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3年年會”于3月23日-25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史蒂芬-格羅夫。(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3年年會”于3月23日-25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史蒂芬·格羅夫。

　　以下為史蒂芬·格羅夫發言實錄：

　　史蒂芬·格羅夫：非常感謝樓部長，謝謝韓主任以及我之前的老板和同事古利亞先生，各位尊貴的嘉賓，女士們，先生們，我很榮幸能參加這次中國高層發展論壇。

　　今年論壇的背景是中國領導人新的換屆，新的領導人更多地側重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性的問題做出一些調整，我覺得這個做法是非常值得稱道的。

　　講到平衡，我覺得經濟發展的來源需要改變，同時在收入差距減少方面也需要做出動作，比如說政府講到，我們要有三個領域的改革，第一是金融市場的改革來放開利率，同時鼓勵債券市場的發展。第二是財政方面，支持財政上的整頓。第三是讓私營部門更多地參與到經濟中。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很高興有這樣的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我們在政策制定者層面上有哪些挑戰，我今天主要講一下財政政策可以扮演怎樣的作用，可以幫助減少收入不平等，同時提升發展的平衡性。

　　我們知道中國目前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在財政和稅制方面的改革，如果不進行的話，對于中國經濟未來可持續性會有挑戰，財政政策對于減少收入和發展的不平衡是非常有益的，在OECD以及發達國家經驗表明，1995年到2005年，我們通過財政政策減少了不平衡性，或者說差異，大概減少了33%。在90年代的時候，很多國家也是做出了改變，特別是稅制方面做出的改變。通過這樣一種漸進式的改變，也看到了一些效果，所以他顯示我們可以通過這樣的改革來實現這樣的進步，當然這并不是萬靈藥，或者是可以拿來試用的政策。

　　我想中國的領導人也是意識到中國財政政策改革方面的重要性，中國目前有非常穩健的財政狀況，樓部長也提到了財政收入，90年代只有GDP增長的10%，現在大概有20%。當然我們還有一些制約因素需要來找出，跟OECD比較的話，公共財政很難配制用于公共支出，對于基本的公共服務也沒有得到足夠的融資，這一點樓部長也講到。雖然我們看到最近社會的消費已經有非常大的提升，但是在社保、教育、醫療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在中國還是非常低的。最近的改革側重于提高覆蓋面，而不是對于福利結構做出調整。我們也看到中國政府對于房產稅在上海和重慶做了試點，對于一些高端房產提出非常高的稅率。現在我們看到這樣一些試點也是有一些效果的。另外，在其他城市進行的試點，關于營業稅轉增值稅的試點，十幾個城市的試點，目前也是有效果的，但是還是在試用范圍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我們知道中國做的這些工作是很復雜的，也需要有互相銜接和配合的政策才能成功。

　　我來講幾點，看看我們怎么能夠幫助中國解決這些問題。第一是稅收基礎需要進一步拓展。中國很多人有逃稅的現象，繳稅的比例并不高，政策制定者沒辦法找到非常有效的調節收入分配差異的工具。我們看到去年中國收入稅征收的比例覆蓋面還是比OECD國家低，所以中國可以通過改變或者改善稅收征收的管理體系來提高這方面的收入。

　　另外，間接稅目前還是中國稅收收入中最大的一塊兒，直接稅應該可以扮演更重要、更有效的作用，當然，間接稅也是比較重要，資本利得稅，房產稅，遺產稅，環境稅，也有助于緩解稅收方面的不平衡性。

　　第三，提升稅收的征收是可以幫助稅收更好地用于公共支出的，我們在OECD有這樣的經驗，它是可以直接來支持私營部門進行配套消費的。另外，你如果能夠在教育和養老方面做出公共資源的安排，人們生活水平提高之后，這將有助于減少收入和分配的差距，鼓勵人們消費。醫療和教育這一塊兒，中國的水平加起來只占GDP的5.6%，OECD是12%，這還是有一個缺口。

　　第四，古利亞先生也講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稅收分享體系，這個制度也需要做一些調整，對于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的獲得性，需要進一步提高社會福利的獲得，包括城市和農村居民。我們現在需要把更多的像增值稅這樣的稅種獲得的稅收收入歸到地方政府手上，由他們來自行解決怎么來進行花費，而不是更多地繳納到中央政府。在這個過程中要保證中國財政政策的穩定性，樓部長講到，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我們在能源和環境、產品價格方面的放開，國有企業的改革是可以加快這樣的進程，而不用對于公共財政有一個太大的壓力。

　　當然我們剛才講到這些改革，包括衛生、醫療、養老這方面開支的增加，我覺得這樣一些項目都可以保障家庭部門更多地進行消費。對于中國經濟從出口專項內需拉動，我覺得也是非常有益的。

　　我們作為中國的合作伙伴，我們也很高興能夠進一步的為中國的改革提供幫助，使中國能夠建設成為一個和諧同時小康的社會，這個福利為所有的人民所共享。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