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中國城鎮化高層國際論壇于3月30-31日在上海舉辦。論壇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世界經濟論壇等機構共同舉辦。圖為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林毅夫演講。

　　2013中國城鎮化高層國際論壇于3月30-31日在上海舉辦。論壇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世界經濟論壇等機構共同舉辦。新浪財經視頻直播本次活動。圖為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林毅夫演講。

　　林毅夫：我想講的題目，是從我最近一直在提倡的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城鎮化的機遇跟城鎮化存在的問題。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我們知道，經濟發展的過程是一個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的過程。任何國家任何社會在低收入階段的時候主要的生產活動是在農業，農業是分散的在廣大的領域，也就是農村。進入到中等收入高收入的階段以后，產業結構從農業變成制造業，變成服務業。讓我們知道制造業跟服務業有相當大的規模，經濟與要求生產活動必須聚集在一起。在這樣的一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人口就會從分散的農村集聚到城市，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城鎮化是一個經濟發展的結果。當然，也是經濟發展的一個載體。從我國的角度來看，我們從79年以后的改革開放，帶來的快速經濟發展，確實給我們的城鎮化提供了一個相當好的機遇。但是同時，我們現在存在的問題，可以講說是改革發展還不到位的問題。要解決我們城鎮化存在的問題，抓住城鎮化的機遇，就要求我們深化改革。這是我今天想報告的主要的要點。

　　中國的改革開放79年開始我們都經歷了，在過去的33年當中，平均每年的達到9.9%，人類歷史上曾有過的奇跡。中國的人均收入從連非洲國家平均1/3的水平都達不到的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到去年年底人均收入達到6000美元，變成一個上中等收入國家。我們現在的人均收入差不多是非洲國家平均的5倍，從1/3不到到現在是大家的5倍。這個過程當中，當然我們的生活水平提高的很多，我們的貧困減少的數量達到6億人。這個數字對我在做世界銀行[微博]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的時候是很有意義的。世界銀行的宗旨是幫助發展中國家減少貧困，它從1945年成立以后，為了世界的減貧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把中國改革開放以后，按照世界銀行公布的每天1.25美元的貧困線標準減少的6億人排除出去，世界的貧困人口不是減少的而是增加的。所以這是一個巨大的貢獻。

　　在這個過程當中，也是我們進入到中國歷史上最快速的城鎮化的一個進程。在79年的時候，我們城鎮人口只占總人數的19%，那么從79年到現在平均每年以一個百分點的速度在城鎮化。所以到現在，我們城鎮人口的比重超過農村人口，達到了52%。那么這可以講說是中國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快速經濟增長給我們城鎮化提供了機會。

　　我想講的是說，這個機會還是存在的，因為我們如果展望未來，我相信中國還有潛力維持高速增長。中國還會進入到城鎮化在52%的基礎之上，繼續提高的一個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到來。對中國的發展前景，從我從世界銀行回來以后，在國內我多次講，我們過去雖然33年平均每年9.9%的增長是歷史上不曾有過的，但是實際上，中國還有20年每年8%的增長的潛力。為什么我們過去33年已經發展了這么快，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呢，我還相信有20年8%增長的潛力呢？實際上，你要看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從我前面講的，它是一個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的過程。那么這個過程對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都是一樣的，但是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比較起來有一點差異，就是我常講的后發優勢。因此要判斷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潛力有多大，那就要看它后發優勢潛力還有多大。我經常做的比較，就是跟我們經濟發展態勢相似的東亞經濟體的狀況。固然我們有33年的快速發展，但是我們現在實際上達到的發展水平只不過是日本50年代初的水平，新加坡60年代中的水平，臺灣、韓國70年代中的水平。這些東亞經濟體他們在同樣的發展水平優勢的情況下實現了8到9%的經濟增長的速度。從改革開放以后我們發展的路徑、態勢跟他們是一樣的。應該講起來，我們還是從潛力來講每年8%還要維持20年，從后發優勢角度來看是存在的。

　　如果說后發優勢能夠發揮出來，當然，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兩個百年目標應該都能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是建黨100年的時候，我們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且在數量上有一個明確的指標就是2020年的時候，我們國內生產總值以及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在2010年的基礎之上翻一番。從現在2013年早2020年這段時間，大約維持每年7.5%的增長，我們就可以實現這個目標。從這個意義來講我們還有8%，從現實來實現7.5%是有可能的。如果這個目標實現，我們到2020年的時候，在2010年人均收入按照美元是4800，2020年我們可以達到9600，而且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民幣會升值，所以到2020年的時候，我們的人均收入達到一萬兩千美元應該是指日可待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數字，因為按照世界銀行公布的標準，一個國家人均收入達到1萬2千美元，就是高收入國家。也就是說如果第一個100年的目標能夠實現，到2020年的時候，我們會是一個高收入國家，而且是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第三個從低收入階段進入到中等收入階段，然后實現到高收入階段的經濟體，其他兩個一個是韓國，一個是臺灣。我前面講的我們的經濟增長的潛力不只是未來七八年，還有將來的十幾年都是有8%的增長潛力，如果把這個潛力發揮出來的話，那么應該可以講就像十八大提出的建國100周年的時候變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強國。這個目標也是有可能實現的。

　　如果維持這樣的經濟增長，我前面講，城鎮化是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經濟發展的載體。所以我們應該相信，在過去每年一個百分點的基礎上，接近這樣的速度在城鎮化的進程，十年二十年的時間。這是一個很美好的遠景，但是我從世界銀行回來以后，發現國內普遍存在的悲觀的情緒。認為這個8%的潛力有不少的懷疑，這個懷疑并不是我的經濟學的分析有問題，因為我應該學的分析從歷史的經驗來看，我們已經知道，你收入要增長，生產力水平要提高，一定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的從低附加價值的產業轉高附加價值的產業轉移。這是必然的。那么既然跟我們同樣發展階段的國家和地區他們在同樣的基礎上利用后發優勢實現的，對我們來講，潛力應該是有的。當然發展這個潛力要用很大的努力。

　　我想國內有很多悲觀的情緒是跟我們前面這33年快速經濟增長的過程當中，國民經濟當中還存在的不少讓大家有切膚之痛的問題。這個問題表現在很多方面，比如說首先環境污染的問題，北京很多主要的城市出現了霧霾的問題，再來，經濟發展的速度雖然非常快，但是收入不均，收入差距越來越大，腐敗現象相當的普遍。收入分配差距的問題跟腐敗的問題交織在一起的話，很容易引起社會的不滿，影響社會穩定，影響政治的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可能性。另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城鄉差距是不斷拉大的，而且現在不僅是城鄉差距在拉大，城市內部還分成有戶籍的居民，跟沒有戶籍的務工人員的公共服務的待遇是不一樣的人是分三六九等的，就會引起一些社會性群體性的問題。我想就是這些問題的存在，讓很多人難以相信我們有這個潛力，讓我們很多人難以想象我們有可能去挖掘這個潛力。

　　現在的問題是說，問題是存在的，任何發展中國家必然有問題，要不然就不是發展中國家。其實發達國家也有問題，否則就不會出現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不會出現現在一些高收入國家高失業率，收入不平等的問題，政府債臺高筑的問題。對我們來講重要的是說必須了解這些問題存在的原因，跟它解決的辦法是什么。我覺得我們現在存在的問題有些是發展階段的問題，比如說環境污染的問題，我前面提到，經濟發展過程必然是從分散的農業開始，然后變成集中的制造業慢慢的轉移到服務業。在農業的時候非常分散，青山綠水，到了制造業的時候它是高能原，而且是高排放，高污染的。進入到了服務業的階段以后，能源的使用密度就下降了，排放也少了，環境也改善了。對中國來講的話現在的污染問題，一方面確實政府應該加大力度治理，把現在各種環境標準有標準的一定要執行，但是如果我們想從中等收入國家進入到高收入國家這個以制造業為主的階段是跳不過去的。一個城市可以跳過去，一個國家是不可能跳過去的，尤其對13億人的大國，這個階段是跳不過去的。所以我們大概還是必須客觀的來看待這個事實。

　　隨著收入的繼續增長，產業結構中間往服務業轉移以后，那么就像其他走過來的國家經濟，不管是工業國像英國的倫敦、德國的慕尼黑，還有二此世界大戰發展起來的日本的東京、韓國的首耳一樣，我想過了一個階段以后，這個問題是可以緩解的。對于談到的收入分配、腐敗、城鄉之間的公共服務不均等，城市內部的戶籍人口跟非戶籍人口的公共服務不均等的問題，我認為是改革還沒有到位的問題。要是深化改革來解決的問題。我們知道79年開始的改革，是在79年之前我們推行的一段相當長時間30年的重工業優先發展，齊國家之力建立了一批資本密集、技術先進的，對我們國家相當重要的重工業體系。但是這些重工業體系有一個特點，它是違反了我們資本短缺、窮二白的基礎優勢，所以在開放的經濟增長方式當中它是沒有支撐能力的，是需要保護補貼，才能夠存活的。它不僅需要保護補貼，還有一個后遺癥是，投資非常多，創造的就業非常少，城市里面容納就業的能力相對少，為了避免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入到城市，就設立了戶籍制度，把人分成城里人和農村里面的人兩個不同的群體。這是我們79年剛剛開始改革開放當時的國情當時的實際狀況。

　　怎么來解決這個問題，有兩種思路，一種思路就是，所謂華盛頓共識休克療法，把所有政府給原來的這些不符合比較優勢沒有支撐能力的保護補貼都取消掉，把戶籍制度取消掉。這是休克療法，它的用意是好的，但是問題是什么，如果所有的保護補貼都取消掉的話，導致的結果，那些原來建立起來的企業都要垮臺，它在城市里面雇傭了20、30%的勞動力面臨失業，必然帶來的社會的矛盾、社會的不穩定、政治的不穩定，經濟垮臺，而且長期的疲軟，復蘇乏力，這基本上是蘇聯東歐面臨的問題。而且如果把戶籍都取消掉，那么你必然會，農村低收入的公共服務設備比城市里面低的人大量的擁進城市，而城市里面又沒有就業機會，這樣的情況下，休克療法必然帶來經濟的崩潰，城市里面的人沒有工作，你新進來的人更沒有工作，就會出現像拉丁美洲或是非洲或是南亞的這些貧民窟、失業人群非常多的貧民窟的問題。索性我們改革開放初期采取的是一個務實的這種雙軌制漸進式的改革。一方面給我們的國有企業必要的保護補貼維持穩定，二方面放開對原來符合優勢的產業的進入，包括鄉鎮企業、民營企業、三資企業，這些產業可以通過后發優勢發展的非常快，這樣就穩定跟快速發展的同時達到。

　　為了避免大量的農村人口一下子都進城享受城市里面比較高的公共服務的水平，在勞動力流動上同樣也是雙軌制的。允許農村居民進城務工，但是不給予戶籍，不能跟城市里面的人享同樣的均等公共服務，這樣的做法有什么好處呢？一方面當然是減少了城市自己的負擔，但是同時也使那些只有進城以后有工作的人才會進城。如果你進城沒有工作的話也不會享受到城市里面比較好的公共服務，還不如留在家里種地。這也就是避免我們過去30年快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像現在在南亞、拉丁美洲、非洲出現的社會的一個貧民窟的問題。它帶來的問題就是收入不均的，因為一些保護的產業，我們的金融高度集中在大銀行和股票市場，只有這些大企業得到資金的服務，而得到資金服務，它的價格是低的，拿到補貼的，誰補貼它，是把錢放在這個體系里面的農民。同樣的情形礦產資源的稅基本上是免費的，誰拿到礦產資源，誰就馬上變成億萬富翁，還有一些服務業，像電信、交通等等的壟斷，這些措施都是改革開放初期為了保護不符合的一些制度的安排。它導致的是什么，收入往得到制度保護的大的企業的人，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而且這些都有很大的租金，就形成了尋租。這是經濟學的術語，我們老百姓知道的就是貪污和腐敗。

　　而且在這些城鄉隔絕的戶籍制度的情況下。進城的農民工為城市做出了貢獻，但是他也享受不到很多的待遇。這個矛盾沖突也越來越大。我覺得這些問題根源是由于在早期的時候應該講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政策，為了我們的穩定跟發展付出了代價。但是到今天應該是應該改了，如果不改的話這些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斷的擴大，跟腐敗現象的普遍化會激起民憤。對建立美麗中國，中國夢的實現會是一個很大的障礙。所以應該改。而且我認為，到了可以改，為什么可以改，因為在80年代初期，90年代的時候，我們是一個低收入的，資格非常短缺的國家。我們今天是一個即將邁入高收入的上中等收入國家，資金已經不是在短缺了，這些資本密集的產業絕大多數已經符合我們比較的優勢。比如汽車產業，我們現在是全世界最大汽車生產國，每年出口汽車100多萬輛，我們的裝備業是可以跟德國的，美國的裝備也在國際市場上競爭。所以那些原來不保護不補貼就活不了的企業的今天，給他們補貼只不過是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除了跟國防安全的產業需要國家財政補款補貼之外，其他的應該不需要再補貼的，所以金融上利率應該市場化，而且應該發展給千千萬萬的農戶，中小型制造業和服務業企業提供貸款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然后在資源稅費上提高高合理的水平，在壟斷行業上允許民營經濟進入。沒有資金，一方面可以減少貪污腐敗的現象，而且也有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的如果說政府不再需要補貼這些產業的話，政府也就有更多的資金和能力來解決拉平城鄉公共服務差距的問題。而且拉平城市里面戶籍人口和非戶籍人口公共服務的問題。不是把城市戶籍人口的公共服務往下拉，而是把非戶籍人口的公共服務往上拉。人不管是在農村或是城市，你在城市里面不管是先到還是后到，得到的公共服務應該都是一樣的。這樣子的話，我們前面所講的未來20年、30年或更長時間的發展潛力就能夠在一個和諧的社會當中，大家齊心協力把它挖掘出來。

　　十八大以后習總書記講了很多話，我對他提出的中國夢深有同感。因為中國夢是什么夢，是中國老百姓的夢，我們離這個中國夢的實現距離是跟近的，我們存在問題是，改革開放過程當中，所遺留下來的過去體制不完善問題問題。而解決這個問題，唯一的方式，就是與時俱進的，深化我們的改革。能這樣的話我相信中國夢一定會實現，這樣的話城市化會迎來另外一個春天。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