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由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主辦的“第十二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于2011年1月16日在北京大學百周年紀念講堂隆重舉行。上圖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蔡洪濱。

　　光華管理學院院長蔡洪濱在論壇上做“中國經濟轉型和社會流動”主題演講，他認為“中國社會在現在進入關鍵發展的階段確實面臨著巨大的經濟轉型的課題，但我覺得更大的命題是怎么轉變我們的社會結構，怎么增加社會的流動性，怎樣使社會里的人，尤其是年輕人，都感到有機會、都有積極性，只有這樣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只有這樣才是一個能夠保證經濟長期增長的社會，這不是道德的問題也不是哲學的問題和政治理念的問題，這是我們要擺脫中等收入陷井的一個必然。”

　　以下為發言實錄：

　　蔡洪濱：首先聲明我畢業于北京大學，北大響應號召節能減排所以空調開的比較低，前排的領導都感冒了。感謝大家參加第十二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也感謝各位嘉賓的精彩演講！

　　剛才楊秘書長從“十二五”規劃的角度講到轉型的問題，他是官方的意見，我這里談一點個人的看法，題目叫“中國經濟轉型和社會流動”。 

　　經濟轉型是中國當前面臨的重要問題，關于中國的經濟轉型，我談一點個人的看法。下面包括三個小問題，第一是為什么要經濟轉型，第二是中國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三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是什么。

　　1.為什么要轉型？

　　首先看兩個圖，根據能夠找到的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經驗，我分別描繪了各國在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和3000美元之后的經濟增長趨勢，如圖1.1和1.2所示，兩圖的縱軸都是人均GDP，圖1.1的橫軸是人均GDP從1000美元增長至當前水平所用的年數，圖1.2的橫軸是人均GDP從3000美元增長至當前水平所用的年數。從圖1.1可見，除了用紅點標出的少數國家人均GDP一直在1000美元貧困線上下波動之外，大部分國家人均GDP都能夠從1000美元增長至3000美元。從圖1.2可見，在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之后，密密麻麻的紅點表明大部分國家長期陷入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只有少數國家能夠長驅直入，進入發達國家。

　　圖1.3描繪了一些典型的國家，比如，日本和韓國在人均3000美元之后進入發達國家的步伐很順利，而其它一些國家卻不很順利，比如墨西哥、阿爾及利亞和秘魯。

　　以上三個圖說明的意義是什么？第一是人類的經濟增長史從來不是直線的、線性的；第二是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都能擺脫“貧困陷阱”，但很多國家不能夠擺脫“中等收入陷阱”，即人均GDP達到一定水平后長期停滯在某一個中等收入水平，比如墨西哥最近30年一直停滯在10000美元左右，阿根廷最近40年一直停滯在8000美元左右，秘魯最近60年一直停留在5000美元左右，此外還有以泰國為代表的東南亞國家、以及非洲的阿爾及利亞等。

　　這些事實告訴我們，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增長方式是不一樣的。什么是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世界經濟論壇”每年會發布一份“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其中對經濟發展的階段劃分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第一個階段是要素驅動階段，即人均GDP低于3000美元的階段，第二個階段是效率驅動階段，即人均GDP從3000美元增長至9000美元，第三個階段是創新驅動階段，是人均GDP高于17000美元的階段。

　　要素驅動階段的主要特點是市場機制基本發揮作用，人們有錢就做點投資、有力量就去工作，提供基本生產要素的積極性能被激發出來，只要宏觀經濟和政權比較穩定、有良好的基礎設施，就能在這個階段擺脫“貧困陷阱”，而這些基本條件比較容易滿足，所以大部分國家都能夠達到中等收入。效率驅動階段是中國即將進入或者已經進入的階段，在此階段不僅僅需要簡單地調動要素所有者提供要素的積極性，更需要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同時要對要素進行投入以提高要素質量，它的前提是市場機制要比較充分地發揮作用，其中很重要的是人力資本的積累和投資的積極性要調動起來。第三個階段是創新驅動階段，創新也很重要，我國現在已經開始做了，但是目前離的還有點遠，所以這不是我今天要討論的主題。

　　2. 中國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嗎？

　　目前廣泛討論的一個問題是，中國會不會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哪些因素會造成“中等收入陷阱”，各有各的說法，經常被強調的是各種各樣的結構問題，比如消費結構、收入結構、城市化、工業比重、投資比重、出口比重等，這些都有道理，但是道理卻不很清楚，我們需要弄清楚哪些是根源、哪些是表現、哪些是經濟增長的因、哪些是經濟增長的果，哪些與經濟增長互為因果、哪些是可以調整的、哪些是無法調整的。比如，中國儲蓄率太高，但看日本、韓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儲蓄率也非常高，但等經濟增長率一落下來儲蓄率自然就落下來了，所以現在想調也調不下來，而等經濟增長放緩后想提高儲蓄率也很困難，因此給定當前的經濟增長的階段和環境，這些因素可能只是經濟增長的一個現象，而不是原因。

　　大家現在關心的與中國密切相關的有四個因素：政府規模是否過大、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人力資本積累不足、健康積累不足。我就這四個問題做了一些簡單的研究，把世界各國的經濟增長跟這四個因素做相關性分析。第一，政府規模過大確實會對經濟增長起反向的效果，政府規模應該適度，中國近幾年的政府規模增長很快，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已達到很高水平，而且支出結構也有問題，這些都符合我們的常識。第二，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和經濟增長也有負相關關系，而且中國在目前的經濟增長水平上，貧富差距也確實過大了，基尼系數不斷提高。第三，教育水平跟經濟增長有一定的正相關關系，其實相對于中國當前的經濟增長水平來講，我們的人均教育水平算是比較好的。第四，以預期壽命作為居民健康的衡量指標來看，國民健康與經濟增長也有正相關關系，中國在這方面也已做得比較好。

　　我進一步做了更為細致的一些分析。按名義匯率計算，中國2008年人均GDP首次突破3000美元，過去30年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很大成就，年經濟增長超過了8%，那么將來中國為什么不能保持8%的增速？如果以此為目標，20多年后我們人均GDP就會達到1.5萬美元，基本進入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從世界經驗來看，各國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之后20年會不會進一步增長至1.5萬美元？在搜集了各國數據后，我把各國在3000美元時(即中國目前所處階段)的各種結構和特征都放到回歸中，包括前面講的四個因素：政府規模、收入不平等、教育水平、健康水平，還有進出口比例、投資比例、工業比例、通貨膨脹、對外投資等，看這些因素對未來經濟增長的影響。我發現所有這些因素在統計上都不顯著，剛才這四種因素單拿出來可能有一定的相關性，但把所有因素綜合起來卻都不顯著，這說明沒有任何一個經常提到的因素能夠決定一國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另外，按照回歸結果，我把中國當前的特征代進去，可以預測20年之后中國達到中高收入國家水平的概率有多大。根據計算，這個概率有64%。當然，對這類預測我們不能太樂觀、不能太當真，原因有兩點，第一是我們并不知道哪些因素是因、哪些是果，剛才我們已經看到其實沒有一個因素和擺脫中等收入陷阱有顯著關系；第二是很多因素是內生的，取決于將來中國怎么做，而非給定當前各種特征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道路就已經完全確定了，這些因素跟經濟增長的道路不是有完全的必然性。

　　3.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通過上面簡單的分析能夠看到什么呢？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看起來都很相似，不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對于國家也是這樣，幸福的國家看起來很相似，但各自的發展道路都不一樣；不幸福的國家確實各有各的不幸，但不可能僅僅通過改變某一個因素就能發展成幸福的國家。既然我們看到的所有結構問題都不是特別的關鍵，那么為什么有的國家能夠順利步入發達國家，有的國家卻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認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社會流動性。我們現在談到的政府規模、收入分配、教育不平等、健康不平等，這些都是靜態的不平等，不是最可怕的；而社會流動性低、社會結構固化才是最可怕的，這將造成動態的不平等，必然會導致長期經濟增長的停滯。

　　什么叫靜態的不平等和動態的不平等？舉例而言，我們可以設想兩個社會，第一個社會貧富差距很小，基尼系數只有0.25，但沒有社會流動性，父輩富則子輩富，父輩窮則子輩窮，貧富差距會一直持續下去；第二個社會的貧富差距很大，基尼系數達到很高的0.45，但社會流動性很強，無論父輩條件怎樣，年輕人都有成功的機會；那么這兩個社會哪個更有活力？當然是后者。這就是靜態和動態不平等之間的關系。

　　具體來講，社會流動性的定義是什么呢？它是上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對下一代人的影響。社會流動性低，就是所謂的“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社會流動性高，就是所謂的“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社會流動性的測度方式是收入、教育和地位在代際之間的相關系數，它的取值是-1到1之間；合理的社會流動性意味著代際相關系數應該在合理的范圍內。如果是-1就代表上一代是窮人、那么下一代就變成富人，上一代是富人、那么下一代就變成窮人，只有通過革命才能實現這樣巨大的變化，很多積重難返、長期陷入貧困陷阱的國家主要就是因為長期的戰亂和革命，導致了不斷的代際之間的變化，所以-1顯然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正常社會的代際相關系數都是在0和1之間，因為有各種因素影響代際之間的傳承，比如基因、自然等，所以應該高于0；但如果代際相關系數趨于1，社會結構就會徹底地固化，父輩的收入、教育和地位會直接決定子輩的收入、教育和地位。

　　為何強調社會流動的重要性？因為較高的社會流動性是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只有較高的社會流動性才能保證動態的機會公平，調動社會上所有人的積極性，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努力工作，積極創業和創新。大家知道，進入中等收入以后是效率驅動階段，在此階段最核心的是人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性，是否愿意學習、是否愿意得到教育和培訓、是否愿意尋找機會去改善自己的生活，這是最最重要的。要讓所有人有這樣的積極性，就一定要給他提供機會，如果沒有機會人們就沒有這樣的積極性。因此，高社會流動性是促進長期經濟增長的關鍵，這是最樸素的道理。

　　理論上，有兩位中外著名經濟學家對此有所分析。厲以寧老師在《資本主義的起源》一書中提到體制的剛性和彈性的問題，一個社會從剛性到彈性變化過程中重要的一環就是社會有充分的流動性。在我們兩千年來的封建社會中，科舉制度是個很了不起的發明，它使得普通人愿意去讀書，因為無論出身如何，只要通過讀書就能實現“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夢想。中國的封建社會有這種彈性機制的設計，保證了社會的流動性。另外，一位國外的經濟學家是MIT的阿賽莫格魯(Acemoglu)，他近期指出精英社會能實現短期的繁榮、但不能實現長期的繁榮，這主要因為它是一個低流動性的社會，精英階層為了保護既得利益，會設置壁壘，導致人才浪費和人力資源配置的低效率，精英之外人群的才能得不到利用，這是靜態的損失。更重要的是精英階層之外的人群看不到機會，所以沒有必要去努力，這浪費的是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所以它會壓制各種生產要素投入的積極性。以上兩點是理論上中外知名學者對此的論述。

　　表3.1 各國社會流動性

排名	國家	代際受教育程度相關性		排名	國家	代際受教育程度相關性
1	秘魯	0.66		7	菲律賓	0.4
2	智利	0.6		8	荷蘭	0.36
3	巴西	0.59		9	挪威	0.35
4	印尼	0.55		10	芬蘭	0.33
5	美國	0.46		11	北愛爾蘭	0.32
6	瑞士	0.46		12	英國	0.31

　　數據來源：Hertz等(2007)

　　實證上，GDP的增長率跟社會流動性有非常明顯的正相關關系，這種相關性極有啟發意義。表3.1列舉了一些國家社會流動性大小，拉美國家普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為什么？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會流動性低，秘魯、智利和巴西的代際教育相關系數都超過0.59，父輩受不到好的教育那么子輩也很難接受良好教育。而所有的發達國家代際教育相關系數都低于0.5，美國相對是比較高的，為0.46，而歐洲一些國家都是0.3左右。一定的代際相關性是必然的，而過高的相關性則是社會扭曲的表現，這些社會扭曲會導致一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從理論上看，為什么進入中等收入以后容易引起社會流動性的下降、容易使社會結構固化呢？這是由于經濟從貧困陷阱跳出來之后，要素驅動的經濟增長必然會帶來一定程度的社會分層，也就是我們所講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時公平競爭的市場規則還沒建立起來，同時政府在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博弈中做不到公平公正，政策沒有前瞻性，這導致一部分精英階層利用不很到位的政策，使得社會難以建立起流動機制。同時因為我們剛剛成功地從要素驅動階段走出來，大家都覺得我們的成功是因為自己了不起，但目前社會對動態的機會平等還沒有文化共識，這會使得很過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后，社會慢慢固化，從而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的社會流動性情況怎樣？1949年之后中國社會流動性顯然是非常高的，因為一個階級打敗了另外一個階級，所以代際之間會有負相關的關系；改革開放后的二十多年中，中國的社會流動性仍然是比較高的，早期的各種企業家都來源于各種不同的家庭背景，比如農民企業家等，他們不都是來源于之前的精英階層。但我們更應該關注近十年來中國的社會流動性趨勢，有各種跡象表明近十年以來我國的社會流動性有下降的趨勢。這里有一些很嚴肅的學者進行的研究，斯坦福大學的兩名教授Khor和Pencavel在2010年的一篇論文中，利用中國的數據發現1998年之后中國代際之間收入的相關性在上升、社會流動性在下降。另外，從當前各種輿論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中國目前出現的所謂“富二代、官二代”、乃至“富三代、官三代”現象，也表明中國的社會流動性有減弱的趨勢。陸學藝在2004年的一個研究中發現，1980年后中國就業的干部中25%來自于占社會3.1%的干部和企業管理人員家庭。

　　另外，我對光華管理學院本科學生的家庭背景做了點調查，可以作為中國社會流動性降低的一點例證。首先聲明一下，光華管理學院不是嫌貧愛富的一個學院，尤其本科生招生基本上都是各省最優秀的考分最高的學生，每年還有20幾個各省的狀元，只要考的好的學生我們都會積極爭取，而非根據個人的家庭背景決定是否錄取。利用這一數據，我們比較兩個參照系，一是對比我這一代(上世紀80年代大學生)和當前的一代大學生中，有多少人是來自農村和低收入家庭的，二是對比當前中國農村人口比例和大學中農村家庭學生的比例。2003年到2010年光華管理學院本科生構成的變化趨勢是什么呢？高收入家庭的學生比例在增加，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比例在減少，人均月收入5000元以上家庭的學生比例從幾乎沒有增加到25%左右，而1000元以下的家庭學生比例從60%下降到25%左右。更重要的是農村學生比例，雖然沒有太大的下降趨勢，但農村學生的比例在近些年一直都不到10%，而在我上大學的時候我相信大學中農村學生的比例至少在40%。但目前光華只有不到10%的學生來自農村，要記住中國至少有60%是農村戶籍人口，這說明中國13億人口中大多數年輕人的機會是相對比較少的，能夠看到的希望也是比較少的。

　　那么中國如何提高社會流動性，以避免社會固化？整個社會首先要有這個認識，最可怕的不是當前談論的靜態收入不平等。在我個人看來，靜態收入不平等問題的解決要少說多做，但是現在我感覺說的太多了，這樣大家都關注在靜態的不平等上面，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弱勢群體，都認為政府要給我補貼，這不利于我們理性地討論各種政策問題，對于推動中國的社會發展沒有任何幫助。我們過多關注靜態的不平等，而容易忽略了問題的本質。問題的本質是，最可怕的是不平等固化在代際之中，成為長期的社會不平等。

　　扭轉社會流動性的下降趨勢是一個全方位的、非常艱巨的問題，我想我們應該從四個方面去努力。

　　第一是體制上，我們要從以前的物質上的基礎設施建設轉移到市場和法治基礎設施建設，改革戶籍制度，打破城鄉二元體制，還要放松各種市場準入限制和職業準入限制。目前職業市場上有各種各樣的考證專業，這限制了低收入者進入合適的行業、努力工作以改變自己的命運。

　　有一個國際經驗我覺得很受啟發，這就是美國的“平權法案”，當然對于這樣的體制問題，我們難以直接照搬別國做法，但我一直對此深有感觸。它是上世紀六十年代肯尼迪總統推動的，之后在1965年約翰遜總統為了進一步推廣該法案，對此做了進一步闡釋，他說“你不能簡單的把一個解放出來，打開他的手銬和腳鐐，立刻將他帶到與別人并肩的起跑線上，對他說‘現在你可以和別人自由競爭了’，這是不公平的。”他還說，“我們追求的不僅是自由，還有機會；不僅是法律上的平等，而且還要給人們提高能力的機會；不僅是追求平等的權利和理論上的平等，而且是事實的平等和結果的平等”。美國是最崇尚個人主義和自由競爭的社會，但是美國社會能形成這樣的社會共識，即對于原來處于劣勢的群體要有優先的考慮，“平權法案”對于美國社會中族裔、性別之間的平等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我在美國生活多年，自己感觸頗深的是性別之間的平等，美國的女性現在在政界、法律界、商界、教育界起越來越大的作用，人口里一半的人都能覺得自己有機會，覺得只要自己努力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這是對社會經濟發展起至關重要作用的因素，所以體制上我們必須要有這樣的改變。

　　第二是政策上，政府的投資應該從物質資本投資轉移到教育和健康等人力資本投資，而且不僅是總量要增加，還要著重消除教育和健康的不平等。舉例而言，日本從1947年開始教育立法，經費投入逐年上升，1960年教育經費占GDP比重為5.6%， 1980年達到最高的8.4%。我國現在也在逐漸增加教育投入的總量，但日本對教育平等的重視非常值得我們思考，日本的法律規定全國的學校設備和師資要盡可能統一，東京最好的小學人均經費不能超過最偏遠山區小學人均經費的2倍，而目前北京等大城市最好的小學和中國偏遠山區小學的差距卻遠遠不止20倍。在這種情況下，雖然中國所有的兒童都能接受九年義務教育，但他們的教育機會卻遠遠不平等；日本還規定老師不能在同一個學校任職5年以上，使得好的師資在各地流動，這樣就不可能形成重點學校；而且學校在教育中特別重視學生之間的平等，任何兒童都會覺得不管自己出身如何，都有機會在這樣的教育體制下，通過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

　　第三是社會組織的社會責任，國有企業、學校和其他很多社會組織都是拿納稅人錢的公立機構，我們的社會責任不僅在于發生災情以后捐點錢，更重要的是推動社會進步，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給沒有機會或者缺少機會的群體以更好的機會。舉例而言，美國的“平權法案”規定任何接受美國政府項目的機構、組織或企業，雇員結構都要滿足一定的條件，包括少數族群占多少、婦女占多少、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群體占多少等，在政府招標中，只要涉及到財政撥款的，滿足這些條件的組織都會享受優惠條件。我認為這是健康的社會和健康的政府要做的事情，我們作為拿納稅人錢的公立機構，理所應當在這方面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當然，其他的社會組織也應該更多承擔這種社會責任。

　　第四是文化共識問題，我們要形成增強流動性的社會共識，需要讓所有人參與，現在很多社會公益組織如雨后春筍般出現，這是非常好的現象。光華管理學院每年給學生提供各種獎學金、助學金，所有學生都有機會去國外交流，對于貧困學生還有專門的獎學金資助其交流活動，學院設置了數十種獎學金，包括了我們廣大校友的無私捐助，這些都是很好的理念和社會趨勢。但是我覺得我們還可以做的更好，現在社會的公益活動經常說到一句話“達則兼濟天下”，個人富裕之后去捐錢幫助別人，這當然是很了不起的胸懷。但是要改變社會現狀，不僅是富人的責任，更是所有人的責任，相對于中國13億人中的大多數人，在座的各位都是幸運兒，不是只有個人財富到了一定水平之后才能去做這些事情。我認為一個更高的境界是，杜甫先生在自己的茅屋被秋風吹破后，雖然在風雨中十分凄涼，但他想到的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我覺得這是最了不起的情操。

　　總之，中國社會現在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我們面臨著經濟轉型的重大課題，但我覺得更大的命題是怎么轉變我們的社會結構，怎么增加社會的流動性，怎樣使社會里所有的人——尤其是所有年輕人——都感到有機會、都有積極性。只有這樣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只有這樣才是一個能夠保證經濟長期增長的社會，這不是道德的問題、不是哲學的問題、也不是政治理念的問題，這是我們長期經濟增長中要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要求。

　　最后，我講一個小小的個人體驗。大家都讀過魯迅先生的《故鄉》這篇文章，坦率地講我中學讀時是沒有深入感受的。我小時候曾在江西老家被祖母照看了幾年，兒時的記憶已經很模糊；但對一位堂兄，他名叫“九根”，記憶很深，因為那時他總帶我在田里一塊玩。十年前我回江西故鄉探望我的祖母，見到堂兄時他剛從田里回來，帶著他活潑可愛的小女兒，歲月的滄桑和多年的辛苦在他身上的痕跡非常明顯。那次回鄉給我的感觸非常之深，后來我反復地讀過魯迅先生在一個世紀前寫的《故鄉》。中國一個世紀走來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我與堂兄之間并無魯迅和閏土之間的社會等級差別，但我總感覺我們之間的隔閡還依然存在，我們后代之間的機會不平等還依然存在。所以我能感受到魯迅先生當年坐著船聽著潺潺流水、思考中國社會不平等時的悲哀，他當時的所有期望，到一百年后卻仍然只是希望。我希望在我們的有生之年我們能夠一起努力，去實現魯迅先生的希望。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