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都商學院，北大商業評論和哥倫比亞大學資本與社會中心共同主辦的“第二屆諾貝爾獎經濟學家中國峰會”于2014年3月14日-15日在北京舉行。圖為第九、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風險投資之父成思危。（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劉海偉 攝）

　　新浪財經訊 由新華都商學院，北大商業評論和哥倫比亞大學資本與社會中心共同主辦的“第二屆諾貝爾獎經濟學家中國峰會”于2014年3月14日-15日在北京舉行。第九、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風險投資之父成思危在做主題發言時表示，現在有1/3的地方政府還債有問題，但是有人說中央政府有錢，中央政府來買單，那中央政府買單不就是鼓勵賴帳嗎？

　　中國經濟的增長具有周期性，根據我們做的一些分析，在1986年以前基本上是五年一個周期，以后基本上是十年一個周期，這個周期是從去年開始的，大概是到2023年結束。我們改革開放以后第一個經濟周期是一個中高速、波動性比較大的周期。第二個周期是從2002到2012，是一個高速增長的周期，這個周期應該是穩定的中高速增長周期。

　　地方政府的債務也是上一個周期里面積累出來的，原來在2010年7月審計署的報告里面是10.7萬億，2011年溫家寶總理的報告里面也是10.7萬億，起碼說沒有減少，但是在去年中央下決心全國查，查的結果是20.8萬億，這個數字是相當高的，當然總體上是在可控的范圍之內。

　　成思危表示，總體可控的范圍之內不外乎幾個意思，因為現在有1/3的地方政府還債有問題，但是有人說中央政府有錢，中央政府來買單，那中央政府買單不就是鼓勵賴帳嗎？

　　以下是文字實錄：

　　主持人：下面我們隆重請出第九屆、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投資風險之父”成思危先生進行演講，他演講的主題是“中國經濟瞻望”。

　　成思危：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剛才很多專家學者發表了很多的高見，所以我今天也就中國經濟發展的展望，從長遠一點的角度來談談個人得看法，也是我個人學習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一點體會。

　　首先，中國經濟的增長周期性，根據我們做的一些分析，在1986年以前基本上是五年一個周期，以后基本上是十年一個周期，這個周期是從去年開始的，大概是到2023年結束，我們改革開放以后第一個經濟周期是一個中高速、波動性比較大的周期。第二個周期是從2002到2012，是一個高速增長的周期，這個周期應該是穩定的中高速增長周期。

　　李克強總理也講了，所謂穩定增長就是保住增長的下限，控制增長的上線，所以在這個周期里面，大體上我們會平穩的保持在7%--8%的增長。但是既然是周期，它也會有上升和下降的階段，我們做了一個分析預測，大概是這個周期的高點可能是2019年，在2019年可能達到9%的增速，但是2019年以后，大概增速會下降。為什么說最高點在2019年呢？主要幾個原因。

　　1、三中全會的決定逐步的落實，國家的經濟轉型取得一定的成績。

　　2、主要領導人積累了更豐富的經驗，也樹立了更強的治國理政的能力。

　　3、2018年是我們國家的換屆年，一大批新的年輕干部上來，他們也會更努力的去發展經濟，努力的去工作，所以我個人估計2019年可能會是一個頂峰。

　　但是2019年以后，經濟會逐漸往下走，這也是正常現象，因為一個是我們的基數大了，2019年我們基本上接近GDP翻兩番的目標，基數大了。二是國家的經濟環境估計現在是恢復國際經濟環境也是有一個變化，那個時候的國家經濟環境可能又是處在一個比較有挑戰性的環境下。

　　所以到2023年我們可能的增速可能在7%，甚至7%多一點，整個的增速在7%--8%之間，但是2023年以后，我個人的感覺可能再下一個周期，就會是6%--7%這樣的范圍內。當然我說預測總是測不準的，測準了就是神仙了，但是沒有預測萬萬不能的，因為你對方向沒有一個估計，所以這是第一個問題，十年經濟我們大體是這么一個展望。

　　當前看到我們10年內我們遇到的最大挑戰是什么？我個人認為有三個最大的挑戰。

　　第一個挑戰——環境。

　　這個問題現在大家都感覺到它的嚴重性，這個問題實際上是由于上一個周期我們的高速發展，實際上超過了我們自己潛在的能力，所以這樣就帶來了很多環境的債務，什么意思呢？我們做過兩次環境成本的計算，一次是2005年，由于能源效率低，生態環境破壞造成的損失，我們造成的損失相當于GDP的13.5%，而當年我們的GDP只增長了10.4%。

　　最近我們做了一個2010年的環境成本的計算，2010年的環境成本占GDP的12.5%左右，雖然有所降低，但是還是高于當年GDP的增長。環境成本高于GDP的增長實際上對環境負債，這個債雖然是隱型的，可能會傳遞很長時間，會影響到我們子孫后代，這樣是不可持續的。現在的霧霾天氣等等，可以說是大自然、環境對我們的報復。

　　恩格斯在1886年早就說過：“人們不可以過度陶醉于對大自然的勝利，對于每一次的勝利大自然都報復我們。”但是這句話很多人都沒有聽。一直到上世紀60年代雷切爾·卡遜生寫了《寂靜的春天》指出農藥對環境的危害，以后不斷的有這種文件發表，所以上個世紀80年代聯合國才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但是可持續發展的概念真正落實那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對于我們國家來說這十年最大的挑戰就是環境，也就是這十年我們一定得想辦法來改善我們的環境，降低我們的環境成本，這是給人民群體最基本的一個民生問題。有人說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你就算有一億的財產，健康都沒有了，其他都沒有。對于人民群眾來說保證環境質量，降低環境成本，可能是我們最應該關心的問題。

　　但是這個很不容易，中央很重視，下了決心，也是拿出了相當一部分財力來應付這個問題，但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是一天能解決的。因為要解決北京的霧霾問題，你就得解決能源結構的改變，減少煤的應用，增加天然氣、石油，當然天然氣、石油業有限，你要增加新能源的利用。但是從我們國家來看，現在煤占整個比例的70%，天然氣、石油占20%，盡管我們有一個很雄心勃勃的新能源計劃，可以說是盡量推進新能源，但是因為我們國家太大，所以即使到2020年，我們對化石能源的依賴也只有從90%左右下降到85%，所以形勢很嚴峻。盡管我們風能接近1億千瓦的裝機能力，太陽能我們到明年按計劃要到3500萬千瓦，水能2020年到3億千瓦，還有核能可能要到5000--6000萬千瓦，即使是這樣我們基數太大，而且我們還要發展。

　　根據我們中國能源結構的彈性系數，大概是0.7，就是你要保證7%的增長速度的話，你要4.9%，就是將近5%的能源增長速度，所以這種情況下認真的調整能源結構是治本之策。

　　我們要減少汽車對環境的污染，盡管我們盡量想辦法限制汽車的增長，但是汽車的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它是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提高的，你可以限制，但是它還是在增長，北京的情況比較的突出。反過來說就是要提高燃油的標準，提高油的標準。我們原來汽車的柴油是國一標準，硫含量是500個PPM，按照國外歐美的標準是10個PPM，也就是我們一輛車排放量是人家50輛車的成本，當然提高標準就要提高成本，這個成本主要讓生態負擔，那我們的消費者也要負擔，這樣我們才能真正的把污染問題解決。

　　當然還有我們全社會的生活習慣，這些就不多說了，所以我認為這十年里，我們對環境能不能解決好環境的問題，可能是一個最大的挑戰，和對政府最大的一個考驗。相對于增長速度和通貨膨脹來說，這個問題可能是更重要的。

　　第二個挑戰——財政和金融方面。

　　剛才林毅夫教授等他們都講很多了，我講一個就是地方政府的債務。地方政府的債務也是上一個周期里面積累出來的，原來在2010年7月審計署的報告里面是10.7萬億，2011年溫家寶總理的報告里面也是10.7萬億，起碼說沒有減少，但是在去年中央下決心全國查，查的結果是20.8萬億，這個數字是相當高的，當然總體上是在可控的范圍之內。

　　總體可控的范圍之內不外乎幾個意思，因為現在有1/3的地方政府還債有問題，但是有人說中央政府有錢，中央政府來買單，那中央政府買單不就是鼓勵賴帳嗎？2009年的時候，第一季度我們的信貸增長了4.6萬億。當時我去一些地方，一些地方同志告訴我們，銀行追著我們借錢，你只要有理由就借你一個季度就增了4.6萬億，我們想不借就是傻子，借少了更是傻子，借了還想還就更是傻子了，所以借的時候就沒有打算還，所以都等著中央政府買單。中央政府買單就是鼓勵賴帳，即使中央政府買單也只能買那些跟民生有關的社保、保障房這些方面，不可能政府建大樓，大手筆的花錢都讓中央政府來買單。

　　再一個變成銀行的壞賬，這樣就更成問題了，現在就是財經辦法就是逐步滾動，簡單說就是借新債還老債的，但是借新債還老債里面還有還新債的問題，如果真的要解決好這個問題，還是要下很大的工夫。我曾經講過，美國的次貸是銀行把錢借給沒有還款能力的個人，中國的次貸是銀行把錢借給沒有還款能力的地方政府，這也是一種風險。

　　我們從上面兩點看，就是治理環境污染，治理地方政府債務，都是需要用我們新創造出來的社會財富的一部分去用在這方面，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你就不可能再去追求一個更高的、更快的發展速度，因為你要應付這些問題。

　　第三個挑戰——我個人認為，還是對于官員政績觀的挑戰，我們是不是真正能改變過分地依靠投資這種外延性增長的模式？

　　盡管中央三令五申，但現在看來要解決這個問題是不容易的，投資對經濟發展是重要的，大家都知道，因為投資可以拉動生產資料的消費，有一部分投資轉化成為工資，也可以拉動消費，投資還可以增加就業，這個大家都知道，投資也是最容易增加GDP的辦法，因為你只要有投資它就會有GDP。

　　但由于我們過去過分地注重GDP的增長，過分地強調投資，也就帶來了一些負作用：

　　1、投資里有水分。投資里水份有三種：

　　第一種是有害的，豆腐渣工程，建的時候有GDP，垮的時候你再修它還有GDP，這個GDP不是有害的嗎？盡管有GDP。

　　第二種是無效的，建的時候是GDP，建成以后不能投產了，不能投產就不能繼續產生GDP，就等于擱那兒了。

　　第三種是低效的，就是說你建的時候有GDP，建成以后你的運轉費用不足以收回你的投資，只好政府去補貼。這三種都是GDP的水平，所以，我們在這個周期里7%—8%的增長是要踏踏實實的增長，要沒有水份的增長，要把這些水分都排除出去的增長，否則你GDP達到10%、12%、13%，那有什么用？

　　2、過度地依賴投資會造成類似于吸鴉片的情況，越吸越上癮。

　　假如說一個項目里，占GDP里有10%的水分，第二年再增長GDP，得把這10%的水分補上，他的投資就得不僅僅造成第二年要增長1個百分點，第二年要比第一年高1個百分點，但投資增長絕對不只是1個百分點，因為他要補上前面沒有產生效益的GDP，所以，投資的增長要超過GDP的增長。大家都學過發展方程式、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按照索羅的公式，那是很粗淺的，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來，投資增長速度絕對不應該高于GDP的一倍，但是我們看看近年來，投資增長速度都高于GDP的一倍，那說明你投資的效益太差了。由于它能拉動GDP的增長，所以大家還是使勁地去追求。

　　3、過度地投資會擠出技術進步。

　　因為他熱衷于去投資，就不熱衷于怎么樣提高綜合要素的生產力(TFP)，他就不重視了。所以，對TFP的計算，國內我們也看了各種文獻，國內計算相差得很遠，最低的差0.2%，最高的差0.6%，但我看這幾年TFP對經濟的貢獻率沒有增長，那就說明由于過度的投資它擠出了，使得人們不夠重視TFP。實際上綜合生產要素就是三個：技術進步、教育(使勞動力素質的提高)、管理。這三者都不重視，怎么能夠更好地去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個挑戰是需要政府官員真正轉變觀念，真正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分配上的決定性作用，更好地行使政府的管理(職能)。

　　這些挑戰是不是對我們是嚴峻的，但我們的希望是哪里？我覺得希望比挑戰還要大，也是三個方面：

　　第一，三中全會提出來的這些政策，實際上我們提出要建設創新型國家，創新國家的建設當然內容很多，我覺得主要是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技術創新，這個技術創新大家都熟悉，我就不多說了，包括原始創新，集成創新，消化吸收以后再創新，我們國家原始創新還不多，數碼相機、iPad顛覆式原始創新還不多，但技術創新還在不斷地在發展。

　　第二個層次是管理創新，管理創新的目的是要提高效率，提高人們的創新能力，提高管理各方面的效率。

　　第三個層次是制度創新，制度創新是最根本的，我去年和厲以寧、吳敬璉、林毅夫我們幾個人寫了一本書，用的克強總理的話，“改革是最大的紅利”，其中我的一篇文章在第一篇，就是說制度創新是改革的紅利資源，我們要通過體制和機制的創新來真正解決好我們國家發展的問題。所謂體制可以理解成為是一種結構，所謂機制它是演化的途徑，也就是說你結構怎么弄得更合理，結構要合理，而且結構要向更合理的方向演化，你就要有一種引導他演化的動力和程序。所以，看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很多都是制度上的創新，這種制度的創新它的潛力如果激發出來，將是對我們的經濟起著重要的作用，我這里只講兩個例子。

　　第一是城鎮化。

　　中央提出城鎮化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任務，城鎮化作用在哪里？我認為它當然是拉動經濟，但更重要的是整個社會的進步。因為從西方現代化理論看，所謂現代化就是工業化加民主化，而工業化構成里，城鎮化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工業化構成里，勞動力的轉移是必不可少的。勞動力的轉移本身又有兩方面的意義。農村勞動力轉移是解決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結構的最根本的措施，我們現在老講分配不平等，其實最大的不平等是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之間收入的不平等，城市居民是農村居民收入的3倍以上，幾年以來這種情況沒有大大改變；城市居民購買力是農村居民購買力的4倍以上；城市居民享有的各種公共服務，醫療衛生、文化、教育等各種服務比農村好得多。這種最大的不平等是所有發展中國家可能都有這種問題。

　　要解決這個問題怎么辦？就是要轉移農村勞動力到城市，一方面解決農村過剩的勞動力問題，農村過剩勞動力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所謂完全過剩，邊際產出為零，多派一個人沒增加產出，這肯定要轉移；另一方面是低收入的，雖然它的邊際產出雖然不為零，但邊際消費為零，這是他自己創造，沒有購買力，或購買力很小，在農村這些低收入人群，這些人轉移到城市它的收入能夠進一步改善。

　　農業勞動生產力和工業勞動生產力相差得很遠，我們國家純農業勞動生產力(種地的種植業勞動生產力)大概每人每年創造的就業增加值是300—500元，我們算過世界十大國的勞動生產率，第一檔是美國、法國、日本，人均3—5萬元；第二大巴西、俄羅斯、土耳其，每人年均3000—5000元；第三檔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越南等國家是300—500元，轉移到工業的勞動力，每人每年創造的增加值2萬元，這在三大國里還算低的，我們大概只有美國的1/8、德國的1/5，但從300—500美元到2萬美元這個飛躍是很大的，所以當農民進入城市，從農業生產轉移到工業生產以后，如果有足夠的就業崗位，它創造的社會財富就大大增加了。這也是很重要的問題。

　　所以城鎮化解決的問題是對我們整個國家發展的關鍵。因為多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以后，農村就可以進行適度農業經營，提高農業的生產力。至少我們可以趕上第二檔國家。這個問題是必須要做的，而且中亞提出了，以人為核心，這也非常重要。因為關鍵問題是，轉移農村勞動力不是那么簡單的問題。英國是采取跑馬圈地，剝奪農民土地，把農民趕到城市做工；美國是采取兼并的辦法，有實力的農戶兼并貧弱農戶的辦法；拉美是采取把農民吸引到城市來形成“貧民窟”的辦法。我們不能這樣做，我們要以人為核心來做好城市化，農村進城以后，你要解決它的住房、社保、子女教育、就業等一系列問題，而且最后要解決他的戶籍問題。這些問題都不是很簡單的問題，但又是非做不可的。

　　第二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來的提高農民的財產性收入。

　　這點非常重要，解決二元經濟結構一方面轉移農村勞動力，另一方面提高農村財產性收入，改革我們現存的土地制度，有人把它稱為第二次土改，我覺得還有點道理，因為解放的時候，新中國成立之初搞的土改分給農民了，但1955年集體化又把土地收回來，土地變成集體所有了。但農民的權利始終沒有明確。這次三中全會我覺得從四個方面應該是明確了這個問題：

　　1、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也要采取同權同價的辦法，別看它一句話，我在2005年做的建筑法執法檢查的時候到過一個省，我了解了一下，政府收農民的地是3萬元/畝，開發商答應每一家可以有一個人到他那兒來做工，但是政府賣給開發商是40萬/畝，這中間有這么大的差價。跟我匯報的時候說農民都很滿意，我就不大相信。所以車走到半路我突然想下車，進到農民家里問他們你們滿意不滿意。他說我這3萬很快就用掉了，安排一個工人他有各種條件。所以，這次把農村的集體用地和政府所有的地同樣地通過市場來確定，這很重要。而且還明確一句，增值的收益要在國家、集體和個人之間合理分配。

　　2、這次也提出了，要長期確定農村的承包權，而且這個承包權可以流轉，這也是解決了一個問題，因為原來是有承包權的，但承包權不穩固；農民到城市以后，這個承包權就會落空。

　　3、農村的集體事業收益應該農民有股份，有分紅，轉讓退出，他到城市里要轉讓退出；

　　4、農民的宅基地有用義務權，他可以處置，可以轉讓，可以抵押。這四個措施應該說對解決我們國家解決二元經濟結構也會起到重要的作用，原來農民收入低，不但收入低，財產也少，增加了農民的財產性收入以后，無論他留在農村還是進入城市都會有一定的保障，所以，我認為像這些制度創新都會在將來我們會看到，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我最近剛剛到國外演講，也是遇到一些人提問題：是不是中國經濟下行，是不是有很多問題？我說的是，你們放心，中國經濟下行有國際的原因，有國內的原因，但是我們經過努力還是可以應對這些問題的。當然，我們不能夠盲目地樂觀，但是應該看到我們國家這些年來的成績，這些年來取得的各方面的進步，這點世界是有目共睹的。

　　我說當然，過去我們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我們還是有很長的路要走；盡管我們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我們的放心是正確的；盡管我們的方向是正確的，在我們前進的道路上還會有不少的曲折、挑戰和險情。但是我相信，在本世紀中葉，不管你們高興不高興，到本世紀中葉，中國一定可以成為富強、民主、高度文明的、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我抱著這樣的信心。

　　謝謝大家！

　　主持人：感謝成思危委員長，感謝林毅夫教授，感謝希勒教授，感謝龔方雄教授上午四位演講嘉賓和所有參會代表，“第二屆諾貝爾獎經濟學家峰會”上午的論壇到此結束，歡迎下午和明天繼續參加，謝謝大家！

　　(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