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2013年夏季高峰會”于2013年8月23日-25日在合肥舉行。上圖為華泰保險董事長王梓木。
以下為演講實錄:
王梓木:非常高興在這里跟亞布力的伙伴們又見面,還有很多的新朋友。今天在這個閉幕式之前,有一個民企和國企活力的討論,本來我想參加那個組討論的,因為早晨參加了跑步,所以沒有來得及,我也沒有很好地吸取這個組的意見。
我今天談的題目實際上是這個組討論的內容,民企、國企的活力怎么看?在市場經濟下一步工作中具有什么樣的力量。首先聽了張教授的講話很受震動,覺得想說一點什么,又希望能對一些根本性的問題有所直面不要回避。國有企業改革的問題是一個大問題,也是一個歷史性的問題。它的根本問題到底是什么?我想談談我自己的認識。
我們知道小崗村“大包干”解決了農民的土地產權關系,喚發出農民的積極性,但國有企業的制度產權問題我認為到現在還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這么多年來國有企業改革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是仍然面臨著許多障礙,我認為根本問題依然是以黨代政、以黨代企的問題,這涉及到體制方面的因素。我想從我自己20多年的經歷來談對這個事情的感悟。黨的十三大到十七大,五屆黨代會在這個問題上的進展。黨的十三大政治報告提出黨政分開,解決以黨代政問題,要解決國家的民主建設。當時我在全國人大研究室工作,那時候在十三大之前,中央有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研討組。
因為我在人大就參加了民主組的工作,人大、政協、工會、婦聯,還有民主黨派組成了一個組,就研究中國的民主問題,當時民主的最大障礙就是以黨代政。當時有一個特點就是黨和政府聯合發文,所以提出以黨代政是有針對性的,只有黨政分開才能發揮人大對于政府的監督作用。所以,把黨政分開寫進十三大報告,我認為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當時向中央領導小組匯報的時候我覺得很清楚,當時是五人領導小組,有趙紫陽、薄一波等人。我是民主組執筆人,我就斗膽地問組長,領導問黨政分開到底什么意思?難道我們黨的領導人就不能從政了嗎?不能做政府領導人嗎?我說我們的報告很清楚,黨政在職能上分開,人事可以合并。其實當時提出黨政分開我認為是一個很不簡單的進步,十三大報告還能記住什么,應該記住黨政分開。那么到了十四屆三中全會,這時候我已經到了國家經貿委工作了,當時我參加了現代企業制度的調研,我在綜合司還負責了中國最早的100家國有企業到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工作。這些企業現在大部分都是我們國家著名的一些大公司。當然有一些也成了我們華泰的股東。現在企業制度十六字方針第一句話就叫政企分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管理科學。政企分開的目的是實現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這個看似簡單做到并不容易,只有政企分開企業才能自主經營。后來我們國家的《公司法》依據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來起草,公司法在后,這個決定在先。《公司法》最核心的內容是貫徹現代企業制度。這是十四屆三中全會。
到了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我注意到我們國家在黨政分開、政企分開這方面的改革沒有得到延續和深化,甚至出現了一些倒退。表現在什么方面?就是黨企結合。黨政分開很不容易,政企分開也不容易,最后來一個黨企結合。直接抄近路了。我們的央企、國企的領導人都是由組織部來任命的。我知道我們的央企分五十多家,哪些是由政治局任命的,哪些是由常委任命的,是有級別的。這樣把國企的領導人的任命權直接掌握在黨組織的手里,以至于將國企定位為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其實這樣做就是把國企直接變成了黨企。黨政分開、政企分開到黨企結合我認為這是體制上的一個倒退。這樣就使我們的國有企業改革進一步偏離了現代企業制度的公司治理,背離了市場經濟的導向。大的央企領導人和政府領導人交替換位。這里有積極的一面,央企的領導人腦子里更多想的不是為企業長遠利益復雜,很多被政治化、行政化了而非市場化的導向日趨嚴重。我知道去年我們有四家保險企業被任命為副部級,每個企業有三個副部級的指標,這些干部的提拔都按照政治標準和行政標準、級別標準來確定的。從黨政分開到政企分開到黨企結合是一個大倒退。這個問題是國有企業改革面臨的根本性問題。國有企業的改革很多,方方面面,根本問題是以黨代政、以政代企、黨企不分。
為什么說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這涉及到我們發展企業的一個標準,如何看待企業家的地位和作用?企業的發展到底是由政府和黨組織來主導還是由企業家來主導?我認為這是一個分水嶺。我們現在以黨代政、以政代企、黨企不分是黨組織直接領導了企業的發展。一個企業能不能成為最優秀的企業,關鍵是不是有優秀的企業家來領導,這個優秀的企業家究竟可以在這個企業干多長時間才能決定企業發展的方向、主導企業的命運。
我們的政府管企業,國有企業的領導人由黨組織來任免領導人,我認為它存在著幾個弊端。第一,國企的領導人行為的短期化,為黨委和政府領導負責,而不是對國有資產的長期收益負責,企業的長遠戰略和重大創新都需要時間周期的。一個好的創新、一個好的戰略沒有十年八年是做不下來的。但大家知道我們的政府和黨委是要定期換屆的,最長干到10年。這種換屆經常也導致企業領導人、國企領導人的更迭,使得我們的戰略周期和創新周期都難以問題,短期化行為成為他們的行動必然。而且我看到國有企業更換的領導人還有這樣一種習慣叫做新人新政、新政新人,一定要拿出新的戰略,不管是前面的戰略對還是不對,得有自己的一套,用自己的干部。這樣下來使國有企業發展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受到了一定的影響。
第二個弊端,規模導向忽視效應,導致行業生產過剩。我有很多的同事和朋友都在國企甚至是央企工作做領導人,他們告訴我一句話我很震驚,國有企業有一個最大的本事是一定會給行業做過剩,因為沒有利潤上的剛性,就是規模導向,就是以大來排名的,以大來論座次的。也沒有誰要求他必須要有利潤,當然現在學習好一些,總的來說是規模導向。由于這樣的一種導向而且國企有資源優先配置的條件,導致了資產的錯配,出現了巨大的資源浪費,使得本來應該由利潤調節的行業市場周期出現了失調,不準了。市場竟是由利潤來調節行業周期的,但是如果用規模來做主導,行業周期肯定是紊亂的。所以國有企業還導致了這樣一個不良的效果。
第三,由于市場環境的扭曲和周期性的破壞,又壓制了民營企業的正常生長,因為在國有企業壟斷的領域民營企業沒有充分的發展空間。民營企業不發展,中國真正意義的市場經濟也就難以確定。這是三個方面的影響。我不是在歷數國有企業的三宗罪,我在經貿委工作共是支持國有企業的發展,但我們更關注它的改革,要想關注它的改革就必須正視它的弊端和問題。所以我認為體制上的弊端還是國有企業改革的頑癥,國有企業改革必須解決黨政不分、政企不分、黨企不分的根本問題。
國有企業改革可以實現一級或二級股權多元化,這樣多元化的企業走國有民營的發展道路。什么叫國有民營?我們華泰保險公司就是國有民營,我們的股東當時有60多家國企和央企,現在還有50多家,股權相對分散并且均衡,我們的管理層用績效說話,不是用關系說話,沒有強大的行政后盾也沒有任何的級別,我們只拿效益和發展說話,這樣的企業會對資產的長期質量效益負責。這樣的一種關系,就會進一步來解決或者是減少黨組織和政府對企業的直接干預。另外由于股權多元化可以在國有企業更多地進入職業經理人來管理,而不是由區長、縣長、局長過來當企業的領導人,這樣企業的領導人很難成為真正意義的企業家。不是真正意義的企業家很難帶領國有企業走出一條卓越發展的道路。
因此我認為用這樣一種方式來改革,用股權多元化來引起或帶動職業經理人的發展,培養出一批能夠獨立承擔責任和風險的經營國有企業的企業家,只有民營企業才能叫企業家,因為他能獨立承擔責任和風險,國有企業領導人不具備這樣的條件。要想成為企業家,國有企業走出一條非常好的發展道路來,必須改變它的管理體制,真正地解決黨政不分、政企不分,以黨代企的問題。所以國有企業的根本問題一定要得到有效的解決。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