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屆諾貝爾獎經濟學家中國峰會”于2013年3月18日-19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民建中央副主席、浙商研究會名譽會長辜勝阻。(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首屆諾貝爾獎經濟學家中國峰會”于2013年3月18日-19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民建中央副主席、浙商研究會名譽會長辜勝阻[微博]。

　　以下為演講實錄：

　　辜勝阻：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上午好，我演講的題目是“讓創新驅動成為新發展方式的新動力”。當前在經濟增長方面，“穩增長”要高度重視人口因素。人口城鎮化是一種人口現象，也是“穩增長”的最大引擎。有人測算過，城鎮化如果按照現在的速度推進，可以拉動三到六個百分點的GDP。人口老齡化作為另一種人口現象，被視為對經濟發展的一種制約。人口老齡化意味著勞動人口越來越少，老齡人口越來越多，必然拉低GDP的增長。有專家測算人口的老齡化會拉低增長兩到三個百分點。所以一方面是正的推動力，一方面是負的推動力，這說明人口因素對經濟增長有雙重性。

　　我們要穩定經濟增長速度，應該講城鎮化是最大的引擎，而要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則要靠創新驅動。

　　第一，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需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20世紀有兩位偉大的經濟學家，一個是熊彼德，一個是凱恩斯，他們的觀點有很大不同。凱恩斯主義認為危機中最大的問題是有效需求不足，解決危機首先要擴大需求。熊彼德則認為，如果沒有創新，不僅有效需求不足，有效供給也會不足，結果就是滯脹，所以經濟發展的關鍵是創新。他認為缺乏創新是引起經濟波動的根本原因，企業家是創新的主體，企業家精神是創新的主要動力。有人認為，當前解決美國的問題不能靠凱恩斯主義，要靠熊彼德主義。解決就業危機需要“熊彼德主義”的引領，重振創新基地，為新的生產技術、新的創業項目以及喚回企業家精神開出藥方。所以有人說凱恩斯聰明，“聰明贏得一時”，熊彼德智慧，“智慧天長地久”。

　　我們看擴張性的經濟刺激的影響。在1929年美國經濟危機期間，美國實施了以凱恩斯主義為指導的“羅斯福新政”，開始復蘇不久，第二次衰退又在1937年來臨了。上世紀80年代末期，日本經濟衰退時實施了大規模的刺激政策，但刺激政策一結束，經濟就馬上下滑。2001年，美國為應對互聯網泡沫，美聯儲降息刺激房地產，結果是用一個錯誤掩蓋另一個錯誤，導致了更加嚴重的“次貸危機”。面對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政府的擴張性刺激政策力挽狂瀾，創造了輝煌的“保增長”成績單。但是著名的經濟學家成思危教授曾經做過測算，如果沒有當時四萬億投資的刺激，經濟增長可能只有2.4%，而不是9.2%。當年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達到50%，平常只有30%。這種刺激也帶來產能過剩、房市泡沫、地方政府債務、貨幣超發和低效投資等多種負面效應。所以走出危機的關鍵在于創新，要讓創新推動的新產業來引領經濟增長。歷史的經驗表明，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往往會催生重大的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來引發新一輪的經濟周期。

　　中國現在處于一個拐點，也就是人口的數量紅利正在逐步消失，以廉價要素支撐的低價工業化模式需要改變，需要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走向“創新驅動”。我認為人口紅利并沒有完結，廉價量大的人口數量紅利應該說已經逐步消失，但是我們還有人口質量紅利，人口質量紅利是和“創新驅動”戰略緊密聯合在一起的。此外，我們還有人口城鎮化的紅利，特別是在穩定增長速度方面，人口城鎮化將在未來十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中國的十八大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皠撔买寗印钡乃枷胧菑哪膩淼�？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邁克波特把國家競爭優勢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生產要素驅動發展階段；第二階段是投資驅動發展階段，像2009年就是典型的投資驅動發展階段；第三階段是創新驅動發展階段；第四階段是財富驅動發展階段。如何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這是我們面臨的重大問題。我們過去主要靠人口紅利，在穩定增長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們人口紅利也留下很大的代價，中國東南沿海大城市的經濟發展是以“鐘擺型”“候鳥式”的人口流動為基礎的，春運期間幾十億人的流動導致交通不堪重負，另外大規模農村流動人口的背后是幾千萬留守兒童、留守婦女和留守老人。剛才周其仁教授講，他傾向于大城市偏好，把大城市做的很大，而我覺得中國要重新反思城鎮化模式，我是主張大力推進“就地城鎮化”的。兩會前我考察了一個中小城市，我發現在中小城市生活的農民工，幸福感非常強，二十萬可以買套房家庭團聚，安居樂業，和在北京的農民工完全不一樣。所以北京這種大城市要更多地發揮輻射功能，而不是讓人群過度集中，我們要建更多的城市群，讓中心城市通過發揮輻射作用來帶動中小城市的發展。如果中小城市有吸引力，老百姓就可以在中小城市安居樂業，能“就地城鎮化”，進而減少城鎮化過程中付出的巨大代價。我們還有土地紅利，土地紅利在城鎮化中間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中國經濟轉型要改變六個過度依賴：第一要改變過度依賴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局面；第二要改變過度依賴出口和外資的外需拉動的局面；第三要改變過度依賴廉價勞動力的要素驅動的局面；第四要改變過度依賴房地產支撐經濟增長的局面；第五要改變過度依賴資源消耗和環境代價的局面；第六要過度依賴部分人先富的非均衡增長的局面。所以中國經濟要改變這六個過度依賴，非常重要的是實施“創新驅動”的戰略。

　　我對大量企業調研發現，企業要么向上走，創新轉型；要么向外走，海外拓展；如果不能向上走、向外走，那就向下走，被淘汰。創新要防兩個極端，既要防“創新是個筐，什么都往里裝”的庸俗主義，又要避免把創新看成高不可攀、無所作為的“虛無主義”。要正確理解創新的內涵，創新不僅是技術創新，新生產方法、新市場、新的供給來源，以及新的企業組織方法和管理方法都是創新。成思危教授也提出，創新有三種類型，一個是技術創新，一個是管理創新，另一個是制度創新。如何讓創新驅動中國經濟發展？我認為，制度創新重于技術創新；人才激勵重于技術開發；營造環境重于集聚要素；作為創新“軟件”的創業創新文化重于設備廠房“硬件”�？傊�，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國家意志”一定要化為“企業行為”，才能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創新需要政府營造“做實業能致富，創新做實業能大富”的良好環境，造環境比造喬布斯更重要。喬布斯不是打造出來的，是靠自由創新的良好環境培養出來的。硅谷之所以成功，在于其鼓勵冒險、寬容失敗的價值觀，容忍“背叛”、寬容跳槽的職業倫理，吃苦耐勞、不斷創新的進取精神，競爭與合作并重、更重合作的協同意識，尊重人才、能力至上的人力資源理念，寬松自由、快樂創業的創業氛圍。所以營造鼓勵創新的良好環境比打造喬布斯式的創新領軍人物更重要。

　　第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離不開金融創新。目前，世界許多國家紛紛提出產業振興發展計劃，作為擺脫危機的引擎，如歐洲提出推進第三次工業革命，美國提出“再工業化”，中國政府也提出了要發展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在培育和發展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方面，我認為要做好三點，一要推進技術創新和金融創新兩輪驅動。二要充分利用市場機制這一“無形之手”和政府引導這一“有形之手”，同時用好兩只手。三要讓新的產業和傳統產業協同發展，立足兩個基點。其中，應著力促進技術創新與金融創新兩輪驅動。因為技術創新與金融創新是密不可分的。單有技術創新沒有金融創新，就會使技術創新出現“閉鎖效應”；單有金融創新沒有技術創新，則會使金融創新最終成為“無米之炊”。

　　在技術創新的過程中，風險投資對技術創新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風險投資有分散風險的功能，因為創新是高風險的活動，可謂“九死一生”，而風險投資可以有效分散高風險。其次，風險投資還有篩選發現的功能，篩選出那些有市場前景廣闊、回報預期高的創新項目，通過投資支持使其發展壯大。除了風險投資以外我們還要重視天使投資。天使投資與VC(風險投資)，PE(私募基金)，是創業投資產業鏈上的三大金融工具。目前，我國的儲蓄率已經超過50%，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超過30萬億，如何把這些儲蓄合理有效轉化為投資，特別是轉化為有利于創新和科技型企業成長的投資，是非常重要的。據不完全估計，中國現有萬余家VC、PE機構，其管理的存量基金規模為2萬億元。2011年VC新增投資額對工業與服務業增加值的拉動系數為1：7，遠高于同期銀行貸款對經濟1:1.02的拉動系數。所以股權投資對創新具有獨特的功能。

　　在VC和PE的發展方面應該有三點值得我們政府重視：

　　第一，應讓VC/PE退出通道更加多元化。現在PE投資90%靠IPO退出，形成了千軍萬馬擠IPO的局面。改變這種局面，應構建多層次的“正金字塔”型資本市場。我國“正金字塔”型資本市場的構建，要在發展主板市場、中小板市場、創業板市場的基礎上，積極推動新三板市場的擴容和場外交易市場的建設�，F在應重點推進新三板市場擴容和場外交易市場建設，使資本市場“金字塔”的塔底更加寬厚。以中關村的資本市場為例，截至2012年年底，中關村的上市公司總數已經有224家，其中境內145家，境外79家。境內上市公司中，主板市場51家，中小板31家，創業板62家，還有150多家來自新三板市場，已形成了較為合理的“正金字塔”型資本市場。所以我們應該建立多層次的“正金字塔”型資本市場，讓股權投資有更多的退出渠道。

　　第二，應讓VC/PE投資鏈條前移。當前我國VC的“PE化”傾向嚴重，投機色彩較濃，要從整體著眼，合理引導VC回歸本位，積極推動投資鏈條前移，鼓勵投資機構專注有潛力的高技術和高附加值產業，讓其真正成為我國企業發展的“孵化器”。 美國風險投資經驗表明，現在美國風投占世界總量一半以上，而硅谷又占了美國風投總額的90%。硅谷里面的投資是靠“3F人員”，即家庭、朋友、傻瓜來實現的，實際上天使不是傻瓜，投一百個項目，只要有幾個項目成功以后，就可以獲得高額回報。

　　第三，應讓VC/PE推動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當前，海外并購遇到的主要難題是資金短缺，而PE能幫助企業“走出去”，實現海外拓展。我國企業“走出去”亟需資金實力較強和專業水平較高的PE機構作為后盾，PE機構要抓住機遇，積極參與企業海外并購。PE支持企業海外并購，能既發掘自身投資價值，又可以推動企業海外拓展與轉型升級，達到一舉多得的效果。

　　我的演講就到這里，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