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3年年會”于3月23日-25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3年年會”于3月23日-25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財政部部長樓繼偉。

　　以下為樓繼偉發言實錄。

　　樓繼偉：謝謝韓主任的介紹，第一次演講確實有點誠惶誠恐，在中投公司做董事長期間，我的講話比較直率，現在官方身份，我試圖能不能做一點調整。今天的題目有點難調整，題目是“包容性增長中的財稅改革”，這個題目本身就是很不容易做出解釋，“包容性增長”，inclusive growth，大家的理解不一樣，中國政府已經表達的增長方式，要求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環境統籌地發展，其實也是包容性增長，說起來就太多了，我還是覺得把這個概念說得稍微小一點。所謂包容性增長就是讓經濟發展的成果惠及所有的地區，惠及所有的人群，在可持續發展中實現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并不是我認為就這樣定義，而是今天把這個范圍收得稍微小一點，不至于說得太發散。

　　大家對兩個惠及，各個人群，各個地區，以及可持續增長上沒有什么異議，最重要的，每個人心目中不同的，是如何實現包容性增長的途徑，大家有不同的理解。這個關鍵是市場和政府應該扮演什么角色，政府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財政稅收，政府需要資源，這種資源來自于納稅人的貢獻，來自于政府預算的安排。因此實現途徑的方式如果不解決的話，就很難談到如何進行財稅方面的改革。對于實現途徑大家的理解多種多樣，我想了想，可能有三種比較有代表性。

　　第一種理解，特別關注發展成果的再分配，特別是要發揮政府的作用，國家要提取更大比例的財政收入，通過大規模的再分配關注結果的公平。這種途徑壓縮了市場的作用，可能就業不足，人民的幸福感并不見得高，如果有很多靠國家的福利，而不是靠自己的奮斗，幸福感并不見得很高。而且經濟增長率可能比較低，這種模式不大可持續。

　　第二種理解，關注發展機會的創造，而不僅僅關注于結果。爭取使每個人都能根據自身的條件獲得發展的機會，通過自身的努力得到發展，享受發展的成果，國家適當地提取財政收入，實施適當的再分配政策，主要是創造公平的發展機會，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基礎作用，這種辦法，這種途徑就業充分，人民的幸福感強，經濟增長率高，是可持續的。

　　第三種理解，但是這種途徑是不平衡的途徑或者方式，國家大力擴大開支，進行比較大規模的再分配，但提取的財政收入比較少，財政長期赤字，個人付出較少的努力享受更多的福利，從而國際收支赤字也會越來越大。但是天上沒有掉餡餅，也沒有免費的午餐，這樣一種方式最后要靠通貨膨脹來平衡，結果低收入人群和地區會更為困難，陷入一種惡性循環。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拉美國家在歷史上就有這樣的例子，也就是所謂中等收入國家陷阱。

　　我們也可以看到，其中有的拉美國家經過近十年的政策調整，已經走出了這個陷阱，但是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我們也可以看到個別南歐的邊緣國家，其實本來屬于中等收入國家，實際走的是第三種模式，第三種途徑。但是由于在歐元區，有強有力的貨幣，單一國家的國際收支平衡，有歐元保護傘，所以并不見得馬上表現為危機。但是現在保護傘已經撐不住了，我們會發現，這些國家原來沒有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可能還要倒回去。

　　因此第二種理解是實現包容式增長的正確道路，尊重和保護市場機制，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是可持續的。遺憾的是第一種和第三種理解總是很有市場，原因多種多樣。部分政府部門過分相信自身干預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能力，對微觀經濟活動的不平衡反映極為迅速，不太相信市場自身的修復能力，馬上出干預措施，我們看到往往適得其反，制造波動。同時在社會方面，我們也不能指望大多數人民都可以從可持續性的長遠觀點來思考問題，以多貢獻、少獲取的理念來指導行動，大多數人是愿意在機會公平、公正的環境之下，通過自身的努力贏得更好的生活。但是，在政策環境不友好，特別是機會很不均等的時候，想少付出，多享受福利人的比重就會越來越多，而且輿論環境也會惡化。

　　第一和第三是不歸之路，我們并不是沒有滑向這些歧途的可能性。第二條是艱巨的改革之路，也是走向包容式增長之路，中國正在力爭擺脫滑向第一、第三的可能，力爭走第二條路。

　　我們看到習主席在講到中國夢的時候，他講要“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要讓人民共同享有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全國人大剛剛通過的《政府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提出這樣的要求，“必須處理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減少對微觀事務的管理，完善和加強宏觀管理，真正做到該管的管住，管好，不該管的不去干預，真正讓市場起作用”。

　　這些方案還提出一些具體的任務，比如說大幅度減少合并中央對地方的一般轉移支付、專項轉移支付，增加一般轉移支付，取消不合理不合法的行政事業收費，公平對待社會力量提供醫療、衛生、教育等等公共服務，同時加大政府購買服務的力度，其實背后都是財政問題。去年年底的經濟工作會議還指出，要按照守住底線、突出重點、完善制度、引導輿論的原則做好民生工作，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守住底線、突出重點”，政府不能只要碰到民生問題都要去做，底線是什么？什么是基本的需要；底線是什么？財政能不能可持續？承諾過多而收入不夠，我們會走向第三種模式，那是不歸之路。“完善制度、引導輿論”也很重要，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民生政策，制度是不完善的，往往是沒有約束的，我們應該幫助窮人，而不應該幫助懶人，我們制度中有很多這樣的問題。當然還要“引導輿論”，輿論上常常是提到民生就好象站在道德高地上一樣，實際上我們看到這是一個綜合的問題，要“守住底線、突出重點、完善制度”。

　　人大通過的改革方案還提出一些方向性的要求，其中財政稅收的改革是專門強調的重點改革，包容性發展要求把創造機會均等，平等發展，維護社會正義放在最為突出的位置，在這些方面涉及非常廣泛。而且往往又同財政制度相聯系，所以財政既要加快自身的改革，完善財稅制度，也要積極支持配合相關的改革，著重于建立機制，促進包容。改革開放以來，歷屆中共三中全會都對改革做出了部署，我想十八屆三中全會如果是慣例的話，也應該大致是這個內容。

　　財稅改革是其中的重要內容，需要加強調查研究，理清改革思路，提出發展建議。改革是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不竭動力，過去30多年來，中國堅持市場取向，進行了持續不斷的改革，在此過程中，財稅體制作為改革的突破口和先行軍，進行了多次重大的變革，與各方面的改革相配合，推動了經濟、社會的根本性變革，國家的財政實力也不斷的壯大，財政的狀況總體健康，盡管改革和政策調整任務非常艱巨，我仍舊相信，我們已經站在新的起點之上。方向是明確的，也有一定的經驗和理論的準備，新一輪的財稅改革會取得更為長足的進展。謝謝！

　　以下是現場答問：

　　斯特恩：

　　我是來自倫敦經濟政治學院的斯特恩教授，樓部長您也記得當時在大連開會的時候，你也談到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問題，政府稅收調整的原因，當然這是20年前的事了，現在中國面臨新的外部性的問題，包括治理污染，環境變化等等，這些也需要進行稅制方面的改革。實際上我們也可以從過去很多OECD國家錯誤當中進行學習。因為污染或者是其他方面，碳方面的征稅會增加我們的稅收收入達到5-6%的百分點，包括二氧化碳或者是碳稅的概念。在這個過程當中，也可以通過這方面稅負新增來源進行很多公共方面的投資，進行綠色、可持續、城市化的投資，這是我的建議。

　　樓繼偉：

　　斯特恩是我20多年的朋友，他講到大連的會議，那是93年6月13號到6月15號，在大連，我們開了三天，我們討論了廣泛的問題、政策，當然是面對通貨膨脹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政策，建立起什么樣的改革，對中國帶來中期的穩定，和經濟長久發展的基礎，那次會議非常重要，很多那次會議提出的建議，都是93年經濟改革方案所吸納的，我記得您在那次會議的貢獻。

　　你現在又提出了重要的問題，如何通過稅收的制度促進環境友好，我會考慮這個問題，實際最重要的是價格，價格決定資源的配制。

　　主持人：

　　剛才樓部長傳達的最重要的信息是會考慮你的建議，會認真考慮。

　　陸百甫：

　　我向樓繼偉部長提一個問題，如何建構一個平衡的、穩固的財政指標，十幾年前，一次高層會議上，樓繼偉部長向江澤民主席匯報財政性或有債務的時候，對巨額的或有債務提出了擔憂。十幾年過去了，中國預算財政赤字有三千多億，現在已經是一萬三千億，或有債務不但沒有減少，而且還在增加。所以我想請樓繼偉部長就這兩個問題談談看法，因為在你任期內能做些什么努力，中國很多群眾對你還是寄予希望的。

　　樓繼偉：

　　謝謝陸百甫教授，我們也是老朋友了，我們是應該建立穩定平衡的強大的財政，現在赤字規模還是比較大的，應該說還主要是為了應對外部環境一些不利的沖擊，今后我們希望不太長，可能也是好幾年，外部環境能夠改善，減少對中國財政赤字增加的壓力。第二個原因是在內部，現在財政支出增長非常快，收入今后我估計就是一位數的增長，不太可能出現超規模的增長。這方面國內的壓力真是實質性的壓力，沒有什么好辦法。

　　第一是壓縮支出。李克強總理已經在全國人大之后的記者見面會上講到了，行政經費方面的開支只能減不能增，人員編制只能減不能增，這方面我們應該做出很大的努力。政府已經做出了很多的承諾，特別是在民生方面的承諾，這個承諾是中長期的，難的是這些支出壓力怎么解決。我剛才講到了，經濟工作會議上有一條重要的原則，“守住底線、突出重點、完善制度、引導輿論”，要按照這樣的原則該合并的合并，該完善制度的完善制度，特別是每一項制度應當有自身的約束，不然這種支出的壓力會不斷地發散。我們期望通過幾年的改革，在外部環境改善的時候，我們能回到財政的平衡。我對歐洲確實是非常擔心，我對它十年能不能走出困境都很擔心。

　　另外債務規模問題，我剛來，因此我正在布置做一些調查，先拿審計署說的數字，大約11萬億，要分析或有風險，哪些是顯性的，哪些是隱性的，哪些是直接的，哪些是或有的。分門別類，先采取一些政策，制止住地方政府債務擴張的趨勢，再研究什么樣的制度，給人家開一條正道，堵住那些歪門，謝謝！

　　羅奇：

　　我想問樓部長一個問題，我們這節的講話主要是關注建立一個社會保障網，在中國這是支柱之一，這也是向消費社會轉型的關鍵，之前您作為中投公司一把手的時候，我們獲得中國外匯儲備資金的注入，建立了中國第一支主權基金。作為新的財政部長，您是同樣的傾向于將外匯儲備資金注入到我們國家的社保基金當中嗎，這個資金現在總體還不到一萬億人民幣，可能和中國整體在退休、人口老齡化養老方面需要的規模方面還是比較小的，您是傾向于這么做嗎？

　　樓繼偉：

　　首先我不太傾向把外匯儲備的資金用于社會保險資金，外匯儲備資金是有成本的，央行資產負債表一方作為資產，同時對應的負債是有成本的，如果交給社保基金去投資，社保基金投資的收益必須覆蓋成本。假定做不到呢，我們可能還要在全國社保基金里面補貼，我們覺得這個風險太大了。

　　另外增加社保基金的資源是很重要的，當然我剛才說過了，我們各方面的制度漏洞太多，社會保險方面的制度漏洞太多，如果我們不把這些制度的漏洞堵上，提供一些有約束，有激勵的機制的安排，包括管理的方式，給多少錢也會吃光。

　　博斯基：

　　我有一個問題，也有一個評論，也是問樓部長的，我的觀點是中國人口快速的老齡化，再過25年就要比美國的老齡化還要高了，今天各位講話當中談到如何把社保體制做大，做廣，做深，當然這是很重要的。我個人認為，看過去歷史經驗表明，中國有未富先老的問題，這個過程需要關注收入再分配的問題，之前聽到了斯特恩教授談到公司和產業既得利益，他們不愿意變革，不愿意改革的問題，如何從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國家跳出來，走向過渡，更多的依靠相關產業政策，相關其他的看法，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都是需要增加它的消費，減少它的儲蓄率，但是怎么做呢？在這個過程當中，國有企業所占的比例仍然是非常高的，在這個過程當中，是不是需要把國企的分紅，考慮設計出一些新的政策，把這些分紅用以新處，或者有新的處置，畢竟它們也是儲蓄的重要組成部分，謝謝！

　　樓繼偉：

　　現在國有企業的利潤分紅是作為國有資本金資本經營預算的收入來源，集中到資本金收入預算的比例還不是很高，留給國有企業的利潤比較多。目前的做法是逐步在提高交給公共財政的比例，主要是考慮到這些國有企業有些歷史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特別是在職工方面，而且他們這些多余的職工，不管怎么樣，國有企業有一些社會責任，也不能把它推向市場。留下一部分本應該上交的利潤，留給他們處理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