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2013冬季達沃斯年會”于北京時間1月23日-27日在瑞士召開,以下為“世界議程2013”論壇實錄。
主持人:大家好!
杰夫·卡特摩爾:女士們,先生們,歡迎來到CNBC討論有關全球議程,非常感謝諸位呆到下午這么晚的時間,我想說我們將會在此會議之后有非常動聽的合唱表演,希望大家都能夠觀看這個表演,我們把它稱為什么呢?電視的總結,感謝各位嘉賓,感謝各位觀眾,但是當我在結束之后,我只是為了對著電視這么說的,所以,大家別動。我總結后我們就會聽非常動聽的演唱了。
接下來我將為大家介紹一下特約嘉賓,然后我們會進行討論,技術沒有問題我們就可以非常順暢的討論下去了。
歡迎來到CNBC有關達沃斯2013年全球議程的專門辯論,危機,什么樣的危機,也許這是最近幾年我們第一次在世界經濟論壇終于看到未來隱藏的這些問題像陰云一樣籠罩著我們,歐洲危機被認為是資產市場的一熱議話題。同時,美國的債務最高限也被討論。同時,美國經濟正在復蘇,還有其他的一些問題,中國正在展示非常積極的經濟復蘇的信號。
到底要擔心什么?在2013年有什么可擔心的?我們希望就是這么簡單,我們都這樣希望,難道比是嗎?
下面我來介紹一下我們的嘉賓:弗雷德里克·科拉多,來自巴西,東芝[微博]株式會社的董事長以及來自清華大學的李稻葵[微博]先生,同時我相信李稻葵先生,據消息說馬上要去中國人民銀行了,當然我也不確信是否這是確認的,下面我們來談一下這些問題到底2013年有什么樣的風險。
世界經濟論壇做了自己的分析,提出了兩個非常重要的挑戰,是針對全球經濟的,還有我們未來發展要面臨的挑戰。
第一個是我們談到的收入不平衡,不平等。另外一個就是財政的不平衡,我們知道這些問題事實上慢慢的從頭版頭條退出了,而中央銀行在全球已經在市場注入了數以十億計美元的流動性。所以,我們是否應該覺得自滿呢?或者我們是否真正的開始相信現在事情變的更好了,永遠的都開始向好的一面發展呢?所以,現在我想問一下西田厚聰,你原來在央行工作,現在你是做商業銀行的,所以,您對目前相對穩定的全球經濟有什么樣的判斷?
西田厚聰:正如您應該談到的,目前大家非常樂觀的,覺得最糟糕的情況已經去。我們看到了全球經濟的復蘇,美國的經濟在復蘇,亞洲持續增長,而歐洲的決策者現在團結起來。我認為我們的總體情緒有一點自滿了。
在周三的時候,人們談到了比如說風險已經沒有了,消失了,我覺得沒有,非常明確的一點,我們還有挑戰,而且央行的期望值過高。同時,管理是否達到了期望值,我們可以用錢來買時間,但是不能解決最基本層次的問題。
我們必須做結構性的改革,這是長期的解決方案,需要時間,需要付出代價,這也是默克爾總理提出的信號,我聽到了很多的增長赤字,但是我沒有聽到足夠的有關投資方面的討論。
赤字日本有用,對未來更好是好的,但是如果用在不可持續的增長,對未來我們就無法揭示了。我認為情緒總體來說是非常好的,但是有點兒太好了,以至于不真實了。比如資產管理方面。
杰夫·卡特摩爾:謝謝你的評論。
我們知道日本的央行加入了流動性注入的排隊,我們談到現在商界的情緒是變好了,盡管由PWC所做的一些研究說明一些商業的基本面并沒有去年那么好。這些商業企業的人民他們覺得2013年是非常有活力的,您是否也是分享同樣的2013年增長的一個展望?剛才談到不要自滿,日行參與到市場流動性注入的一個排隊里。
西田厚聰:我們先談一下日本的經濟,我們有新的經濟刺激的計劃,我們相信它將會有效地推動滯脹的日本經濟的發展。
我們看到日本會從通貨緊縮中復蘇起來。事實上盡管日元稍有升值,但是更重要的是,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加速戰略。比如說12個增長的措施,但是沒有一個可以被成功地執行,新的增長戰略在6月底被發布執行,但最重要的就是來執行這一全新的增長戰略。因此,從災難中恢復出來,可能會導致日本經濟的另外一個極端,這可能是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
所以,日本銀行采取了這樣的一個行動。商業界是這樣的一個反應。東芝,我們也有小部分半導體的業務,我們知道行業和行業也有不同。談到社會基礎設施方面的業務,行業發展非常不錯。但是如果談到電子技術,比如說彩電、電腦,還有半導體業務,情況就沒有這么樂觀了,非常不幸。
除非消費在歐洲的市場和在美國的市場能夠完全,到目前為止我們會先加入我們的一些結構性的基礎設施的投資。我們希望再下一步推動產品的新的行業的一個復蘇。
杰夫·卡特摩爾:弗雷德里克·科拉多,您來自航空制造業,您看到2013年商業信心方面的挑戰是什么?以及和三大挑戰之間的關系?
弗雷德里克·科拉多:我覺得也不能說是完全的退出去了這些話題,而是屬于停頓了一下,和去年相比較,我認為這個世界是一個互聯的世界。比如說這樣的一個松偶合現象的產生,甚至中國、印度,幾分鐘之前我們有一個專門的小組討論是談到這些經濟的。我們看到這些不穩定的因素仍然存在就代表著風險,甚至對于新興發展市場來說也是這樣的,對于私營領域。
當我們有了更多的信息,比如說解決方案的確定性,穩定性,以及全球運營。目前大家可以看到可用的現金是史無前例的多。這一周大家都有非常好的感覺,我覺得是不是有些太樂觀了,我們希望這樣的一種樂觀能夠被轉換成投資,底層的問題就是就業,這是最重要的一點。2.2億的失業人口對于每一個國家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問題。
杰夫·卡特摩爾:我們知道有一些負面的社會問題,這樣高的失業率導致,您是否與我們分享一下今年會有什么樣的風險,除非政府和企業更有意義的做一些事情,讓年輕人能夠重新有工作。
蓋特·拉貝爾:當我們來看一下個體面臨的問題,我們能看到某些領域的一些完善,當我們來看一下每一個問題,包括非常高的年輕人的失業率在某些國家,在30歲以下的人口占到了60%,而有一些國家高達73%的30歲以下的年輕人口,你可以想象一下這意味著什么,同時還有一些其他的問題,比如不平等的問題,金融危機還沒有過去,腐敗是一個巨大的問題。它會帶來暴力、貧困、毒品、軍火交易,內戰還未停止,還有社會的不穩定性。
當我們在看每一個問題,然后我們看一下自然資源面臨的挑戰,比如說水資源,事實上不是說50年以后才出現危機,而是現在就有危機了,缺乏對領導者,不管是政界,還是企業的領導人的信任缺失這是一個問題,我們必須重新建立這種對領導者的信任。
此外,還有我們所說的技術的連接性,為不同的經濟帶來力量,我們看到年輕人越來越多的非常懂技術的人,我經常和年輕人打交道,我總是對他們能夠為我們帶來的東西感到非常的高興。比如說我們的教學大綱是在技術真正的發展起來之前來去設置的,所以,我們現在在利用新的技術修改我們的教學大綱,甚至不光是高等教育,初中教育、基礎教育也是這樣。
杰夫·卡特摩爾:我們知道有這樣的一些情況,我們已經度過了最緊張的時候了,事實上資產的價格呀,還有我們所說的資本股本市場上的評價回到原有的水平,這是央行所做的,這就使得資產的所有人更富有了,但是并沒有幫助窮人或者失業人口,事實上我們還沒有看到一個政策制定者重視可執行的失業解決的措施,尤其是在歐洲到了2013年對于政策制定者來說,他們不要再想危機的問題,而是處理危機帶來的后果的問題。
如何再造繁榮?可能由于是央行注入的流動性而無意帶來的富人也就是資產擁有者更富的問題。
阿克塞爾·韋伯:事實上提出了有一點,我們看到了一些審慎并沒有帶來所謂市場信心的缺失,還有一些支出的計劃,我們看到這樣的一種反應,也就是信任的深度危機,對于公司來說也是這樣,我們改變了我們的戰略。我們的股價提升了6%,政策制定者必須做出承諾。我們看一下利差降低了,相同的情況。所以,對于銀行來說,完美的執行是非常重要的。
對于政府來說也是一樣的,對于政策來說也是一樣的。我們需要什么呢?也就是有原則的去執行,去實現所有的承諾,或地方政府做出的承諾如果不奏效的話,那我們要從財政入手。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的話不確定性會回來的。我覺得政策制定者要學到經驗教訓,我們看到在去年辯論了很多未來發展怎么做,如果在公眾討論這個公司應該怎么做,你們就會喪失消費者對你們的信心,如果政策制定者去辯論以后應該怎么做,我認為這是不適當的方式。
你必須非常明確的去對外發布自己的信息。在此之前你是做內部的討論的,我覺得目前的政策在目前的復蘇的階段好象有點兒太松散了,我聽到了央行事實上在不斷的注入新的流動性,而這個流動性已經有三年了,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收支平衡表,超過了GDP的三倍。我們從來沒有看到,這實際上已經超過了一戰的水平了。
我們看到投資人無法真正的理解現在的資產的真正的價值,他們無法評估資產了,還有環境的問題。我們一定要有這樣的一些政策,否則的話風險就會再現。我們必須讓投資人意識到這一點。同時,我們需要讓政策制定者保證松散的政策,現在我們希望他們給我們這樣一個可信的政策執行的計劃。這就是我們看到缺失的部分,這也是我們需要政策制訂者執行的,而且去做改革,比如競爭力,還有就業的問題。
杰夫·卡特摩爾:李先生,我想問一下這個問題,根據我的經驗,在我們討論亞洲這些問題的時候,尤其是談到歐洲的時候,說到美國的財政懸崖,對我們制定的政策有點兒不太清楚,青年人的就業有很多問題,很多人長期都沒有工作,要采取一些措施來滿足一些標準,按照政策,政治家來制定這些政策,但是有一些負面的影響,中國是不是這樣的情況呢?
李稻葵:中國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國基本增長的驅動力還在這里,去年我們看到逐步的復蘇了,在中國的情況下,我們基本的問題是是不是能夠有序的進行有必要的改革,以便保證中國的經濟在今后的五年、十年中繼續增長。
一個好的事情就是新的領導層在去年已經產生了,而且早期的跡象已經表示出我們有這樣的承諾要繼續推動改革,這是中國的情況。
另外,我還想補充一點,聽到前面幾位嘉賓發言之后,我確實對2013年的風險我還是非常重視的,尤其是美國的情況,大家提的還不太多,在歐洲我們發現有重要的進展,政治家都做出了很重要的承諾,但是在美國甚至都沒有足夠討論,就更不用說承諾了。我們所有看到的內容都是困難的問題又回來了,然后往后推幾個月,我非常擔心2011年7月的情況有可能在2013年再次出現。如果真是出現這樣的情況的話,那么金融市場又會出現惡性的循環,在世界上很多地區就可能產生非常負面的影響,除了美國之外。
杰夫·卡特摩爾:當然,我知道在亞洲打賭是大家喜歡的,如果你打賭的話會出現什么樣的情況?
李稻葵:在中國,在中國內部我已經跟我的朋友和政治家多次說到我們必須為最差的情況做好準備,世界的經濟又進入到一片混亂中,由于在美國對財政鞏固或者從結構調整的討論不利產生的?紤]到這種情況,這種情況在美國出現的可能性是30%,我本人是很保守的,很審慎的,但我認為這個比例是30%。
杰夫·卡特摩爾:你怎么想的?30%的可能重新出現危機。
阿克塞爾·韋伯:作為一個正式的央行的代表我不想討論可能性或概率等等問題,我不喜歡討論,如果有這樣的風險的話,如果是有百分之百的話,那我們就必須完全消除這個風險,我想這不僅僅是歐洲的問題,也是美國的問題。因此,在這一年中,相對來講,歐洲政界好像表現出相對的非常了解情況,但是在美國的討論分歧很大。政府不是關于年底,不是關于債務的最高限額,現在討論的唯一問題就是大家認為是一個大的政府,以及債務的最高限額,這是個非常根本的討論,社會保險、退休的福利政策在一個老齡化的社會中如何能夠建立起來,現在的討論確實沒有反映它的現狀,這個問題是非常根本的,不是關于它最高的限額、息差等等,關于非;镜膯栴},社會保障、醫療保險的環境等等問題。
同時,要處理中期和長期人口老化的問題。我想這個問題可能短期不能解決,債務的最高限額有可能會有所進展,但是不能根本的解決這個問題。實際上我們可以預測到的,在選舉的過程中,美國民間社會中的意見就有很大的分歧,關于朝哪個方向努力的問題。在歐洲有一些模式是大家都同意的,就是社會包容等等,但是遺憾的是在歐洲的增長是零增長,所以,社會兼容,社會包容就更困難了。不管是南北國家,還是青年人和老人。
中國情況完全不一樣,如果中國是7.5%,8%,9%的增長的話,那當然是可以有包容性的經濟增長的,不能讓人被遺留在外,這是非常合理的一個意見。還有關于中產階層的問題。中產階層不應該在社會和經濟發展事態之外,它應該可以加入到這個過程中去。在中國的情況,經濟環境和政治討論是完全不一樣的,我認為我們的社會應該處理這個問題。這是道義上的一個責任,以便能夠保證我們的增長是包容性的。我想這個討論在這里已經開始了,有一些會議就討論這個問題,希望能繼續下去。
杰夫·卡特摩爾:結束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我想問一個問題,關于包容性的問題,我們是不是能采取措施來解決一些緊縮政策產生的社會問題?嘉賓是不是能給我們介紹一下在2013年要重點考慮哪些因素?
弗雷德里克·科拉多:我想提一下巴西最近幾年的經驗。我們傳統的討論是要把蛋糕做大,然后才能分配的更好,還是先分配再把蛋糕做大?我想我們是可以回答這個問題的,在巴西可以采取一些社會政策。比如糧食的政策,減少饑餓的政策,在過去的十年中,我們有三千萬和三千五百萬的人口進入到了中產階層,這至少是一個例子,社會兼容、包容性是可以成為經濟模式的一部分的,我并不是說我們沒有問題,我們還有很多問題要解決,但是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經驗,而且是實實在在存在的,實現的。所以,對社會來說,來保證減少社會緊張的氣氛是很重要的。
杰夫·卡特摩爾:我們來提一下尋求增長,現在財政的不平衡造成了一些嚴重的問題,先不要提就業問題,我們在這里經常聽到的,在過去的幾屆達沃斯會議期間,我們多次聽到的是非洲已經不是個邊界的地區了,它是一個有潛力的發展的大陸,人口很多,市場很大。所以,這一點已經聽到大家說了很多了。
另一方面我也聽到中東、以色列的選舉,中東更加不穩定,現在人們也開始懷疑2013年將會產生什么樣的情況,阿爾及利亞的悲劇的狀態,很多人又把重點放在了這個地區的風險上、危險上,已經不再像過去談它的機遇了。我想聽一下嘉賓的意見,現在是不是進入非洲的時候了?是不是還是希望再回到中東去,多中東投資?考慮到今年初中東一系列局勢的變化,我想問一下我們的日本朋友。
西田厚聰:也許我不是回答這個問題最合適的人選,遺憾的是我們非洲業務不是很多,當然了,我們還是有很多的機遇的,在這一領域擴展我們的業務,尤其是社會的基礎設施,還有其他的行業。我們是在南非這些非常有限的國家投資。
關于中東我們當然和很多國家都有非常緊密的關系,我們是可以找到增長的機遇的,其中包括相關的能源企業,核電廠、發電廠都在那里有。我們現在要研究的是東盟的這些國家,亞洲的東盟這些國家發展非常快,我們非常需要和他們合作,使得我們有能力支持他們,讓他們能夠建立社會基礎設施。因為東盟的這些國家也面臨著環境問題。
從我們這個角度來看,日本在管理環境問題略處于前列,所以,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技術推薦給他們,在那里建立新的行業和企業。東芝還是繼續把重點放在東南亞地區的發展。
杰夫·卡特摩爾:我問一下您呢,非洲是不是有這樣的機遇,是不是進入非洲的市場來尋求增長,是不是也原以為了有這個增長點來冒這個風險,因為現在傳統的市場已經增長乏力了。
弗雷德里克·科拉多:在航空行業,在這個大陸,非洲有5%—6%的增長預期,基礎設施不足,航空可能是最簡便快捷的運輸方式,可能投資量也最小,不需要地面太多的基礎設施。但是更加廣泛的看非洲大陸,本周我參加了好幾次關于非洲的論壇,也見到了很多非洲的部長,我聽到很多人都非常充分的意識到加強機構的力度的重要性,至少從他們那個角度來看,到非洲投資這方面是有影響的,因為要有一個非;镜幕A設施有效運作則是投資的一個基本的先決條件,這就是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尤其是航空行業有很多投資的機遇,但是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來吸引國外直接投資。在這個地區,非洲中東怎么看呢?中東確實也是一樣的,如果有地緣政治的緊張氣氛的話,人們在投資方面肯定會更加審慎,這是毫無疑問的。
杰夫·卡特摩爾:你對這兩個地區都了解,你知道這兩個地區都有腐敗的問題,我們看到世界上各處都有這個問題,不是孤立在一個地區,弗雷德里克·科拉多已經說到要改進機構可能會促進投資,給它創造好的沃土。
蓋特·拉貝爾:說的是有道理的,確實我們現在世界上關注的一個大陸是非洲,至今為止發展還不夠,但是促進非洲發展的方式很重要,或者它進一步的會鼓勵貪腐,因為非洲的資源非常豐富,或者我們要讓政府機構加入進來,加強機構的力度,這樣是非常好的,能夠幫助非洲。所以,治理的透明非常重要。一些許可,使用許可權等等這方面支付給地方政府的費用都應該透明。所以,我們首先要保證兼容,要讓非洲所有的社區都能參與進來,一旦他們達成了一致意見以后,和政府達成一致以后,當地的人們也能夠了解他們能得到什么樣的好處回報,他們也能為此做出貢獻。
所以,我們首先要談非排它性,要包容性,不能把非洲人民排除在外,把婦女排除在外,把年輕人排除在外,因為在非洲要采取正確的方式的話,確實能夠建設社會基礎設施,能夠打擊貪腐,也能夠保證實際的基礎設施,也能夠建設起來,讓所有人能夠從中受益。
杰夫·卡特摩爾:有一點要提一下,中非之間的關系,李稻葵,想問一下你這個問題。
李稻葵:我認為這個問題非常重要,給我們感覺是一種可行性的研究,好像非洲什么都沒有出現,正好相反,非洲現在已經出現了很多的積極現象,非洲的規模都這么大了,我非洲的朋友經常跟我說,其他的場合我也和非洲的朋友都說過,現在情況是怎么樣的,遇到什么困難和問題。在我看來現在的第一步已經邁出來了,投資已經到位了,不僅僅是礦業方面的投資,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已經出現了,這些投資已經產生了一些好的效果,給當地人民產生了好的效果。
當然,有問題。在我看來第一個問題不是透明和可行性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如何調動當地的人們來讓他們能夠獲得就業,而不要再讓中國企業去把中國員工帶到當地去。因此,我認為首先第一步在那里已經存在了,希望也在那里存在了。
杰夫·卡特摩爾:2013年關系會產生什么影響,和基礎設施產生什么影響?考慮到現在大宗商品的價格比較高了,是不是對投資會產生一定的影響?
李稻葵:我認為2013年在這方面會繼續經歷變革,中國在非洲的投資將逐漸的納入到當地社區中。我當然不希望在這方面馬上有一個根本性的變化,我認為一年中不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在當地已經有這樣的力量,逐步的讓中國的企業招聘越來越多的當地的職工,越來越多的在社會基礎設施方面投資。我想這個變化已經開始了,當然不可能一蹴而就。
蓋特·拉貝爾:我想回答一點,在現在已經有兩個重要的因素,一個是國際透明已經開始的一些舉措,不僅僅是在石油、天然氣領域,在森林業、礦產業也有這樣的活動了。我們希望在所有這些國家,不僅僅非洲有同樣的活動,也就是完全披露信息,共同努力。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論壇提到的最主要的一個主題,不同的國家應該有一些成功的模式,這種成功的模式可以讓我們繼續研究的。
李稻葵:我理論上不反對,但我覺得經濟發展行動中你說從哪兒開始,首先要從投資,然后產生出腐敗,然后再發展機構去打擊腐敗,而不是強加條件,你先要干凈,然后才能投資,要從哪兒開始?得有個開頭啊。
蓋特·拉貝爾:我想補充一下,如果你沒有透明防止腐敗,不從一開始開始的話,一旦開始了,就會被滲透的,那就很難,就連反腐敗的機構本身都覺得很難。
弗雷德里克·科拉多:我加一個角度,我們絕對是有希望的。非常是有的,我不覺得這個事情是這么限性的,我覺得不是的,是會發生的,同時做,沒有深度的變化的話,確實是有進步的,可能談的對象不同,我們這里有好幾個關注,對現在國事的關注,我覺得局面不像你市的那么好。
杰夫·卡特摩爾:接著往下說,一個行業,非洲是這樣的,不在非洲的話,大多數的國際銀行都會去的,能不能對比一下中東的情況?
阿克塞爾·韋伯:我們聽到非洲5%—6%的增長都已經被腐敗消失掉了,非洲主要的問題是我們國家沒有的,比如艾滋病的一些,讓人感到有最基本的衛生保健的體系,著是非常重要的,還有基礎設施的建立,還有基礎和機構的建設,還有在邊遠地區通過遠程教育,等等。非洲需要的是資本,他們接受的是資本,這是很令人感到鼓舞的,這些事情都要做。
另外一個談論的問題,包容性、婦女的力量,還有增加婦女的收入,還要打擊性別歧視,這些都很重要,那就是要讓錢起到作用,要在非洲讓家庭能有錢起作用。我覺得這些比較重要的一條我們是不夠重視的那就是循環經濟,包容性、阻止浪費,這些都是對非常發展很重要的事情,我們在處理不夠的方面走了很長時間了。
看看我們自己的銀行業,在非洲我們是在南非,但是又進行全球的業務。金融行業有不同的挑戰。比如說用信用卡支付,讓更多的人能夠用上支付的金融體系,他們日常中不一定有現金的。還要讓這些地方能有消費者的服務,通過互聯網來做,這會改變整個非洲以及地區面貌的事情,我們銀行業可以顯示出我們發展出來的產品是有利于公民的福祉的,他們可以依此來改善他們的生活標準和教育。我覺得我們的銀行業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我們可以想社會證實我們是能夠帶來增加值的,我們開始做了。
我們看到很多監管是對的,資本的注冊率、流動性,做了很多工作了,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得到解決了。我們需要發展起令人信服的標準,堵漏洞,我們能夠顯示出在工資和行為方面,我們能夠發展出自己的標準,讓社會感到能夠接受,現在這方面有很大的差距。我覺得行業在這些議題上好像做的不夠,那就會很糟糕的,會在民間社會引起反對的。這對行業的挑戰是要應對的,但是大家都有不同的挑戰,相信這一點,我們這個行業里經過一百年來最糟的危機之后,我們感覺到確實有很多工作要做。
杰夫·卡特摩爾:請允許我從個人角度講講,阿伯曼就信任問題做了一個調查,銀行家信仰度只比政府低一點,在你事業發展中,你現在落入了低于政府的信任度里。
阿克塞爾·韋伯:我職業生涯的前二十年是教授,是高于政界人士的,高于央行行長的,所以,我的職業是不斷的選擇,從社會接受的排比上從上往下不斷跌,我是可以接受的。開玩笑是一回事兒。我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行為和標準,同時道德背景,以及我們大家在社會被人們的看法,這是很重要的。我參與了所有剛才你說的三類職業,作為學者來說,我覺得人們感到好的,當時我年輕的時候進入學界的原因,你在大學教學的時候,教的是19到22歲的人,他們眼睛锃亮,這是因為他們有明亮的未來,憧憬未來。現在的貨幣我要是能把貨幣搞穩定的話,能夠造福于很多人類,因為社會里貧窮的人他們收入很少,他們受難最大,如果他們的購買力能增加一點的話那是很好的事情,我覺得我做的所有的工作都有很合理的授權,是服務于大眾的,銀行不能光是賺錢,銀行要證實他們對社會來說是有價值的。
如果看看上次的危機,并不是那些零售業,顧客服務,不是那些,而是一些人的自私,是一些投資銀行做自己的交易,是那些交易賬目做亂了,不是銀行自己本身的業務做亂了。所以,銀行應該回到基本點上來。我們要為瑞聯說一句話,他們在瑞士現在對瑞聯的印象不是特別好,政府要改變。但是問題是重返基本點,這就我們的新戰略,這將證明在長期來說是要花很多時間的,證明銀行對社會的好處是有貢獻可以做的。
杰夫·卡特摩爾:說一下信任的問題,請大家幫我們一起理解一下在你們的組織里,你們是怎么評估不同的機構,不懂的實體,有關于信任程度你是怎么看他們的?
蓋特·拉貝爾:我們做的是從我們國家的人民那兒聽取他們的看法,他們覺得哪些機構是最容易遭受腐敗的侵襲,哪些是更透明的,而不是把我們的信息隱藏起來。毫無疑問,你看世界各地的政府的時候,透明度高的,把政治作為關鍵議題的,在環境上做的好的,尊重人權的,更加包容的政府,以確保平等,更加包括婦女的,包括年輕人的,法制占主導地位的,而且有問責的,政府并沒有覺得資源、信息屬于政府,而且他們只是說我們是在為人民照管這些資源,為人民照看信息,這種政府就是好的政府,這是基本的規則。
再說到達沃斯剛開始的時候,施瓦布博士說的一句話很重要的,因為我們是共同未來的信托人,我們都是利益相關人,我們必須承擔起我們的道德上的責任,否則人類就不能夠存活下去,不能像我們期望的存活下去。
杰夫·卡特摩爾:謝謝,感謝。西田厚聰先生,請您說說,你們作為一個公司相信誰?您信任誰?我們談了很多,講了人們不信任銀行,不信任政府,你們是個公司,你們信任誰?
西田厚聰:你這個問題夠難答的,信任政府嗎?信任人民在投票的時候能夠做出正確的決定。說到公司的時候,如果你不信任你的雇員的話你就不能從員工那里得到好的結果了,這是必須的。信任,相互信任,管理和員工之間要相互信任,這是個驅動力,在日本尤其是這樣。更好的改善更好的結果,以及包容的結果,都是靠這個。
杰夫·卡特摩爾:感謝,是個非常好的回答。我們這個節目快要結束了。我剛開始說的是我們2013年我們要擔心什么,我們談了很多議題,現在說一點大多數人都不大注意的事情,由于你們所在的地位上你們可以看到什么機會發生?或者為他們做一些什么準備,萬一會發生,可能不一定發生。
首先,問一下李先生,如果你不介意的話,能不能談一點社會媒體的看法,因為我對中國社會媒體的發展感到很有意思,以及現在鼓勵公民揭露共產黨的官員他們做的不合適的事情,用社會媒體作為一個機制來報告這些事情,我覺得這種事情幾乎是自然發展起來的,而不是被鼓勵發展起來的,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發展,如果您不愿意談這個也可以。
李稻葵:很愿意談,社會媒體是進步和變化的手段,現在在中國像我們這樣的論壇,中國官員是不敢讓人們看到他的手表,因為人們會看你戴什么手表,是瑞士的還是日本的,如果是瑞士的就超出了你的工資水平了,那肯定就有人來調查你的腐敗了,很簡單,這就是社會腐敗改變了政府官員行為的很好的例子。
再說一點,我們需要有個起點,經濟發展需要有個起點,你必須要先投資,先讓人們有力量,讓他們感覺到生活改善了,才能夠產生出不滿情緒,以不滿情緒通過社會媒體來推進技術,推進機構的改革。
杰夫·卡特摩爾:是不是總是一個健康的事情呢?還是有的時候會產生負面的反饋呢?對新人的反饋呢?就像我們這樣的論壇也常常會有社會媒體負面的報道或者反饋,有人說我們只不過是喝香檳吃甜點的富人俱樂部,這些社會媒體的討論是不是確實是有用呢?確實是鼓勵了社區和人民做合適的事情呢?有合適的感覺呢?到底他們的生活怎么樣?
李稻葵:是的,有危險的,危險就在于政府的反應,需要兩個人才能跳,要兩方才能有進步,公眾掌握了社會媒體的技術,但是很多地方政府并沒有意識到他們也有責任來做出積極的反應,對人民的不滿做出反應,如果他們的反應不夠有效的話,那這種信任就會擴散,而且很快,像癌癥一樣。如果反應的是積極的話,那就會有積極的動力產生。
杰夫·卡特摩爾:你覺得怎么樣,有沒有需要擔憂的?
阿克塞爾·韋伯:我覺得我們需要關注和擔心很多東西,我最大的擔心就是2013年可能會成為2012年的重復,在歐洲等于是失去的一年,去年我們來的時候,2月、3月的時候,市場情況不錯的,投資也開始了,而且年初的時候利潤也都很好的,都是那種年初的好東西都在的,可是希臘大選之后,法國大選之后,政治有了變化,歐洲的整個背景都變了,不得不由歐洲央行干預了,法國大選,德國大選,各種各樣的政治風險很容易改變人們的看法,因為大選如果在你國家帶來很大的不同的話,或者政府政策不同的話就會出現變化。所以,我們不能掉以輕心,我們并沒有真正的得到改善,我們都一起承諾要取得進展,但是這個進展需要貫徹,要在實地實現。所以,我并不放松,我們要關注所有這些東西,現在外面還有很多風險需要小心的,而且我們貫徹執行要完美,歐洲的,美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要迅速的好。
杰夫·卡特摩爾:現在請大家都能說一兩個字評論一下,有哪些會擾亂進展的因素呢?
蓋特·拉貝爾:我想說民間的騷動如果不小心的話會擴散,我們還沒有談到地方政府的重要性,這就是新的前沿,要多花一點能力,不能僅限于看國家層面,在我看來這是一點有可能產生大問題的,而且要確保失業的人不要越來越多,我們要扭轉這個趨勢,如果人們覺得他們可支配的資產受到威脅的話,他們才不會坐在那里,而且他們要相互連接起來的。
杰夫·卡特摩爾:感謝我們的各位嘉賓,感謝參加我們今天的討論。
感謝我們的嘉賓,感謝他們一起參加討論了全球日程,非常感謝大家能夠出席,非常感謝大家收看了我們這個特別節目,下次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