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蔡鄂生（來源：新浪財經 陳鑫 攝）

　　新浪財經訊 2011年8月20日，由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和《財經》雜志社聯合主辦的“2011第五屆中國銀行家高峰論壇”在北京召開，新浪財經全程直播本次論壇。圖為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蔡鄂生。

　　蔡鄂生：現在我們應該再一個什么樣的氣氛下或者什么樣的環境當中能夠把問題討論透？我也不是說我批評媒體的同志，就是說我們要有一個，現在好像大家都能說話，但是這個話說出來了以后，它的作用是什么？實際上剛才曉明院長和波明都講了，現在我們已經到了一個對事物判斷要求，實際上是要求準確性很高的時代了。但是我們現在對事情的判斷的準確性，就是包括中央國務院也要求我們要不確定性的問題，所以要增強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的問題。如果對事情判斷得不準確，那你怎么去有針對性和靈活性呢？這很難做，是吧？

　　而且我們現在國際化以后，盡管我們的金融業有了長足的進展，甚至可以說是大躍進式的進展，改革開放30年，我們的國有控股銀行，工商銀行已經是市值老大，但是它的老大是誰支撐的？其實大家影響清楚。而且我們現在站在這兒也可以非常認真或者是能夠評論地去談《巴3》，但是在15年前，你連《巴塞爾協議》本身的東西差距還在那兒擺著呢。但是經過本世紀的發展，現在對于《巴3》的要求，嚴格地來講，我們的銀行現在單純從指標上來看，它也不差。

　　但是這些變化到底怎么來的？所以我為什么，因為我為了避免涉及一些，其實根本不是敏感問題，只不過是說大家對這些問題的認識看法相同與否的問題，所以為了避免爭論，我就跟波明說，那我就談談信用、理論問題。

　　其實信用它就是市場經濟的核心，而且你到現在來講主權債務就是國家信用了，如果主權債務在現在國際市場上，老大都會出現將要違約的情況，那你說我們現在這個信用的問題怎么看呢？

　　其實當時我跟波明講的，我思考的問題還不是這個，我還是站在咱們中國的發展過程來看，現在我們老說間接金融跟直接金融的關系，說要發展直接金融市場改變間接金融的結構、比例。但是銀行信用是在什么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按我學到的知識來講，應該是商業信用銀行、銀行信用這么往下走。但是我們國家的商業信用在建國初期50年代，就慢慢賒銷預付就都給禁止。改革開放以后逐步地恢復，商業信用的票據化過程其實基礎很不扎實。到了1995年，1995年實際上是我們國家是一個很重要的年份。我認為從法制建設上或者說是從金融市場的市場化過程，，就是因為這一年頒布了幾個銀行法，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和教育發，這對于保護市場秩序很重要。

　　其實我一個過去的同事，他的父親是早稻田大學的，一九二幾年就在日本的商業銀行干過，現在還在世，我讓他問問他父親，我說他在那個時代的日本銀行的概念是什么？因為當時就偶爾聊天談票據的問題。后來他給我準備了一份兒他跟他父親的對話，他當時就講，他當時日本的銀行還是習慣在這個業務當中相當的比例是票據業務，因為票據本身也是當做信貸和融資來做的，一般的小銀行票據業務要占到他整個的一半，因為大部分給中小企業主，大銀行也要占到三分之一。

　　這個老爺子就說，當時中國的銀行或者金融業也是習慣于傳統的業務，我們改革開放以后，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流動資金實行的是定額管理，到了流動資金改革以后實行了全額管理，全給了銀行，是吧？再加上我們這個體制改革多元化，現在老說項目資本金、投資結構，這些都是我們在發展過程當中從體制、機制、制度上沒有完全，叫我說就是還有待于完善的這個過程。就是說現在我們先不要跑到塔尖上去討論問題，我們能不能在根上和基礎上來討論問題，就是制度的缺失方面、體制機制的完善方面現在還有哪些需要完善？

　　現在銀行那么多，老說這個監管新，什么叫新？什么叫舊？樣式是舊的，但是我這衣服是新買的，這算不算新？所以我們光是要圖新，但是什么才是新？我覺得現在我們對問題的認識，不能再拿著概念去討論概念。我這15年沒去美國了，而且是在國際化這么熱鬧的情況下沒去過美國，今年五月份好不容易申請去了一趟北美加拿大參加了一個研討會，美國去拜訪了一下OCC，美聯儲的監管部門和商業機構。

　　但是回來以后感觸是既深又不深，第一次去美國是1985年1月份，當時是地地道道地作為學生在聯邦儲備銀行學了一個月的監管。但是這次去的感覺是很不一樣的。在加拿大的研討會上是有中央銀行、也有監管機構、也有商業機構，也是討論這些問題。意見極其不一致，就是監管部門之間也不一致，那商業機構跟監管機構之間就更不一致。這個不一致的概念它還不是說能夠在一個共同點上，而是說你怎么樣我做得很好，然后我又說你不怎么樣，你是你的問題而不是我的問題。真正能夠說找出一個共同問題，我都認為這是我的問題，好像不多，這樣的題目好像不多。

　　到了美國其實我一直想搞清一個概念，就是所謂的影子銀行，其實到現在，就是到了發源地回來我也還沒有搞清楚，第一沒有搞清楚的概念是什么？OCC的人不給我講什么影子銀行，反正我這兒監管這些機構，我給你介紹國民信托怎么監管，我一看那個辦法和我們現在出臺的也差不多。

　　到了聯邦儲備銀行，聯儲的監管機構一看，談的時間更短，最后剩了10到20分鐘，相當于是我問問題，避免剛坐了15分鐘就拍屁股走了，就是訪問一家機構很不值得。但是再往后談的問題也屬于一種場合的。就是到了他這個機構以后我發現他關心的問題和他對美國監管關心的問題，和我們現在探討的差不多。

　　所以說現在我認為，我們很多問題應該是從基礎問題好好討論一下，就包括體制、機制建設，這幾年銀行的改革直接金融也好，間接金融也好，特別是今年，或者說明后年咱再看看它怎么走。如果說大家都在這兒做預言家說歐美的主權債債務會怎么樣，我覺得很難判斷，還是要看他的走向去分析。

　　現在老有一個詞兒叫二次探底，底在何處？一次探底探到什么？你說你探的下降什么算個底兒，那我二次探底又要探到什么？它這個規律上的東西，它要走到這個結構上，發生了這個結構以后，這就是底，這是我的看法，因為它有前頭的那個原因，是吧？原因到了最后那個結果就一定是底，但是這個底不是說是誰說的它的這個增長停滯了就是底，未必。只是說我們要對任何事情的結果要有應對的辦法，這就是我的看法。

　　這么多年搞了銀行、搞了監管，實際上你現在就舉一個例子，我對信托公司的監管，我不講別人，就講我的思維，大家說房地產。我說今年你房地產，且不說房地產這些調控，就說信托機構做房地產業務的風險怎么看？我說沒那么多說的，你們一家一家公司談，一個項目一個項目地聽，聽完了以后再說。

　　其實這個本身是對于風險、對于這個東西看的。但是馬上媒體上就出現了銀監會要停止房地產業務，是吧？信托。你說這個本來咱們對風險、對這些東西看的，但是你和這個怎么搭檔？而且在那兒猜測你的政策，你要出了這個政策，要對這個怎么樣了，這怎么能猜測、推理說未來的形勢，根據數字走向就出來一個政策，那也太草率了。監管實際上是要踏踏實實地，一步一步地真正盯住市場變化，哪兒能根據那些數字說，今天評這個，明天評那個，市場還有沒有次序了？是吧？就是說我想現在我們對好多事情作為我來講，我覺得對事情就是思考，你不管你怎么樣，我就來思考。

　　我們現在不要說其他的，就說我們現在的企業，大企業、小企業、三農，就是說你銀行信用的覆蓋，三農和中小企業的瓶頸問題，這幾年有很大的改善，但是現在你的路徑都沒有，那我監管怎么促進他去做？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思考，原則上我們要做的事兒非常非常多，而且是需要很多很多腳踏實地，按照王岐山副總裁在建行提出的口號，叫做真正做銀行，這樣一步一步地把我們的事業推向更好的這么一個境地，使它真正能夠實現黨中央、國務院提出的平穩然后快速發展，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