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開發研究院主任研究員劉憲法（新浪財經 陳鑫 攝）

　　新浪財經訊 2011年5月19日，2011綜合開發研究院北京年會召開，本次年會的主題是“城市化在中國：城市布局與治理”。圖為綜合開發研究院主任研究員劉憲法。

　　劉憲法：今天很高興參加這樣的會議，這一年來我們院這個團隊給各個地方政府做了很多類似于規劃前期研究的項目，在這個過程當中，我也有一些問題，提出一些思考希望跟大家討論。我的題目是城市規劃中的政府與市場。在城市規劃當中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從經濟學的原理來說主要解決城市建設和規劃當中的外部性問題，在城市建設當中和規劃過程當中大量存在著所謂外部性或者效應問題，正的外部性或者負的外部性效應，這種外部性導致政府必須用它看不見的手進行干預，這樣的過程實際上在國外包括西方發達國家都普遍采取這種方式，這并不意味著政府在整個規劃當中是無所不能的，是全能的政府。

　　從我們現在來看，我們接觸的很多地方政府規劃當中，城市規劃成了政府長官意志的體現，使我們的規劃呈現出目前的特點：第一，整個規劃城市空間是具有等級性的特征。如果我們仔細來看，目前各城市編制的城市規劃可以看出，實際上我們政府試圖把我們官僚體系的權力等級秩序延續到城市當中，比如城市規劃當中，像行政中心一定是最高等級的，在城市的核心地區，像市民廣場。然后是次級是商業中心，再次級是高檔居住區，尤其在新城規劃里，這種現象比比皆是。

　　第二，嚴格功能分區。把我們整個城市劃成行政辦公區、文化娛樂區、CBD、居住區、物流區等等。這種嚴格的功能分區跟我們政府的權力分配是對應的。

　　第三，大尺度。寬馬路、大廣場、摩天大樓、城市地標，這實際上是政府權力的一種體現。同時我們政府現在整個規劃易變性很強，由于我們政府的任期是有限的，每一屆政府都想在城市規劃建設當中體現它的思路、它的抱負，造成城市規劃三年、五年要修編一次，或者搞分期規劃，也給我們院帶來了很多生意，實際上這都是一種資源的浪費。我經歷過一個規劃搞了八年，三屆政府，這一屆政府是要求城市往東，那一屆政府要求往西，另一屆政府要求往南，三屆政府是三個方向，造成了極大的浪費。我們現在的城市規劃成為地方政府牟利的工具，我們地方政府經營的是土地，土地是由土地規劃來管，土地利用規劃是由上級政府來下達的，地方政府往往對土地規劃并不感興趣，是被動的，分配給我指標，農轉非用地多少等等，地方政府為了爭取主動，往往先啟動城市規劃，就是先入為主，做成規劃之后，爭取按照城市規劃調整土地規劃，這樣獲得更多的土地，獲得更多的城市發展空間，也就是城市規劃成了地方政府獲得土地收益的一個手段。

　　再有一個，通過城市規劃可以爭取一些大型的項目，比如說地鐵、高鐵、高速公路，往往是有的時候經常看到的，地方政府先把這些大的工程規劃好，上級部門再做這個規劃的時候要征求下級的意見，上級政府往往會滿足他們的要求，這樣利益訴求就會在規劃中體現。還有城市規劃成為招商引資的一種手段，我去了很多新區的城市，建設的不成樣子了，他們拿著規劃跟招商引資的這些商人忽悠，說我現在的條件不好，未來會如何如何。很多地方政府說規劃出效益。這里涉及到一個理論上的問題，這是人為設計出來的還是自發生長出來的，這在西方也是有很多爭論的。我們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城市應該是相互合作，是一個場所，是城市交易活動的場所，通過集聚人口來提供更大的交易空間，擴大人的交易范圍，來深化整個分工，這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

　　而我們這種大尺度，這種嚴格功能分區和這樣的一種城市，目前新區大量出來城市規劃，實際上是對我們整個促進交易費用的降低，合作范圍的擴大是有阻礙的。我們現在提倡緊湊型城市，緊湊型城市應該是更有利于來集聚人口，有了人口才有市場。因為市場是有規模效應的，是有輻射半徑的，我們現在看到很多大的新區，一個商場都支撐不起來，冷冷清清，這是能看得見的。緊湊型城市也有利于豐富我們城市的多樣性，增加我們的城市的魅力。一個城市的嚴格的功能分區，實際上使我們整個的城市形態變得異常單一，導致人口結構也是單一的，實際上人為的按從空間上劃為富人區和窮人區，不同職業的人區域，這是工人區，這是商務人士活動區等等，做了很多微觀的分析，這實際是阻止了社會的和諧，我們提出發展緊湊型城市來解決這樣的問題。因為時間的關系，我就講到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