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第十屆）中國企業競爭力年會”于11月9日-10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澳洲太平紳士、中國改革史研究者雪珥。(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2012(第十屆)中國企業競爭力年會”于11月9日-10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澳洲太平紳士、中國改革史研究者雪珥。

　　以下為對話實錄：

　　任韌：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中國新的商業文明您的看法它應該是什么樣的？

　　雪珥：謝謝，開這個會之前我檢索了一下這幾年以來，特別是07年以來，中國有關商業文明的探討有很多論述，我仔仔細細看了，其實沒有怎么看明白，因為談的最多的可能是阿里巴巴[微博]的馬云[微博]，我覺得他已經從一個企業家成功轉型為一個傳教士了。他在對舊有的商業文明的批判當中，就是舊有的商業文明出現很多問題，比如環境污染，很惡劣的勞資關系等等，我們在對這些的批判過程當中，這些所帶來的所有問題，它的根源究竟是我們所說的商業文明有問題了，還是這個商業文明外在的一些東西對它的約束不夠了？我看到了很多人對這個論述把它歸結于企業家對利潤的追逐。因為咱們一直在講企業是必須追逐利潤最大化的，那么現在很多對舊商業文明的批判把矛頭指向這個。我覺得不是這個問題，而恰恰是在追逐利潤的過程當中，如果你把追逐利潤當做油門，那么這個社會對這個油門還必須配備一個剎車，這個剎車就是你外在的約束。所以，如果我們要倡導新商業文明，講了很多，大多數人都認為我們新商業文明應該是在利他，一個企業應該先問是非，再論成敗。我覺得你這不是在做企業，你這是做雷鋒，如果按照這個標準做，沒有企業能夠生存下來的，沒有人會愿意做企業家的，實際上也沒有人會這么做的，如果你樣樣事情都要先問是非的話。這個是非不是你要依靠企業家內心的那種道德來約束它，而是應該靠外部的制度的改善來對你這個以利潤為最大化的一種資本的天性進行約束，我覺得這個或許就是我們講的新商業文明所應該追求的，必須把它落實到制度層面上，這樣所謂的新商業文明才有意義，否則一定會變成媒體的一個話題和企業做公關的一個流行詞而已。

　　第二個我覺得在做新商業文明的過程當中，我這兩年回來談這個改革史跟很多大企業有接觸，在談到時局的時候大家都有很多想法，都有很多抱怨。談到每個人具體要做什么，大家都感覺到無能為力，但是我們不能因為無能為力而放棄。大家都說自己是無能為力了，你如果把中國所有的中小企業為了與權力勾兌的成本加在一塊兒，我們相信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天文數字。如果大家能有一個平臺，你建立一種利益博弈，或者我們叫類似像院外游說集團，用這樣一個巨大的財力對整個體制的改善進行一種推動，這樣的力量我覺得比你整天在高喊我們要利他，我們要先想著社會，再想著自己，這個不切實際的道德上的說教我覺得可能更管用，每一個人都在背后游說，而且每個人都是這方面的專家。但是，之前中國特色的游說是桌面底下的，潛規則的，渾水里頭，在所謂的新商業文明能不能把它浮在面上。

　　第三，在建立新商業文明現在有一個非常好的實際，從中國改革開放到現在33年了，剛才也提到了中國的民營企業占到中小企業的88%以上。這些民營企業它現在就面臨著待繼傳承的問題，老子要退休了，兒子要接班的問題，我覺得這個為中國確立新的商業文明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機，因為在這個過程當中，很多富二代未必愿意接班，未必能夠接班，在這個接班的過程當中，所謂的33年來咱們的發育的不夠完善，甚至很多時候是畸形的職業經理人的隊伍，職業經理人的隊伍能不能在大規模的接班的浪潮當中，隨著我們所推崇的新商業文明的建立用這么一個渠道，這么一個平臺把它貫徹下去，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