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學部委員張卓元（來源：新浪財經 陳鑫 攝）

　　新浪財經訊 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主辦的“2011中國改革論壇”于10月22日在北京市遠望樓賓館召開，本屆論壇的主題是“‘十二五’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政府與市場”。圖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學部委員張卓元。

　　張卓元：非常高興參加今天的中國改革論壇，因為壟斷行業改革，我在文件里已經有了書面的稿子了，今天準備補充講幾條看法。

　　我想講的第一個意見，2003年以來，中國的改革進展比較緩慢，改革的前景令人擔憂。2003年以來，中國經濟改革總的來看，我覺得進展緩慢，在某種程度有些改革處以半停滯的狀態，這主要是相對于1992年到2003年來講的，因為1992年以后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的改革進展比較明顯，取得一些實質性的進展，2003年以后，這方面的改革進展比較緩慢。

　　我記得去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有一次經濟論壇，討論中國經濟改革問題，當時新加坡的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參考消息》經常會刊登他的發言，他在會議上非常明確的說“這幾年來，中國無改革”，因為他發言的評論恰恰是我，所以引起我對他的說法進行一些思考。我想了想，是這樣說的“完全說中國2003年以來沒有改革，恐怕太絕對了，我們2003年以來有一些改革應該說影響還是比較大的”。比如上市公司股權分置的改革，這個改革幾乎是影響全局的；比如集體林權制度的改革、文化體制改革、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作為發改委主管改革方面，已經盡了很大的力推進改革，這些應該承認，完全說中國無改革好像說的太絕對了。但是他說的有一條也有道理，就是關鍵環節的改革實質性進展的確缺乏。

　　這里就牽扯到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政府和市場改革的確沒有取得太大的實質性的進展，也就是說，主要的就是政府改革。比如現在國有企業改革，包括我在提供論文的時候講的壟斷行業的改革，財稅改革、金融改革、價格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等等，這里最關鍵的還是政府改革，壟斷行業改革為什么推不開？或者說進展很緩慢？還是政府沒有很好的進行推動。怎么將經濟建設的財政轉為公共服務型的財政，這本身就是一個政府改革的內容，以及怎么放松價格管制，這也是政府改革。所謂進展緩慢，或者說特別關鍵環節、特別重要領域的改革進展不大，我認為主要就是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改革不如人意，政府的改革、政府職能的轉換不到位。如果按照前八九年的做法，十六大提出的“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的目標就不一定很好的落實。特別是我們現在提出“轉方式、調結構”，如果沒有改革的配合和推動，我想也會遇到很大的困難。這是需要第一個補充說明的內容。

　　第二，我們的改革難以取得實質性推進的困難來自哪幾個方面。我想來想去，是不是主要來自于四個方面，為什么這幾年改革進展緩慢，困難來自哪兒？一是比較專注于發展，而顧不上改革。從中央到地方，領導的精力都是高度的關注發展，而顧不上改革，包括政府部門這幾年主要精力用于發展。記得在2003年、2004年以后，包括發改委解決煤電油運的問題占了他們絕大部分的精力，改革很難擺上議事日程。所以，現在包括國外的學者都說我們的政府是發展主義政府，或者是增長主義政府，地方政府更是全力抓GDP的增速。有一次會議一位同志說，親自到地級市里去，市委書記親口跟他說，我這個書記就只管項目，就是要上項目和上投資，別的不管。那么一個書記應該抓主的，他就只抓發展，而且只抓項目，成為地方政府全力以赴的事，這樣改革都排不上議程。

　　在方針原則上我也在想一個問題，過去我也參加一些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常常說發展是硬道理，這個沒有問題。然后又說當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是發展，現在還一直這樣說。另外還說發展中出現的問題，要靠進一步發展來解決。我總覺得越往前推，是不是有一些絕對化了。做大蛋糕是需要的，但是做大蛋糕以后的分配，這個蛋糕怎么切，出現差距過大、分配不公的問題，能靠進一步做大蛋糕就自然解決嗎？恐怕很難。

　　從經濟理論來說，生產、流通、分配是一個獨立的經濟過程。分配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靠發展生產能不能解決？我覺得這個問題值得進一步研究。在實踐上，有的學者認為中國現在就靠發展。上次在發展中心開會有一位學者說，中國的老百姓老罵政府，民怨很多，現在政府怎么辦？就是靠發展，通過發展增加財政收入，用財政支出來收買人心，保社會穩定。如果再一搞改革，就要冒比較大的風險，所以不能期望有多少改革，就是根據中國現在的情況來說。我想他想的比較現實。但是，從短期來看也許可以應付現在的問題，但是從長遠來說不是一個辦法，如果不理順一些經濟關系，使老百姓過上穩定的好日子，其實我們還是要靠改革。所以，在方針政策上，在實踐上有些問題值得進一步研究。這是一個方面困難，就是比較注重發展，顧不上改革。

　　二是既得利益群體的阻撓和反抗。我覺得特別反映在壟斷行業改革很難推進方面顯得很明顯，這個問題我在我的文章里已經講了很多，就不再說了。

　　三是困難。現在有些人對市場化改革的確產生懷疑，這兩年的爭論也比較多。比如在我們那里看到過往上專送的報告，中心內容是所謂推進壟斷行業改革是一個偽命題。就是說根本不存在的問題。我也看到過這樣的文章，公開主張應該是國進民退，現在是國退民進的大好時機。這和十五大以來中央關于改革的方針是背道而馳的，十五大當時講到要對國有企業、對國有經濟從戰略上調整布局和結構，而且要適當的進行收縮，控制關于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而其他一般性的行業應該退出來，總的來說要逐漸減少。但是現在有人直接主張利用現在這個時機，要國進民退。

　　一次在京西賓館開會討論，有一位學者說現在提出“民富優先”，這個題目本身就是有些挑撥政府和民眾的關系，調子說的很高，而且認為根本不存在民富的問題，我看了一下十六大報告，報告中就講到要逐步滿足強國富民的要求。特別是當前為什么要提“民富優先”，我個人很贊成這個說法，為什么？現在來看整個分配，剛才宋曉梧會長講到，整個分配政府拿得太多了，企業拿得太多了，居民拿得太少了，包括今年財政收入到現在為止增長30%以上，企業的利潤20%以上，居民收入增長多少？前9個月是7.8%(城鎮)，農村的稍高一些。但是比政府收入和企業利潤還是低，所以提出“民富優先”很有針對性，但是有的認為這屬于奇談怪論的說法。

　　而且還認為，我們現在居民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擴大，歸咎于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最重要是根據馬克思說的所有制關系建立分配關系，為什么現在兩極分化或者說收入差距那么大，就是因為民營經濟發展快了。當然馬克思說的所有制關系建立分配關系這個沒有問題，但是把這個絕對化也不行，我曾經說過，美國就是私有制社會，但是美國的基尼系數比我們還小，這個問題怎么解釋？所以，像類似這些問題，在理論界有些爭議，我估計對改革的推進也有一些影響。

　　四是缺少專門機構的推動。這里涉及到2003年機構改革，2003年二中全會機構改革的時候，我個人曾經參加那次的起草小組，當時為什么把體改辦撤了和國家計委合并，組成國家發改委，當時有一些壟斷行業改革方案由國家計委提出被采納，因為和改革、發展結合起來，從這一點出發，把整個國家的改革和發展并在一起，成立國家發改委。當時的說法，也的確是說服了當時起草小組的同志，后來原來的體改辦撤掉，現在看來缺少一個專門機構，把體改辦撤銷，而且和國家計委合并成一個發改委，從實踐檢驗真理來說對改革的推動是不利的。這個問題缺少專門機構的推動，造成了2003年以來改革推進比較緩慢的一個方面。最近看了陳錦華同志在一篇文章當中講到我們那么多改革任務沒有完成，在2003年把體改辦撤銷，撤的早了，我覺得錦華同志的評論是很重要的，而且切合實際。現在看來，當年這種合并可能有一些問題，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第三，現在不但需要頂層設計，還需要頂層的推動，要自上而下推動推進改革。首先落實頂層設計，現在的改革是深層次改革，往往會損害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而不能再向過去那樣靠自下而上的大膽的試、大膽的嘗，而是靠頂層設計從全局和長遠出發，來推進改革的空間，特別是要認識到要實現科學發展，要轉方式、調結構，關鍵是深化改革。中國經濟現在面臨很多問題，現在是最大更大的投資、投放更多資金下去搞增長，這也不行，因為會帶來通脹。但是不這樣的話，經濟增速又在下滑，所以為什么中國經濟現在面臨很多困難，我覺得是跟前幾年改革推進緩慢沒有很好理順關系，特別是政府配置資源，追求短期的GDP高增長，主要是用粗放擴張的辦法，和這個很有關系。如果現在不深化政府改革，包括財稅改革、金融改革、價格改革、分配制度的改革等等，轉方式、調結構估計就很難了。所以需要有一個頂層設計，要圍繞經濟的轉型，轉方式、調結構進行。這樣的話，也可以提高大家對深化改革的緊迫性和重要性的認識。

　　除了要頂層設計以外，還要自上而下的有力推動，這個上上到發改委的層次還不行，還要比這個更高，這樣才能打破既得利益群體的阻撓和反抗。靠部門協調，有些東西很難協調下來，記得1990年、1991年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并軌的時候，當時像水泥和其他建材已經供求平衡了。但是，主管部門怎么都不愿意把價格放開，怎么協調都不行，最后是靠什么？靠國務院一個《通知》下來，把需要國家定價的目錄定下來，不需要國家定價的目錄就放開，這樣的話把很多建材產品就沒有人列到需要國家定價的目標，一下子就放開了。當時要是協調的話，主管部門怎么都寫不下來，我從這一點來說，沒有自上而下的設計，特別是沒有自上而下的推動，包括現在靠發改委也是很權威的部門了，現在如果靠他們協調，有些改革還是很難協調了，所以有些需要靠自上而下強力的推動，才能使我們的改革，特別是改革的攻堅能夠順利推進。

　　我的發言到此結束。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