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紐約大學教授：中國有精英治國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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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3年年會”于3月23日-25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美國紐約大學教授邁克爾-斯賓塞。(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3年年會”于3月23日-25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美國紐約大學教授邁克爾-斯賓塞。
以下是發言實錄：
邁克爾·斯賓塞：朱主任、劉主任，非常高興能夠再次來到中國高發論壇，過去幾年我非常榮幸和中國的決策制定者和中國的學者，以及國際其他同行進行合作，看一下中國增長中的挑戰和問題。這個過程當中我個人受益匪淺，同時讓我感到印象深刻的是中國同行的開放，中國對國際經驗的好奇心，以及好學的精神。
我想這也是中國在不斷變化自己的增長方式，同時從外需向內需轉變過程中關鍵的力量所在。中國剛剛成功地完成了領導人的交替，在習主席和李克強總理的背后是新一代中國政府領袖，他們有這樣的決心進一步加快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他們充滿了活力，他們有智慧，他們有知識，對實踐很了解，同時他們有他們的承諾，也善于表達自己。
過去十年，中國的經濟令人矚目，平均經濟增長超過10%，貧困大幅度被削減，現在中國的中產階級在未來預計十年當中還會從現在的2.3億人增長到6.3億人，同時中國的經濟已經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大概是美國或者歐盟經濟體的一半之多。同時中國在金融危機之后的抵抗性也是非常強的，同時也成為了世界金融危機之后恢復經濟非常重要的環節，中國是一個重要的經濟力量，也是全球經濟當中增長的動力。中國的國家主席提出了“中國夢”的概念，成為先進，富有創造性，有創新精神，以及更加公平的經濟體和社會，讓中國能夠回到工業革命之前全球領先文明的地位。我們認為這是非常可能的，同時，在這個過程當中，還需要更多的努力來解決主要的、比較大的挑戰。
在過去取得成長的基礎上，中國把自己融入全球體系當中，從而進行了機制和體制性的改革，在這個過程中，現有的增長模式需要進一步的改革，需要進一步在多個領域擴展改革的力度，市場的力量讓經濟轉向不同的結構，增長的驅動因素發生變化。在這個過程當中，過去35年不是僅僅依靠市場做出今天這樣的成就，這個過程當中進行主要的機制和體制改革。在這個過程當中，有一個核心的問題——政府核心作用的變化。在這個過程當中，政府需要扮演公平裁判的角色，政府的轉型已經發生了，同時我們也看到技術力量的變革，同時中國更多的在全球供應鏈上上移，所有的這些因素也造成了眾多勞動力市場的變革，帶來收入再分配的過程。
現在我們需要務實的精神和前瞻性的眼光來進行全面的發展變革，中國現在正在進入中等收入的轉折期，我們預計未來收入會從4000美元向一萬美元挺進，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發展經驗表明，他們會在這個階段出現舉步維艱的情況。從數據上來說，發展階段可不是一個簡單可以逾越的階段，也有一些特例、日本、臺灣、新加坡、韓國、香港等等，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注意到原先的貿易領域，勞動密集型的會逐漸失去他們的相對優勢，在早期發展階段的國家可能就會填補這個空白，這個過程當中需要開發更多附加值的功能和產業，而公司的退出機制以及創新進一步的激發，也是生產率提高進一步的來源。在這個過程當中，如果推出的政策姍姍來遲，或者是不能出臺的話，可能就無法造成相應的調整實現，在這個過程當中結構調整不成功，可能也會帶來很大的代價。
在這個過程當中，有三個主要對中國來說獨一無二的事情可以渡過這個中等收入的轉折期。第一是規模效應，中國現在經濟體的規模在全球是前所未有的大的規模，對于中國來說，沒有任何其他的國家在這么大的范圍之內進行這么全面的變革。第二，全球的環境，之前其他國家發展的案例是在全球環境問題沒有引起人們足夠重視的條件下進行的，在這個過程中，發達國家占到全球經濟非常大的比重，現在的情況已經不一樣了。第三個因素，規模帶來的結果，和中國不一樣，在轉折的過程當中，沒有一個國家能像中國現在在全球體系當中具有這么大的重要性。
這個過程當中可以進一步關注國內的增長和我們的發展，同時我們也必須要關注如何把中國自身的發展和全球其他的地方利益緊密結合起來進行有效的平衡。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需要關注需求面的變化，供應面的變化也要同樣重視。中國未來的發展，在這個轉型過程當中，未來更多的會受到消費的驅動，而不是投資的驅動。根據已有的表現，消費占GDP的比重不應當低于40%，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也知道對于一些高回報的投資進行有效的挑選，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需要進行改革的輕重緩急挑選，首先要進一步擴大由市場決定的相關要素，以及資源市場的范圍，在這個過程當中同樣也需要進一步優化政策當中的關鍵點來走正確的方向。當然這些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需要花時間。
另外一個關鍵，進一步的提升生產率和我們的創新能力。我想對于所有的國家來說，長期增長驅動因素是競爭，我們仍然聽到在經過幾十年的經驗和研發之后，如果有太多競爭的話，有些人會說會不會帶來效率的低下，是不是要限制一點競爭。這樣的趨勢和這樣的看法實際上是人們誤解了所謂動態和靜態效率之間的關系。靜態的效率主要是由現行的成本和價格決定的，如果存在規模經濟的話，那些大公司的成本自然就會低，就會有更多的市場份額和市場定價能力。在這個過程當中，實際成本是什么呢？規模效應帶來最大利益的公司，他們會限制競爭的出現，他們會進一步的去除潛在的競爭，同時也讓那些潛在的新的市場進入者，以及其他現有的競爭力量進一步的得到削弱。一個基于精英制的競爭體系，不管是在職位還是在資金方面的競爭體系實際上可以增加公共部門投資的效率，尤其是在產出的基礎之上，可以帶來成本的減低，新產品和服務的推出。
另外一個問題，社會和分配的問題，在這個過程當中，結構變革以及競爭所帶來的自然動蕩也需要相輔相成的社會保障體系來提供支持，這樣可以給絕大部分公民帶來凈收益的結果。社會保障可能在實施的過程當中并不是要去保護特定的工作，特定的工廠，特定的公司或者行業，不管他們是國有的還是其他類型的。這個過程當中，如果這么做的話，就會讓速度放緩下來，或者進一步減少生產率的提高。同時，如果要保護特定工作的話，可能最終會帶來一些就業上的問題，最終不能保全這些工作。我想最重要的是要進行一些有益的實驗和學習的過程，在設計社會保障項目的時候，尤其是學習北歐國家的經驗。
建立國內消費市場的過程當中如何發揮最大的經濟潛能呢？首先需要拆除各種各樣的壁壘和優惠待遇，很多都是地方性的保護或者是優惠政策，同時提高人員和勞動力的流動性，包括農民工的地位問題和城市化相輔相成的解決。我過去花了一點時間進行城市化方面的研究，實際上融資這方面的工作也很重要。中國現在國有經濟再加上外匯儲備這方面，現在已經是占有很大的在資產負債表當中的比重了，中國的國有資產包括外匯儲備已經占到GDP的一半以上，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還要看到中國的公共債務比較低，低于GDP的一半，這樣中國能夠在宏觀層面保持經濟的穩定，哪怕內部出現不平衡，不穩定的情況，同時也能承受巨大的外部沖擊，同時也能夠持續的進行公共部分的投資來支持增長。確實也扮演了具體的角色，比如說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當中，是一個關鍵的因素，避免了人民幣的貶值，同時也保證了中國經濟和宏觀審慎的穩定。
中國的領袖和政策制定者不能像西方國家一樣，把政府的預算平衡表進一步的縮小下來，同時也很難去忍受一些相關的政府支出方面巨大債務的不足，但是這也帶來了一些主要的挑戰。第一，進一步擴展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但另外一方面，也會造成太多資金的負擔或者是跨際成本的負擔。但是在中國進行相關資產管理當中，還有一些有效的方式可以去對中國的公共財產進行有效的管理，而同時不會去影響競爭的擴張，市場效率的提高，或者市場活力的迸發。
在未來幾年當中，中國可能會有一個大辯論的發生。主要是對于管理公共資本以及對于國家在這個市場當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什么樣的進展模式、收益成本方面的分析和討論，這是非常重要的討論，因為中國可能會選擇怎樣的模式。我想這是可能的情形，中央集權制的，或者是從上而下的模式。這個模式可能并不是最優的帶來競爭、創新以及增長的模式。
最后還要說，在中國是有精英治國，精英治市優秀的歷史傳統，同時如果在競爭公平的環境之下，人們是愿意接受市場最后的判斷和結果的，而在社會保障和相關的社會條件都是已經到位的情況下，這是預測的前景，非常感謝！
以下是現場答問。
提問：
我是中國經濟日報的，我想問邁克爾·斯賓塞教授，我的問題在你今天講話里提到，中國可能是可以來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這一塊兒有一個條件，很大的規模。我想問，要避免這樣的中等收入陷阱，你能不能跟我們更具體的講一下，或者說給中國政府來提一些具體的建議呢？
邁克爾·斯賓塞：
我會講得短一點，在國家朝著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階段邁進，政策使用有效性都會達到一個終點，所以對于行業的保護，或者說是人民幣匯率自由兌換這方面的政策，這樣的一些現有政策需要來改變。我想人們有這樣的傾向，由于這樣的政策在過去有效，所以你就會一直沿用這樣的政策。我覺得這不是非常理智的，我們需要有一個更加集散化的，分散化的體系。當然我覺得在中國，不會這么快鋪開，但是中國有這樣的承諾，就是要改變中國的一些機制，正如剛才朱主任講到的，我們對于中國有自己特有的問題。在之前我們看到的這些經驗里面，如果需求沒有很快的趕上，內需沒有趕上的話，在外部經濟環境乏力或者疲軟的時候，國內的需求就不能起到頂梁柱的作用。我在講話中也提到，國內需求緩沖劑的作用，抗震劑的作用更加強，所以要使居民儲蓄率下降，同時有更多可支配的收入，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才能使我們真正放開需求方面的束縛，擺脫這樣的束縛，才能從需求側和供應側都能夠促進消費。我想要設計這樣的模型是需要很多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