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2013年夏季高峰會”于2013年8月23日-25日在合肥舉行。上圖為開幕主題論壇：行動力與中國改革。(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2013年夏季高峰會”于2013年8月23日-25日在合肥舉行。上圖為開幕主題論壇：行動力與中國改革。

　　王巍：請各位嘉賓就坐。這場論壇的主題是行動力與中國改革。顯然行動力我不想說太多，因為中國的企業家都是具有行動力的，如果沒有行動力所謂的“中國夢”就是夢想家，他們是企業家，都是有非常實際的操作力和行動力的。今天我們主要是談改革大家注意到最近半年來相當多的主流媒體，包括一些重要的領導的講話，不斷用的詞匯是堅持、鞏固。如果都是堅持鞏固你還改什么？我們希望繼續鞏固亞布力的精神，進入社會推動改革。這幾位企業家大家都是耳熟能詳的，今天在同一時刻、在濟南一個人的夢碎了，一批人的夢都跟著碎了。這一批人的夢的破碎，不僅僅是少數人的運作，而是整個社會已經進入到一個市場經濟，一大批中產階級、企業家廣泛展開之后，中國社會進步的結果。最近有幾件事作為王石先生有一個影響力非常廣泛的反思，在唱紅打黑期間他可以有一些作為，他的反思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說中國企業家今天的定位是什么。同時，任志強在上個月發的一條微博，能夠讓四川攀鋼下屬的上市公司能停牌，他關心了社會介入了一個環境保護的市場。我們每一個企業家，都是以不同的方式介入社會，推動社會的進步。我想今天利用這樣一個輕松的時刻跟大家一起來分享。首先從王石談起，你是怎么看今天的改革和企業家的一些作用的？

　　王石：昨天晚上到中國科技大學和同學們做了交流，我想就昨天的交流陳東升先生到最后的發言有幾句話代表了我現在的心情。他說，現在市場經濟像潘多拉的魔盒打開了，到現在不可能收回去了。企業家在這里不僅是始作俑者，而且是向前推動者和繼續推動者的角色。他是有幾個底線的，一個是市場經濟，第二是人的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第三，法制精神。當然，今天又聽到了張維迎教授的講演，其中說法制精神還是不夠的，還要講天理、自然法，這是我非常認同的。我們在往前面走，不同的聲音和訴求，這就代表了我的聲音。

　　王巍：謝謝，周總，剛才劉明康主席特別地表揚的你，說做服裝行業能有一種價值觀，你經常自稱為中國的小裁縫，這個小裁縫如何對關系到整個社會發展的大問題的時候，怎么定位？你是回避還是介入？

　　周成建[微博]：這個我講不了，我只能講我自己對目前狀態的講述。其實我認為前面大家都在講企業家精神，我個人講我們還要喚醒自己做創業者的精神。我們今天在這里很有意思講大包干開始，那是30年前的改革開放，我認為今天中國面對全球化和互聯網的顛覆，同一個被顛覆的時代，做企業家首先更需要喚醒自己用創業者的精神去堅持，這是我自己的一個觀點。第二，我認為社會責任一定要，首先要擔當好作為企業經營者的角色，我們作為一個企業經營者的角色，如何擔當自己的企業，擔當行業的責任，把這些責任擔當起來，剩余的更要關心更多的社會責任，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非常核心的我自己的一種認識。作為一個經營者，我認為更需要放眼全球，利用互聯網技術來幫助我們做好企業。我說的互聯網技術不是ERP系統和技術平臺，現在大家都在講云計算、大數據，我借的無論是云計算和大數據更多還是讓消費者更精準地了解自己想要的產品，讓企業更要精準地了解消費者的需求來服務消費者。我認為這是我對云計算和大數據的理解和認識。所以說我覺得在這個范圍內，更需要的是回歸本我，專注于自己熟悉專業的事情，用全球的視野、用互聯網的視角不斷的創新、深耕細作，這是我個人堅持的一種價值觀和理念。全世界很多成功的大企業，有多少個大企業不是專注于自己熟悉、熱愛的事情，比如說蘋果，我們看喬布斯的一生有離開過電子行業嗎？他的一生都在從事這個行業，所以說蘋果今天這么偉大。我們今天再去看中國之前有很多企業失敗了，包括浙江溫州前兩年一批企業家跳樓了，他是不是由于專注于自己熟悉專業的企業跳樓，大多數都不是。所以我認為從這方面考慮，我們一方面要擔當企業家精神，第二方面更需要喚醒自己扮演一個創業家的精神，持續地創新，持續地轉型，為這個社會承擔責任。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王巍：謝謝胡總在地產界是非常低調的，可是在前年中國企業家論壇中他是最大的一筆捐款者，支持中國企業家提出新思想、影響社會，胡總您也談一下對企業家和社歸的看法。

　　胡葆森：大凡到了社會改革和社會轉型的重要時期，我們有時候還是在重新認識一些事情。大家都知道，推動人類社會進步有三種主導力量，一種是政治家一種是科學家和理論家，另外一種是企業家。因為政治家的主要任務是決定了社會的公平爭議法制和平的環境，這是他的任務。科學家和理論家決定了一個時期的思想的高度和科學進步的成果。企業家他主要的使命和責任就是解決了這個時期社會資源的配置的結果。所以我覺得作為我們這些干企業的人，這個時期最重要的還是要干，還是要創新。所以，大家知道新型城鎮化是十八大之后最熱門的一個話題，新型城鎮化無非就是把過去的20年的城市化的成果，在今后的20年不斷地把城市的工業化、信息化這些成果向著更小的城市，比如說縣級市、包括鄉鎮，把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的成果向更大范圍延伸、延展、釋放，然后把農村這樣一個生產要素，比如說勞動力的要素，比如說生產資料的要素，更多地轉移到城市，從而使整個社會的財富得到更大程度的聚集。因為中國的城市化要快于過去的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的進程，無論是歐洲還是美國，城市化的進程平均用了80到100年的時間。而中國有可能在40年或者是40多年的時間內完成。所以我們這一批人也非常地幸運，趕上了中國的城市化過去的20多年，我們地產界把它稱為上半場。今后的20年當中國的城市化率到了70%的時候，中國城鎮化加速的時期就結束了。非常巧在中國8萬家地產商里是為數極少的守在一個地方，21年在一個地方干了一件事，這是獨一無二的。這三位是我省域化的始作俑者。王石登了兩次珠峰，他把萬科推到了世界第一大住宅開發商的位置在行業里算是登頂了。但他在13年前跟我說過我老胡在中國的地產界沒有人從東坡上去過，你是不說試試看，沒有人一直在一個地方做一個戰略做了那么久的，我在他們三位的勸告下，守住河南不出去，圍繞河南1億人口，120個城市，從2000年開始完成了原始積累階段做了13年。這13年，王石已經登了兩次珠峰了，我現在大約還在5000米的營地繼續往上爬，也許不能從東坡登頂，但是這一路的風景也很獨特。所以我在他們三個的指引下守住河南這樣一個地方，像王巍先生說的，我會在這樣一個東坡繼續登下去，也許登到7000米就沒有路了，那時候我可能會繞道北坡或者是南坡繼續登。我是新型城鎮化探索的過程，我是唯一一個從省會到地級市、縣級市一路走下去的地產商。我會一路走下去，這一路就是行動力釋放的過程。謝謝各位！

　　王巍：這是非常危險的，變成了地產論壇。我想請馮侖說說，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家，他30年來在中國整個的市場前沿，最近他寫了兩本書都值得大家看，《野蠻生長》《理想豐滿》這兩本書都值得看。他這兩年有一個比喻，把企業家比喻為政府的夜壺，讓政府很愉快，隨時用隨時拋棄。所以我想從今天特別是看到了濟南審判之后你怎么看今天政府和企業的關系？未來應該是什么樣的關系？

　　馮侖：這個我覺得當時講這個故事不是這么直接講的，大家熟悉中國名博的故事就知道出處在哪兒。這個故事不光是在中國，其實在西方即使是在市場經濟非常成熟的地方，企業和政府之間仍然是政治強權會大于企業家的話語權。因為在另外一個小說里，還有另外一個比喻，就是美國的一個很牛逼的企業家，底下人說你如何了得，他就指著白宮說了一句話，說在他的眼里我只是一個蟑螂。在人類歷史上，企業跟政府之間的關系永遠是兩個角色之間需要調試，這個角色不一樣。所以企業家控制的是私權，你自己企業有限的責任下的財產和支配權、金融權。而政治家他們控制的是公權，至少是以公的名義在行使社會管理的權力。這樣的話，當然有強制性的一面，軍隊、警察、監獄，還有強制的意識形態，所以在各個方面跟企業家在一起說話、辦事的時候有一種無形的力量，甚至是當你出了岔子以后，有有形的監獄在刺激著你。今后建立一個法制基礎非常重要。

　　法制基礎是什么？我們有了法制基礎就相當于一個故事，最近我也老在想一件事，我們在一個村里的時候突然外面的動靜很大，全村人的表現很不一樣，老人比較謹慎護好這些孩子，說別出門，外面有動靜，也許是來了壞人。老人家多數講的是壞人。也有的強悍的婦女叉著腰在村口張望一聲，是哪兒來的家伙，一看沒有事也來了。但有的膽大的沖出村子跟人家沖突上了，這樣全村人就遭殃了，因為外面真來人了。本來沒有事但招了事。現在企業家面臨著一個判斷，到底村子是不是需要到外面去招事，還是說外面本來沒有事，就在家睡覺，接著明天照樣干活？所以有時候拿捏這件事的確不太有把握。但有一條我覺得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我們現在講的要有法制。這個法制是什么？就是有了法制這個村不管外面來什么人、狗怎么叫大家都安心睡覺。因為大家知道，村長是靠不住的，婦聯主任是靠不住的，但是法官是靠得住的，村子里所有的雞鴨狗貓都是安全的。我們現在缺少了對法律的信任缺少對法律和財產保護的安全感，也缺少大家對未來預期的一個準確判斷，所以的話大家的言論就非常沒有底。一沒有底的時候，大家就表現出的狀況不能如大家所預期的那樣。所以最終，我們回來回去還是要保證我們產的安全。財產安全就相當于我們的內衣，不能隨便被扒掉扒掉了以后大家不開心，而且丟大家的臉。這件事很重要。

　　王巍：謝謝馮侖。馮侖說一到社會變化說不清楚、風險比較大的時候要不要招事，是在家里還是出去招事，這是每個人的選擇，他身邊的任志強是一慣招事的人，從當年下鄉的時候就開始招事，他一直鬧事鬧到60還沒有消停，他被稱為大眾的人民公敵，在微博上獲得的一定的話語權以后，就變成了大眾情人。接著又去忽悠讀書人，現在被稱為著名公知，他不斷地折騰，我想為什么任志強這么執著地、這么軸地惹事生非？能不能請老任來分享你的這樣一種行為？

　　任志強：被張維迎教壞了。張維迎告訴我們一個什么東西呢？就是政府應該是制定法律和規則的人，但是你這個法律和規則得符合天理。如果政府制定了一個法律和規則不符合天理的時候，人們就被逼得不得不推翻它。我們今天是到了安徽，為什么？我們起碼很清楚是因為小崗村推動了中國農業的改革，市長說小李莊是走在前頭，但是為什么小李莊沒有人知道而小崗村有人知道呢？是因為小崗村按了手印。為什么按了手印的被知道呢？就是說他是找事。他一找事就被大家知道了，知道以后就把法改了，讓發更符合理了。其實，小崗村做的是一個新鮮的事嗎？不是。因為在這之前就已經有了三自一包了。因為我們的法不想讓三自一包滋生更多的資產階級思想，所以文革就把它砍掉了，寧愿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但后來人們發現沒有苗就生不出糧食了，人們會被餓死，你要社會主義的草有什么用啊？養不活人。所以從理上是不符合天理了，于是人們不得不生產資本主義的苗，讓它長出麥子和稻子來，喂飽我們的肚子。

　　這個事恰恰就是這么一個過程，如果說我們的經濟是因為我們有一個追求政治目標而結合起來的政黨，那么它和經濟之間就是對立的。你們常常自檢政黨一定是為政治目的而成立的，但市場經濟和政治目的常常是對立的。如果我們是一個既有符合天理的法何必要去找事呢？那不挺好嗎？又符合天理又合法的，就按照這個辦吧？恰恰是因為我們在整個發展的過程中老想找一個特色，于是就和法和天理之間有了一個沖突。為此，人們不得不找事。

　　我們看看小崗村給我們的教育意義是什么？鄧小平非常清楚的是黨政要分開，要把政治和經濟分開，然后又提出的是政企要分開，政府管的是市場規則，把你的法理弄好了。市場要交給企業家折騰，只要他沒有違反你的法，你就讓他去折騰。就像我們踢足球不能說底下人都不犯錯誤，不犯錯誤怎么有犯規一說，怎么有黃牌和紅牌一說呢？實際在游戲規則里是允許合理地犯錯誤。什么叫合理？就是不讓你贏這是我競賽的基本的道理。要是讓你隨便贏我就不守著，你往大門里踢，但競爭中會不會有犯規呢？有，因此有黃牌和紅牌，如果這個企業紅牌多了就被罰下了，不可能用不平等的方式競爭。這兩者之間大家更多選擇的是除非不得以，最高別犯規，別被紅牌罰下才能保持雙方都有競爭力。而現在的社會如果做了一個規定，不允許有犯規和紅牌，這個不符合天理了，于是我們就出現了張維迎教授剛才說的有吳英案等這樣那樣的案件。你不能說他一點沒有違反法規的地方，但是不是因為他違反了一點就把他弄成死刑呢？這就是理和法之間的對抗性問題。我覺得我們所做的大部分的推動改革的事情是因為它逼得我們不能不用這樣的方法對法律提出挑戰。如果每個人都不提出，那這個法律就不可能進行修改，也就是說，鄧小平在1979年實行三資法的時候，他自己就知道這是違法的，因為那時候土地是不允許租賃的，你們可以看看法。為什么我們現在叫82憲法呢？是因為發現79年的這些規定《合資法》《獨資法》《合作法》都違反規定，所以82年要修改《憲法》，憲法修改成土地歸國家所有，可以租賃和有償出讓。這個變化是為了往這邊為了讓外資開放進行，那邊就不得不做土壤，把憲法修改為國有。現在發現，它又違反了一個基本原則，如果是當時完全私有就可能更好了。就不會有今天出現的這一系列土地矛盾、土地財政等問題了。可是當時為什么不行？是因為在中間有些人認為，如果這樣做的話就是賣國賊，因為你又會回到49年以前的租界。于是，鄧小平不得不退一步說我就國有化，在國有土地上進行租賃不就沒有租界了嗎？于是這兩者之間永遠是相互博弈的過程，我們整個的改革過程包括了企業家說到，鄧小平一旦把盒子打開了，要想進行改革就不得不解決中間的矛盾。如果老師堅持原來的什么東西，只能守住原來的什么什么東西，那么你就沒有改革的過程。如果沒有一個允許大家摸石頭、犯錯誤的過程，這個社會是不可能在現有基礎上前進的。

　　我們看看美國最重要的是什么？像科斯討論鄧小平的問題一樣是要有一個思想市場，美國很重要的是有思想開放，它沒有本來的民族，他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可是后來的人是包羅萬象，所以他的市場是可以任意胡思亂想的市場。但這創造了多少的價值呢？比如說科幻片慢慢地變成了科技的真實。像微軟[微博]、互聯網，像英特爾[微博]。在最初的電影片里都是不可能實現的東西，都是幻想，但今天都變成了現實，是因為它允許胡思亂想，最后導致挑戰我們的現行規則，讓規則更符合于法理、符合于良知，變成了我們現實可以看到的實物。在中國不允許胡思亂想的時候，所有的創新在萌芽中就被殺死了。所以我們要不斷地挑戰、推動和呼喊，用我們的行動力來推動中國制度的改革。

　　王巍：謝謝任總。這是受于微博140字之苦，終于有機會長篇大論了。我們所有的企業家稍稍在經常成功之后都是希望顯得特別有文化，所以大家都是或進是了EMBA班或者是去美國哈佛學習，只有一個人就是毛振華[微博]，他賺了錢以后上來就是教授，而且是所長。所以上來以經濟學家、教授，而且這么多年來他首先是希望提他是毛教授。我請毛教授發言，你有企業家的經驗，請你分析一下今天的格局什么阻礙我們進一步的改革？

　　毛振華：參加王巍的會都心里有數，你準備得再好也不會按思路來講。我是跨界的，所以我參與了企業家和學校的討論。學校里的老師覺得，學者們研究得好，經濟學界的都研究企業界的問題，怎么企業界的人自己沒有聽見你們說什么，你們自己的情況為什么自己不說？當然我以我做過企業的身份來講，企業有很多的問題，學者也看到了，他們也很大膽，對情況也很了解，也有很多的見解，對政府也有很多的批評和建議。其實我在企業圈里也是一樣的，中國的商人都是權商，就是政府的一條狗，跟政府搖尾巴，掙政府的錢。我說我們企業界看你們也是拿著公家的錢也是弄出這么多的事情，也沒有怎么說，你們也是搖著尾巴求自己的競爭之圖。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現象？一方面內心世界有很多的認識，另一方面又不懈以權商的身份面向世界，歸根到底有一個東西，有一個魔鬼就是恐懼。恐懼是很重要的。所以在一個社會里面，每一個人都應該有恐懼感，有應該不為的事，有應該可想而不能為的事，既可以叫做規則，也可以叫恐懼。但另外一點，你的心里面到底有一些東西是想說不敢說的，想做不敢做的，而且從理論上講是應該說應該做的，這就是一個問題。所以在中國社會來說，我覺得沒有別的問題，你把政府給拿掉？大家都是正常的商人，也都是正常的學者。在中國來說，如果這個問題把它說得更深入的話，就是現在中國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怎么樣讓恐懼消退一些，讓創造、創新自由的表達更充分一些，這樣我們的社會就會有新的機會。因為從企業界的接觸來講，我覺得很簡單，企業界這個階層不是一個什么高層的階級，它不是高尚的代表，它追求的是利益并且是私人的利益，還要配置公共資源，資本、勞動力、土地，這都是社會資源，要用私人的杠桿配合這些社會的資源。所以盡管影響了千千萬萬的能力，他增長的財富又歸屬于整個社會的綜合。但是不要用太高尚的東西來包裝自己和悲觀賦予他人，就是這樣一個階級。在整個的社會結構里，我們講改革是調整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所以所謂的經濟改革我認為一貫是沒有的，所謂改革就是要調整社會不同利益階層的利益構成，所以企業界來講，有這樣一個客觀的認識自己的階級，客觀地來捍衛自己這樣一個權利，我覺得也是應有之意，你自己不捍衛總讓別人說，是沒有這樣的機會的。一方面我很尊重守本份的問題，第一是把企業做好。第二個守本份有很多的解讀。在社會責任上，有一種解讀是什么都不說，是一直繞著走，偷偷摸摸地賺錢，還有一個是表達觀點，哪一個是更本份的事情呢？我覺得根本的利益是一致的，就是看自己的判斷。從這個意義來講我是很欽佩和欣賞那些把企業做好的、踏踏實實的這些人，但是我不會敬佩他們。他做得再好我也不敬佩，我敬佩的是那些能夠把自己的階層的利益真實地表達，并且能夠在一個框架下合理地捍衛的人。所以這個意義來講，我覺得我就很欽佩任志強，他做的很多事可能對他的企業并沒有帶來什么，但對整個企業的階層和社會的進步是有貢獻的。這個意義來講，中國社會現在的改革應該是做什么樣的選擇(需要考慮)。大家都關注三中全會，我想關注的熱度已經降低了，為什么？大概已經初露端倪了，已經基本明白了。所以這種情況下企業家要識大局應該怎么做？我們呼呼喊喊可以，但更多的格局是政治格局，在這個利益格局里我們只是屬于思想的一部分。所以我覺得現在的時代的確高峰會跟春節后的其實氣氛和氛圍還是不一樣的。對我們來說企業界真實的思考是在這個背景下我們怎么做另外的社會公眾，把企業做好，因為政治上的事情我們提過意見最后的結果也差不多了。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今后面臨的考驗是怎么在一個政治格局既定的框架下，在面臨中國經濟調整的大格局下把企業做下來。另外我也蠻坦率地說，企業也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企業家只有兩種，一種是創造需求，一種是迎合需求的企業家。第一類企業家是非常稀缺的，很少。第二類企業家絕大多數都是，這種企業家沒有什么太大的價值，你不干了別人干，只要有需求在，你不做房子別人做，沒有什么了不起的，誰偉大？我們發明一個別人沒有的東西就是創造了需求。對常人來講就是一個普通的企業家你就是運作一些資源滿足人們的需要，你不干別人干，你走了別人來。我相信政府也看得很明白，有很多的企業家是沒有什么了不起，也不要說什么事，你走了別人來。所以對我們來說我們是清醒地認識了自己的狀態，把自己的企業做好，同時認認真真地選擇自己到底應該到哪里去干活。到哪里去賺錢，到哪里去生活。

　　王巍：謝謝毛總，你說了一個很有代表性的詞匯，中國企業家目前的恐懼感。這個恐懼感，不是源于商業競爭，而是源于社會環境。源于政治環境，等等非商業之外的因素造成了恐懼感，這是懸在所有人頭上的利劍，很多人戰戰兢兢不愿意進入任何非自己領域之外的事情，這個題目是留給大家來考慮的一起來關注，如何來消除中國企業家的恐懼感。我們想請王石談一談他在國外這兩年游學的經歷，萬科集團在美國直接進行了主業經營，請王石主席分享一下你覺得中國做生意和在國外做生意的不同點在什么地方？

　　王石：萬科是一個中國本土的一家企業，我們真正的到國外投資是去年才開始的，當然了開始準備這個平臺是準備了三年，在香港注冊了公司，搞這種金融平臺來投資，所以嚴格來說，這里介紹經驗和聯想、海爾、華為相比都是說不上的，只能說有一些皮毛的感覺。但這個皮毛的感覺是非常非常強烈的。目前我們在美國只投了一個項目，在舊金山。舊金山今年的投資項目是最大的一個項目，對萬科在中國的投資來講覺得就是一個一般的項目。因為我已經十幾年許多當CEO了，所以具體的業務我沒有介入，只是這個項目簽合同動工的時候我飛到了舊金山，有幾個感覺。第一是項目這么快就簽下來了，這是感覺很意外的，因為萬科在中國進入一個城市都需要12個月，這算是很快的了，有時候進一個城市兩年到三年是很正常的。但舊金山這個項目從接觸公司項目到簽合同是4個月的時間不到，時間之快是沒有想到的。第二，萬科本身是搞房地產的，房地產有一個黃金規律，就是地點、地點、還是地點。我們看了地點之后又給我第二個意外，萬科在中國進入了60個城市，真正拿到這么好的地還是第一次。而這個地不是在中國，是在舊金山。所以我說怎么這么好的地，感覺非常非常意外。第三，開工的速度和對整個市場的預期，你什么時候能收回你的投資，甚至你能賺多少錢，預計之前非常非常清晰。就是三個意外，第一是速度非常快，第二是地點之好是萬科拿地之中最好的一塊。第三對市場前景的預測。我們姜建清董事長的發言中就講了一個預期，實際上為什么是這樣的？簡單來說，我覺得是兩點原因：

　　第一，是大環境。中國是一個經濟增長非常非常快的一個市場。但是它不成熟。而美國已經是發展中的后工業時代的市場，是一個成熟的市場，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不同。

　　第二，和萬科本來的風格是有關系的。很多人都非常意外說為什么你登了十幾年山，天天不答理公司，公司經營的狀態還是非常好？是因為萬科遵循了西方企業制度這一塊，你不在按照這一套做就可以了。可是我們知道，整個中國的大環境更多還是講權威、講權謀、講黑箱操作，講勾兌、講關系。萬科在中國也做下來了，突然發現你到了一個追求的成熟的市場很容易地融進去了。所以這是為什么我們在中國做了20多年也非常成功，但很多人就感覺到非常地艱難。到了美國，所謂成熟的標志是一切都非常清晰，一切都很透明。當然了，談的首先是找律師。我們知道在美國沒有律師介入是沒法兒經營的。萬科在中國雖然有20多年，但跟很多項目是合作的，比如說簽一個合同差不多像兩本書似的。這樣美國投資是很意外地讓我感覺到容易，意外地感覺一切的效率都非常高。所以萬科加快了步伐，沒有什么意外今年會在紐約、波士頓甚至是其他的城市建有投資項目。

　　王巍：請周總談談，主要是通過你的案例來談中國企業家來談國內國外經營關系的差異。

　　周成建：國際化沒有什么經驗我是做大眾化消費的我十幾年前這樣認為，今天更強烈地認為，未來大眾化商品的提供應該是亞洲的國家，無非是三個，日本、韓國和中國。我覺得中國未來會優越性有優勢為全球的消費者提供大眾化的商品。我認為我們商品的品質重視度會越來越高。第二，我覺得中國有很深的問題。如果說我們用日本人那種對品質極致追求的精神，把中國這幾千年的文化用全球化的手法演繹出來傳授給消費者，一定會得到消費者的追捧。

　　王巍：剛才王石提到中國很多的企業家用權謀、用勾兌來運作自己的公司。我很想聽胡總怎么看？特別是你幾乎圍繞著一個省，大量政府的關系協調怎么判斷中國企業現在這樣一種困難？

　　胡葆森：這也是我擔心的問題，現在我看頂層設計也好，中央強調的下一步要打老虎也好，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財富巨大的堆砌，世界經濟總量的第二大國等等，這些都是改革開放的成果。但是我們有一些問題大家也達成了共識，比如說我們在環境上付出的代價，以及在倫理道德上失去的共有的標準，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因為大家知道我接觸的社會層面比較豐富，可以從北京到省城到地級市，中國一共有284個地級市，在河南有18個，河南有108個縣級市，還有上千個鄉鎮。我是在和四個層面的政府在打交道。中國有五級行政體制，中央、省、市、縣、鄉，到了一個省有四種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