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原副部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原理事長、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會長章新勝發言（新浪財經 陳鑫 攝）

　　新浪財經訊 2011年4月21日-22日，由中國企業家俱樂部、道農研究院《綠公司》雜志主辦的“2011中國綠色公司年會”在青島舉行。圖為教育部原副部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原理事長，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會長章新勝發言。

　　章新勝：各位企業家朋友，今天這個講話本來是大會主席吳建民大使來講。剛才會議的主持人跟我商量，因為他有急事兒，要我來代著講幾句。我是第一次出席綠色公司年會，但非常有感觸，所以我就欣然接受。當前世界都在熱議，就是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為什么有這樣的熱議呢？中國的改革開放只有三十多年，而日本花了一百年的時間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當然，如果加起來中國也是六十年，六十一甲子。是什么使得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呢？當然，我們會說是中國的獨立自主，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哪些是要素呢？談了很多，比如說制度問題，法人治理結構問題，人力資本問題，物質資本問題。但是我一貫有這樣的堅信，今天出席了綠色公司年會，更加加深我的信念，就是企業家和企業精神，就是在座各位，中國的企業家，你們發揚了中國企業的精神。當然了，說到企業家這個名詞，是1800年法國人提出的一個概念，過去叫做商人，當時農業的積累比較豐富，會做生意，傳統中國歷史是經商。今天，企業家已經成為脊梁骨，如果說美國在1896年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這個大廈是由五百強支撐起來的。日本戰后能由1987年超過德國，大家不能看出，日本是個島國，資源貧乏，靠著也是企業家的精神，盛田昭夫、松下幸之助等等。今天，我們已經展現在世人和國人面前，就是中國的企業家，你們的遠見卓識，你們的社會和公益的關注，比如剛才談到的綠色問題、“善水”行動問題，以及你們對世界未來的關注。企業家精神，最核心的一點就是創新的精神，就是由于突破，是永不止境，追求卓越。一個企業最大的隱患就是創新精神的消亡。當然，創新作為企業家來說，并不僅是一個天才的創意，非常重要的還是艱苦的工作、執著的信念以及百折不撓的精神。

　　21世紀剛剛過去的頭十年，是我們處在世界變局下的企業責任和企業創新，今天在短短的時間里，大家時間寶貴，我說點什么對大家能有幫助呢？我想談以下觀點：世界變局，變了什么。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四個世界的新的現實：

　　第一個現實，世界特別是歐洲整個發達國家的非杠桿化，從西班牙、希臘到冰島，現在到了西班牙，整個歐盟已經感到驚慌，因為西班牙的人口三四千萬，這種高福利還能支撐多久。但深層次來看，這次金融危機以后，正是倡導市場經濟理念的人，他們自己違背市場經濟理論，形成卡帶，形成壟斷，造成了這次由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讓全世界為它買單。我們就想起了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其實亞當斯密并不是經濟學教授，是倫理學的教授，是蘇格蘭大學的。亞當斯密在談到看不見的手的時候，很多西方學者忘記了引用，或者說忽視了引用，強調了在倫理的社會里，在制度健全的社會里，看不見的手才會起作用。我們看到，80年代華爾街有一部電影《貪婪是好的》，給世界所帶來的災難。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從70年代，私有化進程開始以后，也就是說從撒切爾夫人，鐘擺一直擺到了90年代初柏林墻倒臺，變成全世界強調的時髦語言是私有化，是人權，是西方的模式。

　　第二個現實，好景不長，納斯達克股市泡沫崩盤，一直到安然事件，雷曼兄弟，這難道不是令我們深思的嗎？這不僅是西方的問題，整個拉丁理論也對模式提出了十分困惑的挑戰。所以新馬克思主義在西方開始盛行，這個模式還能持續多久，有哪些問題值得我們思考和糾正。我們可以看到，鐘擺開始在回擺，世界還要追求再平衡，不僅是非杠桿化的問題。第二個新的現實是什么呢？也就是全球熱議的實力東移。過去是七國集團，后來到了8+5，現在到了20國集團，顯然，全球治理結構在發生變化，特別是金磚五國，金磚五國的崛起。僅中國一國新的增長，就占全球增長的30%。顯然，一個多極的世界在形成，也就是北美一極、歐洲一極和亞洲一極，當然，亞洲這一極要經過一個比較長的過程。

　　第三個新的現實是什么呢？人類社會經過了四五千年的文明發展，開始認識到地球的承載能力是有極限的，不論是環境承載力，資源和能源以及生態系統的承載力，地球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全球關注，不論是大國小國、窮國富國、弱國強國，方向是確定的。年會的創始人劉先生跟我講，綠色公司年會不僅是指環保，而且是整個對人類生態文明的反思和認識，因為非常簡單的事實，這個地球如果按照英國人的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到2030年將需要兩個地球。如果像美國的社會模式和社會方式，我們將需要三個地球。

　　什么是第四個新的現實呢？當然是鴻溝，不僅僅是素質問題，已經看到了在文化上的鴻溝，我們看到貧富的懸殊，全球還有三分之一的人口，67億人口當中將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基本的生活不能保障。聯合國正在改革議題，現在擔心的是2015年實現八大目標，就是最基本的，但是看來這八大目標其中有不少重要的目標難以實施。比如說全民教育，在黑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要實現六年的義務教育都顯得非常艱巨和困難。不公平、不公正。我想這一點就進一步來看，全球布局，我想就自己的認識和觀察，這四個是基本的變局。

　　全球第二個問題，下一步的發展趨勢是什么，方向是什么？我覺得不是一個選擇，不以任何人、任何國家、任何區域組織的意志為轉移，那就是全球只能走全球化發展，第二是包容化發展。這次博鰲論壇的主題就是包容性發展，是以公平為基礎的。拿亞洲而言，亞洲要加快發展，中國要繼續持續發展，當然要有和平穩定的亞洲，包容化發展就顯得那樣重要。

　　第三就是可持續發展問題。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在十七大提出了生態文明，我們覺得生態文明就和一些國家緊緊提出的低碳是不同層面的問題，低碳更多還是從技術的途徑來解決問題。當然，低碳是關鍵，因為碳的問題是影響全球的。但是我們反思人類社會，經歷了將近三百萬年的原始文明，農耕和游牧文明三千多年，工業文明創造了極其的輝煌，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消費模式和生產方式、出行方式等等。但是，工業文明所帶來的災難是全球對生態和環境的脆弱，對資源的脆弱性，也是越來越清晰了。我想起恩格斯在一百年前說過的話，“當人類每次征服自然的時候，第一次可以充分享受它的成果，但接下來會受到自然的報復，每次都會受到自然的報復，幾乎連初次征服自然的成果都將席卷而去。”所以中國提出生態文明的問題，用生態文明的理念，是在商業文明、工業文明的基礎上的一個延續和升華，是對全人類的貢獻，這就是我今天想說的第三點。

　　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以后，中國能為世界做出什么樣的貢獻，當然，這個主題還是企業家的使命和機遇。我之所以不用企業家的責任，因為這個問題是人類社會共同遇到的問題。

　　俗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企業家都在關注，我在中午用餐的時候跟企業家交流經驗，比如他們在走向國際、全球化的發展。過去我們是為人代工OEM，現在中國一些企業，包括我們今天看到的在青島的海爾等企業，也在走向世界，反代工。也就是說，中國從追隨者勢必要開始進入到引領者，從中國生產、中國制造是不是要進入世界生產和世界制造。我們看到美國、英國、德國、日本，都曾經走過了這樣的路。中國的品牌能不能走向世界，兩個市場、兩個資源，我不是指少數企業，而是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機遇和使命是不是充分準備好了。

　　第二點，中國世界對世界參與引領，僅僅是強勢引領還是文明引領的問題。幾年前，撒切爾夫人說過這樣的話：“不要擔心中國，中國不會成為持久影響世界的大國，因為它還不能產生影響世界規律的思想、理論和價值體系。中國可以出口電視機，但是它不能大量出口電視節目。”當然，這個看法顯然有一定的偏見，不過我覺得會進一步激發中國企業家的使命感，中國應當對人類有所貢獻，中國不僅要強盛崛起，更要文明崛起，但是強盛和文明崛起并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兒。我們可以看出，1896年當美國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時候，是對安格魯時代的一個超越。前蘇聯在60年代初，加加林第一個把人送上天的時候，當然是一種挑戰，是一種引領，但是那畢竟也是歐洲人之間，就文化而言、就宗教而言，他也只是羅馬天主教、基督教之間的區別，當然還有其它一些區別。當80年代日本的產品走向世界的時候，也是首先東方文明要參與對世界的共同引領的問題，不過日本畢竟是個島國，不是一個有五千年文明史、13億人口的大國，所以它的舉足輕重是不一樣的。擺在我們面前的使命，就是用什么樣方法既有富強的引領，但是也有文明的引領。在這個問題上，我想企業家都會有同感，當中國賣什么東西，世界的價格就往下跌。當中國買什么東西，世界的價格就不斷上漲，這難道公平嗎？特別是大宗貿易商品問題。當然，這個問題我們都知道，世界格局是二戰以后形成的，世界的規則、標準，我們講游戲規則基本是英美為主的安格魯體系。在人家的標準體系下來打球，就像孫悟空翻了十萬八千里的跟頭，最后也沒有出如來佛的手掌心。可見，標準問題、規則問題是非常關鍵和重要的。

　　中國要參與世界的引領，能把握好21世紀的機遇，我覺得首先的希望是在國力強盛的時候，要寄托于中國的企業家，寄托于在座的企業家，因為這個機遇實在來之不易。從孫中山到新中國的建立到改革開放，中國有這樣的世界認同，責任確實沉重在肩。

　　我們怎么才能夠準備好？在這一點來說，是要有充分自信的。我是一個教育工作者，在我們調查了解以后，比如說OECD國家(國際經合組織，32個發達國家)，他們有一個中學的考試叫(PX)考試，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大家十分驚訝，中國的上海也采取了隨機抽樣的方式參加了(PX)考試。中國辦了很多學校都是外國的兒童上學，他們的課程開出來，經過調研，而且是美國的教育專家和學者跟中國現在頒布的課程體系比，他們第一次這樣說中國的課程體系比他們要求得更深、更高。當然了，東西方教育各有所長。我想講這一點的意思，就是說我們的企業如何把握后金融危機的機遇，確實靠二次創業。二次創業仍然靠企業家和企業家的精神，包括企業家的價值取向。靠什么？靠我們國家的和平發展或者叫和平崛起。我們的和平發展與和平崛起，是基于一個基本的東方文明的傳統理念，就是和諧的理念。什么是和諧？和諧是和而不同。其實西方文明在兩千五百多年前，大家看到古希臘的文明，也有這樣的說法，叫做“異中求同”，我們是走向世界多樣性的，而不是要求全世界同化，都是按照它的一個民族模式、它的人權模式、它的企業發展和國家脫貧致富的模式來發展。

　　第三，要想實現走向世界的發展，走向可持續的發展和包容性發展，特別是走向世界的發展，知己知彼，仍然是一個重點。這好比荷花、荷葉和荷根的關系，我們不能只能看到荷花，看到那塊的機遇，但是忽視了解一個企業要走出去的深層環節，包括所在國的企業內的環節以及企業外部的環境。我們要走向世界，非常重要的是文化和創新，特別系中國有容乃大的文化，特別是中國強調的學習的文化。正如孔子所說，“知之為知之，知之不知是為知也。”我們要走出去，當然要靠合作共贏，靠建立伙伴關系。大家知道，西方國家來中國建立三資企業，有一個概念叫生物圈理念，就是塑造本土化的優勢，就是全球化和本土化的關系問題。在這方面來說，走出去已經有很多好的案例，不論是人才團隊問題，是研發問題，還是營銷和銷售還是供應鏈等等，都有很多成功案例。

　　正如中國古代一位哲人所說，要想辦一個市的事業，要舉一市之才；要想辦一省事業，要舉全省之才；要想辦一國之事業，要舉全國之才，要想辦全球事業，要舉全球之才。

　　我的講話就到這里，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