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第十屆）中國企業競爭力年會”于11月9日-10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2012(第十屆)中國企業競爭力年會”于11月9日-10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

　　以下為演講實錄：

　　李揚：各位女士們、先生們，大家早上好！非常高興再次在企業競爭力年會上和大家見面。前天舉世矚目的十八大召開了，在十八大的報告中胡錦濤總書記代表黨中央向我們提出了令人激動的新的目標，也就是到2020年我們初步建成小康社會。這么多年我們一直習慣于建設小康社會，2020年要建成了。而且為了保證能夠建成，提出了兩個翻一番，就是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初步算下來，要想實現這個翻一番，大概年均增長速度6.9%差不多了，因此基本上是有把握的。還有一個城鄉人均收入翻一番，大家知道因為它的分子是一個人口，而人口在這段時間也還會再增長。所以，實現這個翻一番對GDP的要求要稍微高一點，大于7.1年均就可以實現，經濟學家普遍認為這兩個翻一番目標是切實可行的。為了實現這兩個翻一番，并最終實現建成小康社會這個目標，我們需要有一系列體制、機制的保障。胡總書記也說到了，我們的體制、機制需要改革，需要進行創新。

　　所以，今天我想就轉型中的一些問題和大家進行討論，因為我們認為轉型并不那么容易，正式的提出轉型在上個世紀末到現在已經有十幾年了。但是，數據和一系列的情況告訴我們，轉型并不順利。所以，我們要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轉型是一個大題目，有非常多的內容，今天我只就轉型中的一方面的問題，就是結構升級的問題同大家討論一下，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我們所要說的轉型是一個世界性的題目，現在我們看各國政要的演講和他們的施政綱領，轉型肯定是一個不可缺少的詞。所以如此是因為有一個世界性的事件正在發生，就是危機。現在都在探討危機，上一次年會上我集中的談了一下我對危機的看法，我認為還要十年，危機才能真正的恢復，走向正常發展的道路，所以前景并不是非常的樂觀。

　　如此大的危機，07年算起到今天已經五年沒有任何復蘇的跡象，盡管政治家一會兒說復蘇了，但是馬上又有另外一個數據告訴他，沒有那么樂觀。而且今后還會要延續這么長時間，這樣的一個事件如此之大，就和大的歷史的發展的過程相關。我們往前追溯，目前如此之大的一次危機是因為過去我們有過一個前所未有的增長，而現在各種數據顯示，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到這次危機之前，全世界經歷了一個從來沒有過的好時光。那么，這個好時光的表現就是發達經濟體繼續發展，所有的發展中經濟體都有一個非常好的經濟表現，當然中國是表現尤為突出的。而且對于這一段時間的發展，現在理論界給予極高的評價，認為它是可以和文藝復興以及工業變革相提并論。當促成這樣一個全球性發展的因素，肯定是一個全球性因素，這個因素就是全球化，而且是基于現代科學技術，特別是IT技術和互聯網技術之上的全球化。因為正是基于這兩個基礎之上的全球化，使得這個世界變成了一個村莊，過去不可交往的現在也可以交往了。也正因為如此，世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互相關聯，也正因為如此，現在在歐美表現的非常突出的危機對中國有非常強烈的影響。

　　那么，現在減速其實已經開始發生，這次危機可以說是標志著上一輪的資本主義歷史上二三百年中沒有過的增長奇跡的結束，這個結束首先是發生在發達經濟體，美國、歐洲、日本已經有長達20年，持續的20年沒有像樣的經濟增長了。繼之是像我們這樣新興市場的國家也開始減速，去年開始金磚五國紛紛減速，就是一個印證。這個減速是結構性的，是趨勢性的。所以如此是因為發生了一些不可逆轉的大事件，我們這里列舉四個重要原因：第一個原因就是未就業的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基本結束，在中國表現的非常明顯，這樣一個轉移過程的基本結束配置人口的老化使得勞動力成本不可避免的上升了。第二、就是經濟結構問題，制造業的就業已經基本上很充分了，所以下一步的就業就必須轉到服務業，這是今天我們重點討論的這樣一個轉換的問題。但是，非常遺憾的是，特別是就新型經濟體而言，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普遍的低于制造業。因此，這個轉移，經濟結構的升級就隱含著一個非常沮喪的結論，就是有可能我們整體的勞動生產率一直在下降。勞動生產率下降，當然就離中等收入陷阱不遠了。第三、我們過去增長靠出口，靠投資，中國的投資率現在接近50%，非常高，年復一年的投資就留下了大量的資本存量。這些資本存量到了一定的時候，從物理意義上說需要維修，需要維護，否則它不能夠發揮資本的作用，而對于資本存量的維護也需要新增的投資，需要儲蓄。而現在恰好在這個對于儲蓄，對于投資更為需要的時候，我們的儲蓄率下降了。第四、隨著我們新興經濟體開始接近世界前沿，像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二。我們過去的長達30幾年的發展過程已經結束，現在我們需要自我創造，而自我創新的能力是不足的。今年中國開的最重要的會之一是創新大會，本屆政府把它的最后一次重要的會議定在創新這樣一個事件上，是有慎重考慮的，認為不創新，我們未來的路就走的不那么順暢，但是創新談何容易？以上的四個因素使得減速變得不可避免，而且這個減速，我們所謂結構性的指的就是它不是政策造成的，也不是周期因素造成的，是實體面，是真實的因素造成的，我們必須面對它，而且政策調整只會有微小的作用。中國并沒有置身局外，有人曾經說中國一枝獨秀，我剛剛說中國不可能一枝獨秀，因為我們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而且客觀的說，30幾年來，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的贏家。既然是在一個村子里，各種因素都會影響到，而且客觀的說，發生在發達經濟體中的各種事情其實都有一個在相應的一個映照。也就是說，比如說美國有一個過高的負債的問題，就有一個中國的外匯儲備過多的積累的問題，這個是必須對應的，協商的，友好的，長期的才能夠解決的，中國沒有置身局外。所以，我們的結構性減速其實已經發生，2012年9月底的數據顯示10月份的數據進一步能鞏固，我們基于這樣一個數據和這些趨勢，我們堅決的不同意說中國經濟會下滑，硬著陸，這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們也基本上不太認同，它是會一個“V”字型反彈，就是觸底之后再回到9，10上，我們知道那種情況一般不會發生，也就是我們可能會在一個比過去30幾年平均增長9.8%這樣一個平臺要低一些的平臺上進入下面一個十年。現在國際的機構我們認為有兩個預測機構都做了一個預測，我們認為7.5-8可能是一個可能性最大的一個增長速度，就是未來的十年。我們開始說兩個翻一番，最高就要7.1，所以我們還是非常有希望能夠在2020年如期建成小康社會。

　　那么，對于經濟減速傳統的思路把它刺激起來，09年搞了一個4萬億，現在也是議論甚多，至少有很多副作用。今年各地在采取措施，有些人說一個新的地方版的4萬億，我們不去深究它的準確性，但是事實是有的。但是，我們的理想目標要使經濟回升到九點幾上，那是不可能，但是損失有多少？一到兩個點的平均下落會遺留很多的問題，應當怎么辦呢？我們應當通過提高效率予以彌補，我的增長下來了，肯定有損失，這個損失靠提高質量，靠加強內涵，靠提高效應予以彌補。而在這個意義上，其實這個彌補遠比我們搞一個空的九點幾的增長率要好的多，隨著民營增長率的下降，一方面經濟增長效率的提高，這樣的一個過程如果持續發生下去的話，中國毫無疑問會走到發達經濟體上去，我們一定會和中等收入陷阱無緣。今天我講話的里面的核心就是提高效率，我們說起來在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存在的差距，這個差距可以用很多指標去刻劃，所有指標千頭萬緒就歸結為經濟學的最根本的一個問題——效益，全部經濟學談的就是成本對產出的關系，就是用最少的投入產生最大的產出，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我們學經濟學的第一課老師就這么講，但是很遺憾，所有這幾年效率問題，效益問題，這幾年有一個福利意義上的效率和公平，這個問題這些年就被忽略了。最近我們因為國家領導人在談到應對當前的問題的時候，非常明確的指出，下一步我們所有的工作要圍繞提高效率展開。不能說遇到問題要投入，要減稅，要免稅，要貸款，要貼息，這都是增加投入的措施，沒有考慮到增加產出，沒有考慮效率問題，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我們所有的問題如果歸到效率上，那么所謂發展的問題，所謂趕超的問題，實際上就是縮小兩類經濟體之間的勞動生產率的差距的問題，我覺得問題進一步明確了，我們不是說GDP要趕上它，我們不是說人均什么趕上它，說到根本上，使得我們真正能夠在世界之林中立于不敗之地的是我的效率提高了，這是根本問題。經過這30幾年的發展，把這樣一個潛藏在我們經濟活動背后的最深刻的其實也是最簡單的道理，如今明白無誤的再次擺在我們面前，我們所有的活動需要提高效率，提高競爭力就是提高效率，我們始終用競爭力做我們的名頭，是我們始終記得效率是第一位的問題。

　　那么，關于經濟發展，提高效率，其實是有兩種發展的路徑，一種當然是發達經濟體那樣一種比較均衡的路徑，一種是非均衡的發展，通過政府動員儲蓄，并且大規模的投放在我們需要發展的行業，利用資源稟賦的相對優勢，什么承受非常嚴重的環境破壞達到那幾個指標的趕超，很明顯。但是，當我們收入到中等的時候，我們這種趕超型的經濟增長的范式就會遇到困難，如果不改變，就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個事情其實對我們是性命攸關的事情，如果我們經濟不迅速的轉到提高效率，只是考慮到鋪攤子，大投入，現在我們經常會看到，大家說發展什么東西，不計成本，不極代價，那不是可持續發展，那只是求一時數據的好看。這種情況下，對于一個大國，對于面臨越來越嚴峻的競爭的大國，外匯壓力越來越大的大國，我們不能走這條路，我們必須以提高效率，以效率比別人高來取勝，這個問題我覺得應該強調。

　　關于經濟轉型發展，從文獻上看有三個描述發展的定律，一個是產業結構的變動，從一產到增加二產，從二產到增加三產，最后變動的根源是什么？根源是在尋找更高的生產率。不像發展第三產業，發展服務業的時候，所有的文獻沒有95%以上談是為了尋找更高的效率。所以我們依靠市場機制來推動轉型，不斷提高經濟整體的勞動生產率，而這個意味著要通過依靠市場推動轉型，而不是推動行政干預，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依靠市場機制，依靠企業來轉型，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林德需求相似定律，就認為收入水平差不多的時候，需求結構也差不多。因此，這樣一個定律所揭示的是需求結構的變化在引導著產業的變化。那邊是供應，這邊贏得需求講的是需求，需求面也發生變化了。第三個有影響的定律就是廣義恩格爾定律，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務消費比重逐漸上升，這說的是人性，說的是人的全面發展。

　　在轉型過程中，效率是核心，其他都是次要的，我們現在大家想一想，說科學發展，看很多文件，很多這些報紙的文章，說結構轉型的時候，我仔細的看了一下，通篇不見效率兩個字，就說要轉，不可持續了，不平衡了，到底怎么不可持續，怎么不可平衡了，再深一步的道理沒有展開說，我覺得效率是核心，這是深一步的道理。對經濟增長最大的因素就是產業部門比重和該產業部門效率變動的乘積，如果服務業比重持續提高，制造業比重持續下降，但是服務業的效率改進又慢于制造業的變動速度，則整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歐美國家進入高收入水平經濟增長減速就是受到了上述規律的影響。這個問題是我們今天討論的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

　　我們從歷史的數據看，勞動生產率的差異決定了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轉型的成功與否，決定了結果的差異。歷史數據顯示，在發達經濟體轉型的過程中，它的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普遍的高于制造業，正是因為有這個高，所以轉到服務業才使得它整個勞動生產率更高，我覺得這點要記住，這個服務化的效率基礎是非常牢固的，而在一些第三產業發達的發展中國家，我們知道在說中國目前經濟問題，很多人都會說，我們服務業還不如一些發展中國家，比如說不如巴西，不如印度，我們今天討論之后，大家要明白無誤的告訴他，那個結構不作數，關鍵在于這個結構變化中的效率的變化。

　　現在我們看到，剛剛所舉的像巴西、印度這些，它的服務業很發達，巴西服務業80%幾，但是它的效率是很低的，原因就在于它的服務業的整體的勞動生產率是低于制造業的，所以越轉的多，它的勞動生產率越低，它越陷在中等收入這樣一個陷阱中不得增長，這點要特別注意。所以，第二、第三產業效率的相對狀況，兩個產業的相對生產率能否成功。這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發展經驗的對比。

　　從發達經濟體的情況來看，1970-1990年末，發達經濟體普遍出現了產業結構服務化的大趨勢。統計資料顯示，那個時候他們的第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普遍高于或等于第二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因此這個轉型比較順利。因為資本向生產率更高的產業去轉，趨之若鶩，比如我投入這么多，我投入在制造業中有一個產出，所以它必須有這樣一個前提在，才會有整個經濟服務業化的一個良性的兼顧。但是，進入2000年以來，隨著第三產業規模的擴張和勞動力向服務業部門持續轉移，發達經濟體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出現遞減的趨勢。這個圖統計了近10個發達經濟體而且我們用的是一個比較，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為1，看它的第二產業的比較，紅線是1，高于這個在此之上曲線那樣運行，那些年代在這些國家中，它的第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高于第二產業，所以轉型非常順利，轉型企業是非常歡迎轉型使得發達經濟體更加發達。但是這種情況在世紀之交有了變化，有很多曲線已經落在紅線之下了，這個是發達經濟體的情況。

　　那么，發展中經濟體的情況相反，拉美國家幾乎從一開始相應的比例都是同樣的比例，就第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對第二產業的勞動生產率，1的時候是一樣的，那就是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低于第二產業，所以看它的經濟結構，看它的服務業的比重，它似乎是一個發達國家，但是這些國家都是被列在中等收入陷阱之內的國家。那么，亞非各國，包括中國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時候有過類似發達國家的那樣一種情況，就是第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高于第二產業。但是，情況隨著工業化的推進迅速的變化了，我們就滑在這個之下了。一個統計分析顯示，現在我們第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大致上只相當于我們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的70%。

　　那么，我們進一步的做了一些城市的比較，北京、上海、廣州、深圳，他們落在1下的過程比全國要滯后的多，但是大致上都是在本世紀之后開始落在1以下。這也就是說，我們在這個世紀之前的這樣一些發展，在這些城市中的一些發展，我們的第三產業或者是大概等價于服務業發展還是比較符合那樣一種增長規律的，在那之后也陷入了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相同的困境之中，現在這種情況愈演愈烈。

　　那么，說到勞動生產率的問題，我們還要再深入的說一說，剛剛說的勞動生產率比較，其實中國勞動生產率低始終是一個問題，我們知道我們改革開放的時候，當時宣傳的時候說我們是三個人活五個人干，著說明我們勞動生產率低，說明我們的體制造成了勞動生產率低。統計顯示90年代中期，發達經濟體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相當于中國的20-30倍，第三產業相當于中國的30-40倍。08年的統計分析顯示，這個差距在縮小，發達經濟體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約為中國的10倍，第三勞動生產率約為中國的15-20倍。大家到美國去看，企業比我們好的多，而且總體來看，它的問題政府有問題，居民有問題，市場有問題，企業基本沒有問題，我們應當看到這一點。

　　進一步的比較，如果以上海為1，我們可以看到08年大多數國家是我們3-4倍的樣子，就是中國最好的城市相比，平均起來我們是不行的。第三個產業也是這樣，上海為1，其他的美、日、英都比我們好，3-4倍，倍數更大一些。這些情況明白無誤的告訴我們，我們要想成為世界強國，必須進一步的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上面有所建樹，否則永遠是二流國家。

　　進一步回到中國，中國的經濟減速是結構性的，這需要我們進一步探討新的結構性，結構性減速，結構性增速，為什么有結構性，這個結構性指國民經濟的大結構。在我們三個產業中，我們從第一產業為主，然后轉向第二產業為主，這個轉換非常制成功，它是加速的，保持了我們九點幾到十的增長，這是結構性的加速。但是，現在我們面臨的另外一個第二產業結構性調整，就是大規模的轉向服務業，而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現在低于制造業，低于第二產業，所以我們現在面臨的是結構性的減速，所以我們對減速不用趨向性，這兩個是一個意思，但是我們傾向于結構性減速，這種減速是指由于我們經濟結構進一步提升這樣一個良好的愿望造成的。產業結構服務化演進的趨勢，進而對經濟增長速度產生巨大的沖擊。

　　怎么辦？提高第三產業，或者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三次產業結構變化服務業比重的提高，決不以工業與服務業的此消彼漲。下一步金融改革，在十二五金融改革發展中說到發展融資，我們長期以來也是此消彼漲的。工業，特別是制造業產業的分解分工向服務業的延伸，無非只是第二產業，特別是制造業的內部分工的外在化。大家看一下金碚所長一個很精彩的分析，說到汽車十幾個環節，這十幾個環節如果把它外在化，外包，那么汽車這個典型的制造業事實上是一個服務業。而且這樣的一種內部分工，外化為部門階段關系，這是提高效率，就解決了向服務業轉移效率降低的問題，也就是發展服務業是制造業充分發展的基礎上的結果，決不是說有一個擠壓第二產業的第三產業，沒有這回事。我到一些省里面去，有幾個省的領導很不客氣的說，回去建議你跟你們的學者說，不要忽悠我們拼命發展第三產業，我不發展第二產業就沒有第三產業，我說我一定轉達，而且在一定意義上，正是因為這些話刺激了我，最近我作為金融研究的學者比較多的研究這些效率問題，轉型問題。

　　那么，金所長的判斷是三次結構變化，服務業比重的提高，決不意味著工業與服務業的此消彼漲。而是工業特別是制造業產業鏈的分解分工而向服務業延伸，是其內部分工的外在化，應該基于市場機制，依靠企業來實現這種轉型，這樣扭轉了第三產業相對勞動生產率持續降低的趨勢，人為追求提高第三產業比重更不可取，現在變成了一個什么工程進入考核指標了，這樣不行，必須依靠市場，依靠企業。

　　最后，服務業是一個大框，我們分成四類，一類是金融保險服務，金融搞多了就意味著泡沫，會為轉型拉后腿，現在很多的地方把金融指標搞上去，我們說這個話的時候常常忘了另外一句更根本的話，金融應該服務于實體經濟，金融只能有助于產業運行，它本身不是財富，就是一堆泡沫，一堆數字，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所以，對于發達服務業中的金融產業要持這樣一種非常謹慎的態度。第二、直接服務業，餐飲，這些東西我覺得也不能過度發展，現在很多城市賣包的比買包的多，那種服務業的效率當然低了，所以隨著城市化進程而發展這是直接服務業的一個規則。第三、工業化服務業，這就是金所長在報告中反復強調的，我們服務業中的大部分其實脫胎于制造業，脫胎于第二產業，它如何脫胎，是因為在原來的框架中再進行效率不高了，必須把它外包出去效率才能高，這種服務業大發展。最后還有一個服務業就是公共服務。公共服務業不是越大約好，應該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總之，我們確立提高效率這樣一個根本的目標來推動這個轉型，轉型中要分別各種不同的情況，還是回到提高效率為最后的目標，我們這個轉型是一定能成功的，我們兩個翻一番一定能實現，我們2020年一定能夠進入小康社會，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