是產出，直接就是產出，這種變化我覺得應該要發生。

　　考慮到各地從政治領域，對地方官員的考核指標都變了，我們政治考核可以變，GDP考核也是可以變的。第二個就是要有商業可持續性，所謂商業可持續性，就是現行的稅收、定價、收費這套體系應當改變了，過去一直拿在政府手里，覺得這個東西不應該放到市場上去，三中全會告訴我們，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現在到了我們要落實三中全會這個決定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