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中國金融穩定論壇。（來源：新浪財經 任立殿攝）

　　新浪財經訊 《證券市場周刊》2010年中國宏觀經濟預測秋季論壇于9月25日在北京召開，新浪財經全程直播本次論壇。圖為中國金融穩定論壇。

　　以下為中國金融穩定論壇實錄：

　　今天我們非常榮幸的有請到社科院金融所周子衡博士為我們擔任嘉賓主持，有請周博士為我們主持開幕儀式，謝謝！

　　周子衡：非常榮幸受邀擔任中國金融穩定論壇的秘書長，并主持首屆中國金融穩定論壇北京秋季會議。12年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是舉世矚目的，這12年我們有6字真經，就是改革、發展、穩定。這12年下來，改革說的有點少了，發展也有點少了，現在說的越來越多的是穩定的問題，我想改革和發展的論壇很多，但是穩定的論壇恐怕這還是第一個，特別是金融穩定的問題。我們今天也非常榮幸的邀請到了6位嘉賓為我們做主題演講，并且參加圓桌討論。

　　在正式開始之前跟大家打個招呼，在各位嘉賓演講的時候有哪些問題大家可以先做一下準備，在圓桌論壇的時候可以及時提出來。另外我們有不少的媒體參加，在我們的會場有一些嘉賓的意見和觀點進行報道，最好要和嘉賓本人聯系征得同意。下面首先有請中國銀行業協會的專職副會長楊再平先生為我們的論壇開談，他的題目是《后危機時代中國銀行業的四審慎應對》，大家歡迎！

　　楊再平：原來組織方讓我把致辭和論壇分成兩個環節，所以我報了一個論壇的題目，下面把兩個環節合并在一起。

　　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下午好！

　　很高興出席今天的論壇。兩年前發生的國際金融危機引發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金融海嘯和經濟動蕩，同時也前所未有的向世人突顯了金融穩定問題。中國雖非這次危機震中地帶，但是也受到了一定沖擊，而且也有自己的問題。因此對于金融穩定問題絕不可掉以輕心，深刻總結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教訓，同時尋找我們自己的問題，未雨綢繆的探討相應的金融穩定政策是正當其時。金融穩定問題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金融問題對于經濟社會發展至關重要，金融是市場經濟的血液循環系統，金融改變生活，金融可以富民強國。另一方面因為金融本身是一個高風險行業、脆弱性、不穩定性，而且牽一發而動全身，多米諾骨牌效應是它的重要特征。不少國家和經濟體正反兩方面的經濟可以反復的表明興也金融，衰也金融，因此金融穩定對于各經濟體乃至全球經濟社會發展都是一個必須認真審慎對待的問題，這就是為什么當前各國、各經濟體以及國際社會如此高度關注金融穩定問題的原因所在。金融穩定問題又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這是因為金融體系本身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體系，它內在包含各種各樣的金融機構、金融工具、金融產品和金融市場，外在的又與經濟社會乃至政治等各方面關聯互動，相互影響，而且又是高度全球化的開放體系。其內生與外生影響因素極其復雜，因此需要集思廣益，認真深入科學的探討金融穩定問題。證券市場周刊舉辦第一屆中國金融穩定論壇在我看來是非常及時，也是非常有意義的，我謹代表銀行業協會，并且以我個人的名義對這次論壇取得圓滿成功，并希望這次論壇對后危機時代的金融穩定能夠有所裨益。

　　下面我講講后危機時代中國銀行業在金融穩定方面的應對。現在我們講兩個審慎，我覺得兩個審慎還不夠，宏觀審慎跟微觀審慎，我覺得這次金融危機給我們最大的教訓就是中國銀行業應該有國際審慎的觀點。因為我們這次危機本身是國際性的，震中在美國，在歐美，但是它引起的是全球性的一次海嘯，它的原因和結果都是國際性和全球性的。如果說金融是經濟全球化的一部分的話，在經濟全球化當中，最全球化的應該是金融，因為金融最容易在全球散布，我們按一按手指頭，幾十億，幾百億的資金頃刻之間就在國際當中影響。所以國際化的風險是我們躲不了的，是不可回避的。如果說國際化是一個金蘋果的話，是要跳一跳才能夠摘到的果子，我們作為銀行很多的糾紛，跨境的糾紛其實我們現在國際化的挑戰、國際化的競爭壓力、國際化的風險我們是躲避不了的，但是國際化的好處我們要努力的跳一跳才能摘到這個蘋果。所以這次危機提醒我們一定要具有國際化的視野，一定要有國際審慎。當然我們知道，這次幸好我們接觸到的一些國際產品不深，所以受到的影響比較小，但是這不等于未來我們一定還是介入不深。

　　另外就是宏觀審慎，我們過去說不能夠只埋頭拉車不抬頭看路，我們做銀行的也要有一個宏觀的視野，不管要看到整個的宏觀面，而且要看到它的周期性，我們現在講宏觀審慎，相應的就要有反周期的一些措施，因為宏觀經濟運行是有周期性的。就當前來說，我覺得宏觀經濟運行很微妙，宏觀經濟政策也很微妙，可以說有一個兩可之經，這個對于銀行業來說是非常大的挑戰，一方面我們的經濟增長面臨著回升向好，具有脆弱性的問題。我們講由于受到世界經濟的影響，我們過去講是V還是W，現在講也有很大的可能性，至少世界經濟很大的可能性會形成一個W，如果世界經濟是W，我們的V可能也會受影響，會不會向下？這個問題很微妙。但是另一方面，這么大的一攬子刺激政策或多或少的是埋下了通貨膨脹的種子，有通貨膨脹的壓力，那么多的貨幣投放出來，或多或少，或者或遲或早對通貨膨脹是有影響的。一方面我們擔心經濟增長脆弱還會不會要二次刺激？美國已經出現了二次刺激，我們會不會有二次刺激？但是另一方面我們的通貨膨脹已經有苗頭，所以這樣一個非常微妙的東西對于銀行業來說是非常大的挑戰，需要審慎。

　　我們的政策也是，可以說全世界的主要經濟體當今都是舉棋不定，當然美國已經有第二次刺激了，我們還會不會有第二次大的刺激等等，這些東西對于銀行業都會有影響，所以怎么審慎是一個問題。比如說經濟增長脆弱有第二次探底，我們銀行業應該怎么應對？如果說通貨膨脹抬頭我們又將怎么應對？所以這個問題是當前中國銀行業宏觀審慎要考慮的問題。

　　在西方的傳統經濟學當中有一個微觀經濟學的問題就是結構問題，在標準的西方經濟學當中結構性問題是微觀問題，我們剝離出來就是結構問題。因為我們要進行大的結構調整，就是我們說的叫做有保有控，過去叫有保有壓，保哪些？支持哪些？控制哪些？壓哪些？我覺得作為銀行業肯定心里要有數，要審慎。不然的話雖然單個來說可能不錯，但是整個銀行業屬于要壓的，那你去支持的話肯定就有問題。

　　微觀審慎，對于每一個項目，每一個客戶，每一筆貸款都要審慎，很重要的就是要知曉自己客戶的項目，就是看他是不是有效貸款需求，為這個項目產生的現金流能夠還本付息，這樣的需求，我們知道銀監會的三個辦法一個指引，實際上就是讓我們對每一筆貸款首先要有一定的背景，所以三個辦法一個指引在很大程度上是讓我們做到微觀審慎的一個利器，真正按照三個辦法一個指引，就能夠在很大程度上，當然百分之百做不到，能夠在很大程度上確保我們所支持的每一個項目至少是有貿易背景的，至少是有實際經濟背景的，我們支持的是不是實際經濟？這個實際經濟是不是有效的貸款需求？總之就是讓每一筆貸款，或者我們支持的每一個項目都能夠成為支持的有效貸款需求。

　　所以我講的四個審慎就是這樣一個基本內容，這也是致辭之后我為我們這次論壇貢獻的我自己的觀點，謝謝大家！

　　周子衡：金融問從市場體系角度來看，就是金融機構體系，其中銀行結構的穩定是至關重要的，剛才楊會長從同業的角度給我們提出了四審慎的原則，基本上高屋建瓴的勾勒出了銀行應對危機，實現穩定的框架，非常感謝楊會長。

　　除了從銀行視角來看穩定的問題，我們還要從監管的角度來看待穩定的問題。在我們國家銀行是立法明確的，實現穩定的監管職能部門，今天到會的嘉賓張健華博士是供職于央行多年，有一個比較完整的經歷。今天他愿意以個人的身份跟大家交流，他演講的題目是《中國金融穩定之路》，大家歡迎！

　　張健華：謝謝主持人，感謝證券市場的邀請，原來說是召開圓桌會議，我以為就是討論，現在說還要講幾句。我感覺這個題目很好，我們叫《中國金融穩定論壇》，把“中國”去掉就是金融穩定論壇，也是全球比較大的變化，就是金融穩定論壇改成金融穩定理事會，預祝這個論壇將來能夠實體化，將來能夠搞出來某一個機構也和現在的金融穩定理事會一樣，是一個實際規則的制定機構。當然這是題外話，但是不管怎么說，金融穩定是一個大的題目，我有幸在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局工作了一段時間，也是中國最早的一批研究金融穩定的，成立金融穩定也是我們幾個同志一起參與的，因此關于金融穩定也有一點體會，在這里就個人的觀點跟大家做一些討論，因為我不能夠完全代表人民銀行的意見，人民銀行本來富有金融穩定的職責，既然我們是圓桌論壇，我發表一些個人的觀點。

　　今天是三個內容，一是關于金融穩定的目標。二是金融穩定與金融對外開放的關系，或者我們講金融穩定和我們通常講到的金融安全的關系。三是金融穩定和創新發展的關系。

　　關于金融穩定的目標，人民銀行在2005年出臺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當中就提到了，也借鑒了國際上的一些標準和目標，我們始終認為，金融穩定的概念實際上是廣泛的概念，應該關注的是系統與金融風險，至于個別機構的風險是很正常的，一個金融體系當中有個別機構的市場準入、市場退出，生老病死是正常現象，但是如果說大規模、大批量的金融機構出問題，或者說是一國的貨幣出現了大幅度貶值，或者快速升值帶來了一系列的其他的經濟衰退，這樣的話可能會引發一些問題。所以實際上金融穩定目標我們講大的是系統性安全，是系統性的穩定。具體來說就是金融體系應該是具有一種什么樣的功能？就是無論遇到任何外部危機都有金融體系的功能，具體金融體系有哪些功能我們不能展開講，我們就講最傳統的，現在最常見的就是金融體系三大功能，一是傳統的支付結算功能，要幫助實體經濟能夠完成經濟的交易。二是金融體系還有一個儲蓄轉化成投資，這也是最基本的功能。三是現代金融理論當中的風險管理，風險的再分配。這三大功能我們就可以看出是不是達到了金融穩定的目標，從這三個目標就可以看出是否受到了影響。

　　什么叫系統性風險？我們說大規模的機構出問題是系統性風險的標志，一國貨幣的貶值會引發一系列的問題，會發生貨幣危機，是我們講金融穩定的標志。實際上金融穩定這個題目到現在為止也沒有一個大家完全公認的標準，其實在2002、2003年的時候我們發現，英國倫敦經濟學院一個教授在網上發了一個論壇，讓業界的人士都給他提供金融穩定的定義，最后他說最得到一致認可的定義就是不存在金融不穩定，這個話等于白說，但是這又是屬于最多的一個定義。這樣就說明這個定義其實也并不是說的特別清楚，什么樣的情況叫金融穩定，要不然就有一大堆的話要講。當時對于中國金融穩定的定義就是說在遇到任何危機的情況下我們的金融體系還能夠保持金融服務的功能，這是最關鍵的定義。至于說其他的還有一些不發生系統性的金融危機，什么是系統性的？我們有一些簡要的說法，這是理論上的一些探討。

　　這次為什么說大家認為是出現了金融不穩定，為什么全球這么重視金融穩定問題？因為發生了系統性風險，所以說對于系統性風險是最關心的，但是個別機構的其實是很正常的，市場經濟國家金融機構也好，出現什么問題市場出現了個別的問題都有可能，所以我們關注的這個目標是系統性風險。跟楊部長剛才提到的有關，為什么這次危機以后大家關注的解決系統性風險的關鍵點在哪里？其實就是說維護金融穩定的關鍵是講的系統性風險的防范。因此這次危機以后雖說是提出來了很多監管改革的措施，但是其實最大的一點現在除了微觀手段上的一些加強之外，很重要的一點是關于宏觀體系的，就是宏觀審慎管理，宏觀審慎管理框架的構建其實就是防范系統性風險的體系。關于金融穩定的目標我們應該更多的關注于系統性風險的防范。

　　金融穩定和金融開放的關系，有一些國家由于開放進度掌握的不太好，或者說有些過多的外資介入所以出現了問題，包括這次危機當中發生的中間環節，東歐有一段時間有些國家發生了一些問題。其實是在危機最嚴重的時候，已經過去的時候東歐的一些國家出現了問題，原因就在于大量東歐國家的金融業完全或者是主要的控制在外資金融機構手中，而大量的外資金融機構其實由于為了保住母體就把大量的資本從東歐國家抽出了，由于資本的流動或者說資本的撤出，我們不好講叫抽逃，這樣的話引發了一些比較大的金融動蕩。

　　今天這種情況下國內也有一些熱烈的討論，就是金融的安全問題，經常把金融安全和金融穩定混為一談，一提起來就說金融安全。我們講中國改革開放這么多年，我們從2001年入世到現在已經第11個念頭，全面履行入世程度也有四年多了，其實外資的進入并沒有我們想像的那么可怕，在這幾年當中金融業壯大了自己的實力，我們了解到現在為止外資金融機構的市場份額并沒有明顯的擴大，中資金融機構特別是銀行業已經成為利潤最大的銀行，市值最大的銀行，我們其實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也就是說在與這種國際上的大型機構的競爭當中，我們其實還是有一定的成長的。

　　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我們的開放會不會影響金融穩定？其實從這個角度來說未必。因為我們開放不僅僅是引入了資本，很多方面是引入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其實是引入了我們的觀念理念的更新，還有市場化的導線，我們向市場化的邁進，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在這種情況下到底是穩定還是不穩定？我們研究金融穩定的時候說什么時候最穩定？中國計劃經濟時代是最穩定的，人民銀行大一統，就是一家銀行，不會出問題的，國家的所有信用就在銀行，銀行的背后就是國家，所以我們最后發現很多機構的債權人為什么出了問題要找國家？我們估計有些媒體的朋友們有可能會知道，有些債權人就是直接上訪，圍政府，圍人民銀行，圍銀監會，圍證監會，這些事情我們都遇到過，他認為這個金融機構是國家的，是國家批和國家管的，以前資本也是國家的，所有人也是國家的，出了問題以后一定會找你。在那種情況下，所有的金融機構不是靠的自身的信譽，靠的是國家的信譽，國家的信譽擔保在沒有市場化的情況下，在金融總量不大的情況下我覺得是可能的，是可以確保金融安全的。

　　我們的經濟總量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金融體系發展的規模也很大了，市場越發展越復雜了，在這種情況下還靠國家信用支撐作為保障夠不夠？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我們為什么說國有商業銀行改革要股份制，股份制之后還要海外上市，增加海外的監督約束，其實改革開放除了給我們引進很多先進的理念和先進的技術，包括楊會長剛才提到的國際視野，其實很大程度上要有一個我們自己的觀念更新，我們很多的東西都是學來的，都是舶來品，我們現在所謂講的五級分類，王軍長當時是最早一批搞五級分類的人，我都很清楚，當時他給我們講課的時候我還曾經聽過，最早的巴塞爾的規則都是我們學來的，包括這些監管技術和監管手段。所以我認為，我們在這種時候不能因為看到了這場風險，看到我們談到金融穩定就把這個和金融安全連在一起，把外資金融市場談到了國家的戰略和國家的安全，恐怕我們還是要客觀的評價我們對外開放的利弊得失。所以說金融穩定，我們目前不是以簡單的市場讓步和股權讓步這種開放，而是雙向的，將來包括我們自己的走出去，包括我們更高層次的提高引進資本的質量和引進人才、技術這種水平的提高，更加分散化的市場相對來說是比較穩定的，這個理論我們就不講了，如果是一個特別集中的單一市場風險是比較大的，這個在經濟學上都有一些說法，我們不再詳細討論了。

　　金融穩定有一個創新發展的問題，我們的穩定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如果單純的從金融維護穩定的角度有些事情做的會慎重一些，從國外來看，包括對于創新的管理，實際上現在比以前稍微嚴格了一些，就中國的現實來看我們可能還處于另外一個極端，我們現在金融發展和金融創新還不夠，所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我們還需要通過深化改革，推動創新發展來促進我們的穩定。穩定、發展和創新其實也不是完全對立的關系，要看是處于什么樣的階段，看后面的監管能不能跟上，如果說我們還比較落后，落后的還比較遠，我們這種創新又是適應我們實體經濟發展需要的，這種創新，再輔之以必要的監管，相信這種創新和我們金融穩定的目標并不一定是矛盾的。我覺得在這些方面，因為在中國影響穩定的因素是很多的，我們不能簡單的說發展和創新會帶來金融穩定的問題，事實上引起中國金融穩定的原因有很多，我們目前看來監管方面的一些內容有些是微觀層次的，有些是宏觀的，但是更多的是一些宏觀層次的問題。

　　很高興我們今天是首屆中國金融穩定論壇，并不是因為中國沒有討論過金融穩定的問題，其實我們她們的很多，開的會也并不少，只不過有這么大規模媒體參與的，能夠引起各方面廣泛關注的論壇可能少一些，今天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大家來交流討論金融穩定的問題。我們總結影響金融穩定的因素很多，除了金融體系自身的風險控制能力，包括大量的天量的貸款放出去以后，審貸標準是不是嚴格，宏觀的管理，包括剛才楊會長提到的宏觀的逆周期操作的措施能不能跟上。還有包括我們現在除了銀行體系的問題之外還有很多隱性的問題，比如這次歐洲發生的問題，歐洲這幾個主權債務國家其實是政府債務問題發生了危機，為什么金融市場也跟著動蕩？因為它和金融市場的聯系是很密切的，政府的債務實際上都是在金融市場上要進行風險分配的，風險要轉移到金融市場上，所以說這種聯系是很密切的。中國的情況也是一樣，我們現在講金融風險，其實我們和財政等一些領域也有聯系，中國的財政總體上來說還是很安全的，但是我們有一些隱型的債務能不能解決？所以可能宏觀的問題還是比較多的，我們想就不再一一討論了。

　　最后，希望本次大會能夠取得成功，大家能夠把金融穩定的問題討論的更加深入，謝謝！

　　周子衡：感謝張局長，他從金融穩定的理論目標、政策目標和金融穩定與開放、創新三個層次就中國的金融穩定做了一個比較全面的歷史回溯，同時也提出了一些進一步探討和深思的問題。這樣我們就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中國的金融穩定是同我們的金融發展密切相關的，發展到什么樣的階段就有什么樣階段的穩定問題，我們就需要把這兩者更深刻的結合起來認識。

　　下面有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的部務副主席焦瑾璞博士為我們做主題演講，他演講的題目是《中國金融體系發展路徑》，大家歡迎！

　　焦瑾璞：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談一些自己的觀點，我在下面也在看時間，到現在這一場不宜多說，宜快說，我主要是談幾個觀點，主要分兩部分，一部分是談問題，另一部分是談一點建議。

　　實際上我們談來談去都是和這次危機有關的，這次危機提出了一個新的課題就是金融穩定的課題，可以說經過這次危機，我們來反思我們國家的金融穩定，這次盡管我們受到的損失很少，但是實際上得益于我們上次抗擊亞洲金融危機，如果沒有那次對于危機的認識和改革，我想我們很難想像現在我們的金融體系怎么樣。有些同志也提出中國的創新不足，剛才張局長也講了，實際上中國的創新是很多的，我剛才還和周博士交流，包括我們的金融產品、理財產品豐富的不得了，我們到現在各個商場門口的購物卡也豐富的不得了，這些都是創新。如果沒有前一段我們的一種抗擊亞洲金融危機的成果，這個成就可以說我們現在來談中國的金融危機，中國的金融體系穩定就沒有基礎。所以說判斷一個金融體系是否穩定不是永恒的。

　　我感覺目前我們的金融體系有五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需要特別警惕個別金融機構的風險，特別是在高增長下的潛在金融風險，要防止個別機構的風險引發系統性風險。主要是應對金融危機我們高的經濟增長速度，現在有些機構也許在政策風向一變的情況下就會出現問題，這種宏觀的問題有可能引發系統的問題，也就是剛才楊會長談到的，由微觀審慎向宏觀審慎演變。

　　第二我感覺金融體系的風險大，也就是我國金融體系頭重腳輕的風險，特別是缺少微小性型金融機構，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金融服務空白，金融機構空白。現在銀監會的數據有九個省金融機構沒有空白，還有金融服務的空白。整個金融體系應該是金字塔的，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我們是頭重腳輕，這個風險使我們的金融體系結構會不穩定。

　　第三是監管空白和監管漏洞，特別是對于一些創新性金融產品的監管。對于一些控股公司，包括一些跨業經營的監管問題，有很多監管困難。在一行三會這一系統監管為主的情況下，橫向監管如何做到？我記得上一周也是在這個會議室和臺灣業界的一些朋友在談功能監管的問題，到底是功能監管還是機構監管？

　　第四隨著金融的全球化，海外金融機構的風險轉移問題。盡管海外機構在國內鄧世昌份額很少，但是他們的傳染性也不容忽視。

　　第五是科技技術在金融業務中的運用，特別是一些個別產品創新的擦邊球現象，如各種各樣的支付卡現象，各種各樣的支付體系，這些如何衡量？如果按貨幣供應的層次來講，到底是M0還是M1？從商業角度，實際上已經發生了，但是產品又沒有兌現，這是第三方支付的風險。

　　我簡單歸納了五點我們仍然存在的風險。所以我認為，下一步要重點思考以下的問題：

　　第一要努力建立起宏觀審慎型管理框架來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剛才張局長和楊會長也都講到了，我就不展開了。

　　第二我們國家作為一個新興的經濟體，我們實際處于體制轉軌過程，并沒有完全完成，這里面有很多行政干預金融業務，所帶來的風險仍然存在，包括一些監管規則，行政性還非常明顯，這個我感覺到是要注意的。

　　第三要努力認真探討分業監管制度下如何有效解決金融控股公司跨業經營的監管問題，解決監管空白。

　　第四要防止國際上關于風險預警救助安排對我們不利的情況。大家談的比較多的就是這次為了救助，過多的流動性的回收，刺激政策的退出，以及大國貨幣政策對于我們的一些影響。

　　第五一定要加強金融基礎性建設，特別是支付清算系統的風險也要高度重視，如衍生品市場的清算制度等等。我感覺到一個經濟運行的基礎，除了我們的機構和產品，還有我們資金清算、交流、交易和支付的平臺，這一點大家談的比較少，但是我們現在的經濟總量、金融總量和經濟的交易總量已經達到足夠大的情況下，我們的支付清算出現任何問題都足以釀成毀滅性的風險。

　　這是我談的五個簡單的想法。由于時間的關系，今天不可能更多的談出來，不對的地方請大家批評指正，謝謝！

　　周子衡：感謝焦副主席，他從五個方面談了對于中國金融穩定建設方面的一些意見。

　　大家現在討論金融穩定問題最主要的還是來自于本輪危機的沖擊，在危機的條件下如何實現穩定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現實政策性問題，也是操作實踐問題。我們在危機當中還聽到一個很熟悉的詞就是“壓力測試”，壓力測試有宏觀的監管部門的央行的壓力測試，也有商業銀行的壓力測試，我們一般的認識當中，好像危機之后壓力才熱起來，才對我們危機的防范起到作用，甚至是危機之后的處理辦法，其實實際情況不是這樣。英國的一個專家和他的監管部門的負責人在去年4月份的會議上講的很清楚，他說壓力測試的失敗某種意義上導致了本輪的危機，怎么失敗的？說要么你給的壓力不夠，要么做完了壓力測試也不起作用，沒有引起重視，沒有采取措施，在接下來一系列的金融事件當中導致了很多金融機構的損失，甚至破產倒閉。接下來有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競爭力與風險研究中心主任任若恩教授為大家演講，他演講的題目是《金融危機和商業銀行壓力測試》，大家歡迎！

　　任若恩：非常感謝請我來做講座，我主要是從學術的角度來講，因為剛才幾位都是監管機構，他們可能從國家的角度來談的金融穩定問題，我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主要談一下金融危機歷史的教訓，特別是剛才主持人談的，我介紹一下關于我們對于金融風險壓力測試的研究。這本書(PPT)是今年春季發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首席經濟學家，叫做This  time  is  different，他實際上對于全球600多個國家主要經濟指標的統計分析，通過這些統計分析的結果獲得了一些重要的結論，他的第一個結論是有意義的，他發現大量歷史上金融危機形成的特點是過量的債務積累，這種債務人可以是政府、銀行、公司和消費者，債務可以來自國內，也可以來自國外。我們可以看到，幾百年內人類其實犯著相同的錯誤，每一次金融危機開始的時候，人們都說這次不一樣，其實800年歷史詳細的統計分析發現，實際上是一樣的。人們的錯誤是一樣的，而且錯誤的根源就在于人性的弱點，而這種弱點實際上是在他們的資產負債表當中可以表現出來的。我在上午的討論當中曾經說過，在危機前我們習慣于看流量指標，所以我們不容易發現潛在的風險，現在我們發現要去看存量指標，要看各個經濟主體資產負債表的缺陷才能發現金融危機潛在的特征。這本書還發現，第二次世界大戰表明，每次金融危機之后，政府債務平均增長是86%，這種債務的增加很主要的是來自于刺激經濟的反周期財政政策的巨大支出，這就警告我們需要關注國家和主權的風險，我們可以看出這本書發表之后很快就是希臘的主權債務危機，所以它的結論實際上已經應驗了。

　　我再稍微說一點未來的事情，美國著名的公共財務專家，他在2005年有一篇重要的研究，他發現人口老齡化已經導致了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財政危機，我們可以看一下他所描述的人口趨勢，這是(PPT)在他的書里面所談到的人口趨勢，當然我沒有引用2040年和2050年的數字，我只看了最開始，也就是未來20年的數字，我們看期望壽命，大概這里面可能最高的是日本，中國的期望壽命雖然比同等收入水平國家高的多，但是比這些發達國家都要低的多，更重要的是人口結構表，65歲到90歲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我們可以看到，日本在2030年級幾乎有13%的人口會是老齡化人口，就是65歲以上的人口，這實際是我們從長期角度看待日本國際競爭力的一個重要的方面，所以他們的結論就是包括美國、歐洲和日本都會發生不可避免的財政方面的問題，而這個判斷實際上出現在2008年全球應用財政救助經濟之前，他還沒有考慮2008年的部署，因此2008年的財政政策救助經濟，實際上對于這些國家來說是雪上加霜，因此主權債務危機國家風險將是我們長期面對的問題，對于中國正在走出去的資本，中國現在在大量的進行海外投資，在我們投資之前這些問題首先是我們需要深入研究的。

　　關于中國金融穩定和安全的問題，我們從研究的角度說一點簡單的看法。第一我想就是所謂后“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問題，中國在這個過程當中如何謹慎的參與并且保證中國的利益。第二個問題也是大家都意識到的，就是國際信用評級體系的問題，從歐洲債務危機我們會發現，三個評級機構都在美國對于其他的國家是不公平的，而且助長了全球資源的錯配，所以對于我們來說，我們需要自己的評級體系和評級機構。

　　下面進入到一個技術的層次，就是壓力測試，這是造成黑天鵝事件有利的武器，過去我們認為黑天鵝事件都是小概率事件，但是金融危機以來，我們發現黑天鵝事件的發生頻率比我們原來設想的高很多。我們都在討論銀行信用風險和宏觀經濟之間的關系，這個關系可以有正常狀態的關系，就是所謂正周期性和逆周期性，但是也有極端的狀態，像我們現在正在討論的房價跌30%，這就是極端狀態。極端狀態下，宏觀經濟和行業特征的變化將如何影響銀行信用風險，這實際就已經轉化為一個系統的風險，這就是我們需要壓力測試的出發點。實際上90年代以來，為了應對持續的金融動蕩，許多國家的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員和金融行業的從業人員，都在對金融體系當中的沖擊問題發生最大的興趣，而量化這種沖擊的一個關鍵技術就是壓力測試。

　　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聯合推出了金融部門評估計劃，針對金融體系和整個銀行業為對象的壓力測試成為金融穩定評估計劃的核心內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從98年以來一直致力于使用壓力測試識別金融系統的脆弱性，這意味著壓力測試的應用從單個金融機構發展至金融系統及行業層面，這方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一個領先的機構。2000年國際清算銀行全球金融系統委員會發起并執行了金融機構壓力測試實踐調查，調查走訪了超過20家國際大型銀行，目的就是為了了解壓力測試的技術發展以及在風險管理中的作用和地位。2005年同樣是這個機構，就是國際清算銀行全球金融委員會再次發起金融機構壓力測試實踐調查，調查了16個國家和60家銀行的證券機構，以不記名的方式獲得了這些機構向中央銀行匯報的數據，其中有960個壓力測試被匯報，有超過5千個風險因子被羅列出來。所以我們可以看出，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圖形，說明我們在日常的風險管理中經常用的這個概念和壓力測試的關系，壓力測試的區別在于要看極端情況發生的情況，而且由于使用了現代的仿真技術，可以給我們各種情景下發生的結果，這樣對于制定應對措施提供了更多的依據。BIS的調查發現，大多數都把壓力測試作為VaR風險的一種補充，壓力測試彌補了VaR測試的風險，幾乎所有的受訪銀行都加強了資源投入，這是上兩次BIS調查后獲得的結果。

　　實際上金融爆發以來壓力測試的研究已經擴展到整個金融系統甚至是主權國家，這次也有很多的贏家，這是在文件當中對于壓力測試的倡議，希望成為內部管理模型的一部分。這是一個壓力測試一個簡單的框架，這是一個比較典型的處理方面，當然我們可以看到這里面很重要的是一個場景的設定，當然場景的設定可以根據歷史，也可以根本虛擬的情況，我們現在說房價跌30%，這實際上是一個虛擬的場景，但是如果我們設想股票從6100點跌到1600點，這是歷史的場景，這些都是壓力測試可以進行分析的問題。現在巴塞爾三已經公布，在巴塞爾二里面多次強調了支付的關系，比如第一支付和第二支付都與壓力測試有密切的關系，所以壓力測試是我國商業銀行貫徹巴塞爾二整個體系的重要部分，現在巴塞二三里面的內容對于整個分析框架并沒有大的變化，主要是對監管資本有些新的提法。在宏觀經濟沖擊和情景轉化過來的時候通常有兩種方法，有自上而下的方法和自下而上的方法，這個方面各國中央銀行的研究當中都有他們的經驗，比如英格蘭銀行和挪威銀行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方法，而奧地利銀行和捷克銀行更多的依賴的是自下而上的方法，也有很多案例當中也是結合的。我們下面再簡單說一下我們正在進行的這方面的嘗試，就是如何對于一個國家和主權風險壓力進行測試，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做，一個是財政就是主權債務風險，另外一個就是宏觀金融風險，不是單一的一個微觀金融企業的風險壓力測試，而是對于一個金融體系或者從中央銀行來考慮壓力測試的。

　　在公共財務方面我們可以采用已經成熟的分解技術，包括公共財務的分析，以及公共財務風險的壓力測試，更長期的財務狀態可以通過代際核算的方法進行分析，這些都是已經成熟的方法。對于金融風險的測試方面我們可以用VaR測試進行銀行的分析，國際組織也在倡導。最近有一個宏觀經濟分析的一個分析方面，大家知道有一個Meton期權定價的理論，到后面的KMV，這是很重要的信用風險的估算方法，最近五年，Moody本人提出一個方法就是CCA，這個方法借鑒了期權定價的理論來考慮資產負債表當中的風險，我們現在研究中國的問題是一個問題，但是由于我們的資金在向外走，我們也需要研究其他國家的風險問題。

　　周子衡：壓力測試不僅是一項風險管理的工具，更是商業銀行風險管理與金融機構進行風險管理的標志，已經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而且它也是非常明確的監管部門的監管要求。我們國家2007年銀監會就對壓力測試做出了規定和要求，作為我們中國的一些金融機構如何來進行風險管理，一方面要跟蹤國際上最先進的風險管理技術，應用到具體的實踐當中來，另外一方面也要從本土出發研究解決我們具體的一些問題。

　　下面有請民生銀行風險管理部趙繼臣總經理演講，他演講的題目是《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機制》，大家歡迎！

　　趙繼臣：講到我們國家的金融穩定問題，不得不談到商業銀行的穩定，因為中國的金融主要資產是商業銀行的資產構成的，當前我們國家的商業銀行大家都很清楚，從市值上看，自美國次貸危機以后，我們很多國有控股的大銀行市值都進入到了世界銀行業的前五位，甚至某個時期都到了第一位，看到今天我們銀行業的整個市值資產總量，大家感到我們近十幾年、二十年的金融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剛才幾位專家也談到了我們改革的一些成就。但是我們回過頭來看，如果在80年代在世界10大銀行的排名，前七八位都是日本的商業銀行。為什么在短短的十幾年日本在世界排名的前十名都被剔除？這和一個國家整個的經濟政策、金融政策以及國家經濟發展是密切相關的。中國的商業銀行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首先是銀行有一個穩健的政策，就是我們現在有央行市場開放的漸進性案例，另外就是有一個價格的保護，我們的利率還是實行管制的。當然更重要的是我們中國的經濟持續的向前發展，因為是經濟決定的。

　　如果商業銀行想持續發展，現在我們看來，如果突然間央行公布資本市場開放，利率管制取消了，我們現在的商業銀行會是什么樣的？我想就目前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可能會直接引發我們現在的商業銀行很多的機構成為虧損的機構或者是不賺錢的機構。我們像剛才任教授講的進行這方面的壓力測試，我們把情景設定為利率是開放的，匯率是方法的，我們的資本無論是經常項下還是貿易項下都是分開的，我們商業銀行可能就會面臨著一個大的洗牌，就不會像今天這樣，大家看每一家銀行都賺錢，好像傻瓜做銀行業會做得很好。

　　對于解決銀行方面的穩定問題，我作為一個具體商業銀行工作者的角度來進行一些分析和探討，我們看了很多國外的大銀行，一些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前和風險發生之后有特色有競爭力的銀行他們是怎么管理的，要做一個好的銀行，需要做到幾點：

　　第一點就是要針對當前商業銀行自身的情況和本國經濟發展的情況制定一個適應這家銀行的戰略。我們中國的銀行業，特別是商業銀行對于自身的戰略大部分都在說要制定什么樣的戰略，但是都只是說說而已，沒有一家銀行真正把這個戰略提高到一個非常高的位置，提高到一個影響銀行今后5年、10年，甚至更長時間，從生存的角度去考慮的問題。因為我們現在的公司治理和產權關系決定了很多商業銀行很難從中長期的角度制定它的發展戰略。如果制定一個好的戰略，首先就是要解決在公司治理層面的風險偏好問題，這個風險資本的管理問題和風險領域經營治理的問題。我們國家在公司治理與戰略結合的方面還遠遠不能適應中長期的發展。

　　第二點關于價格問題。現在商業銀行的發展在全球所有的商業銀行當中我們目前的管理體制還是沿襲計劃經濟發展模式下的管理體系和客戶服務體系，就是總、分支和基層服務機構，分三層或者四層，總行是管全局大的政策制定，分行是利潤中心，下面全是在分行，這種架構完全不適應一個全面風險管理的要求，因為利潤中心是分行的，很多商業銀行就是由多個利潤中心作為一個準法人的管理模式組成的體系，這種體系是一個效率很低、標準化程度很差的組織體系。

　　第三點是流程。因為我們是一個總、分支的模式，而不是以客戶為中心的流程銀行的事業部管理體制，所以我們的一些客戶流程非常長，效率非常低。所以我們整個的這樣一個服務的能力就非常弱。服務的速度，反映的速度也是非常慢的。

　　第四點是我們的政策。因為我們的這種架構和流程管理，所以整個商業銀行經營管理的政策都是由利潤中心去具體的制定一些實施的細則，可能各家總行都有大的一些政策。但是實施細則這些都完全顛覆了一個總行整體管理的政策體系。所以說這種政策不是基于商業銀行一個法人為主體考慮的資產組合和業務結構發展的調整，都是基于每個區域、每個利潤中心的分行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的角度作為出發點制定的。所以說這個政策的實施會導致我們商業銀行目前的現狀，就是大家的經營雷同化。現在大家都是把錢放到大家認為風險最低的大客戶和大企業，因為我們目前中國的企業間接融資還是占主導的，直接融資的資本市場和發債占的比例還是很小的。所以說看了中國一家商業銀行，再看第二家、第三家大家基本上差不多是一樣的，長得一模一樣，所以沒有什么差異化的服務，也沒有什么特色。這樣在今后如果我們整個的市場開放以后，完全市場化以后，中國的銀行業會面臨著很大的問題，就是這種雷同化、同質化的問題。所以說這樣就是中國的銀行業自身的發展和競爭也非常激烈。但是還有很大一部分客戶享受不到現代商業銀行的一些金融服務，在銀行這種價格保護下大家都做大客戶，做賺錢的業務，一旦利率價格全面放開，可能我們很多吃利差的銀行都變成虧損，所以這個政策體系需要根據我們今后金融改革的漸進發展，需要有一個長遠的思考。

　　第五點就是我們的技術。商業銀行的發展離不開技術，實際上商業銀行的發展就是拿了一批資本金，有一幫人才，有現代的技術，有一個IT系統就可以經營了。特別是在中國，目前還是相對壟斷，競爭不充分的情況下，所有的商業銀行基本上都能夠賺錢。如果我們和世界其他商業銀行在同一個標準線上比較的話，我們國內商業銀行整個IT的技術和管理的技術，包括剛才所說的壓力測試以及其他方面技術的使用，可能都還是在一個非常初級的階段。這個技術的創新和現在IT技術的應用，也是使得我們進一步和世界先進銀行比較和迎頭趕上的。

　　第六是人才。中國的金融業說起來是人才濟濟，我們在很多創新領域都沒有開放的時候，我們只是在傳統的商業銀行業務當中有一部分專家，真正拿到國際市場上，和國際上一些先進的銀行比較，我們的人才還是非常匱乏的。

　　第七是激勵。我們現在商業銀行的激勵可能管幾萬億、十萬億大資產商業銀行的同志和一個區域的小商業銀行和地級市小商業銀行的管理從收入上沒有差異，就是我們整個的激勵體制也有問題。另外我們現在沒有中長期的激勵，商業銀行的風險恰恰中長期以后才能夠顯現，我們兌現的這種激勵促使了這樣一些短期的行為，對于風險長期的控制，對于金融的穩定是不利的。為什么會引發金融危機？肯定就是因為投行有很多的激勵機制和長期風險控制的治理是自相矛盾的，才引發了美國次貸危機。另外我們部門也從美國引進了一批專家人才，包括在花旗都設計了這些衍生產品，就是考慮到即期銷售了多少產品，能夠兌現多少獎金，對于以后的風險怎么樣應對可能考慮的比較少，所以中國的銀行在這些方面也是我們要吸取的教訓。

　　以上是我對銀行業在風險管理方面，治理機制健全和完善的一些思考，不對的地方請專家和同志們提出批評指正，謝謝！

　　周子衡：民生銀行的發展很快，資產質量控制的很好，在同業當中比較突出，而且是值得我們長期關注的對象，感謝趙總讓我們了解民生銀行的一些經驗。

　　主題演講的環節到此告一段落，下面進入圓桌論壇階段，有請各位嘉賓！作為主持人我先提一個問題，供各位嘉賓進行探討。金融穩定的問題現在看來在我們國家主要是央行的一種責任，監管部門是不是實現金融穩定是作為唯一目的還不是特別清楚，這里面就存在宏觀經濟的穩定和金融穩定的關系問題。理論上的關系比較好講清楚，但是在具體實踐的過程當中這兩者有的時候是沖突的，應該怎么協調？首先有請王君先生來談一談這個問題，謝謝。

　　王君：我不敢說真正的理解了這個問題，希望能夠借題發揮。

　　這幾年關于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成為一個熱門話題，央行的貨幣政策，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對于銀行監管當局的協調成為一個關注的重點，所以主持人才提出了這個問題。其實如果撇開宏觀審慎這個名稱的說法，應該說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跟監管之間歷來都有一個協調的問題，這個問題不是從今天開始的，也不是從這次金融危機發生以后才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記得在我年輕的時候在人民銀行負責人民銀行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工作，每年組織磋商，按照基金組織的框架可以看出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思路，就是宏觀經濟政策里面部門之間的協調關系是非常清楚的。比如說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對外國際收支以及實體經濟部門，在這四個部門之間又有非常清楚的帳戶關系，根據這個帳戶關系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出到底問題在哪里。我現在回憶起來，當時那個時候我們可以說剛從計劃經濟走出來，對于這樣宏觀經濟的概念不是太清楚。因此常常發生中央銀行的干部只是看中國內信貸和基礎貨幣，各自都對自己負責的工作保守秘密的情況。但是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分析的角度很容易看出這個問題。比如說財政赤字一定能反映在中央銀行的賬戶上，中央銀行貨幣的風險也一定會在國際收支的賬戶上得到反映。

　　在當時我的一個感覺，我們這些宏觀經濟政策的部門缺乏協調和信息共享，沒有互相之間通過磋商和協調起到在宏觀上有一個整體途徑的效果。這個問題現在看來已經有了明顯的好轉，我現在說的還是中國當時沒有金融監管的時代。現在有了行業的監管部門以后，尤其是銀行監管，和中央銀行為主的金融穩定之間有一個明顯的宏觀審慎和微觀審慎如何協調的問題。從我的觀察來看，雖然這個問題談論的比較多，而且央行和銀行監管部門的工作人員在這方面都有所論述，包括在公開場合、公開的場合上發表文章。但是離建立一個真正有效的宏觀審慎的框架的目標相比還是一段的距離，這個里面有深層次的體制原因，有宏觀經濟政策部門和金融監管當局的使命和任務是不是都很明確，是不是有充分獨立性，以及這些部門是不是有積極的協調和信息共享的態度，跟這些可能都有關系。

　　我注意到在銀行的政策宣誓里面能看出幾年來，包括實施都有關于差額的存款準備金的制度安排和關于資本充足方面的要求。我的看法可能是迂腐的，我覺得宏觀政策的工具，像存款準備金的比率主要還是應該用于宏觀的目的，而不是針對具體的單個機構加以制定。因為從央行的角度來看，如果缺乏現場檢查和非現場監控的信息，要對單個的金融機構做出風險的判斷是比較困難的，因此有差別存款準備金率的制定和實施缺乏一定的基礎，我之前提出過這個意見。

　　現在看來銀行和銀行監管當局都在考慮資本管制逆周期的問題，能夠認識到這個問題是很好的。但是如果宏觀經濟政策部門和監管當局都在同樣一個問題上發力的話，我不知道將來這個政策的效果會是怎樣的，這樣一些例子都說明我們在協調方面還是有一些差距的。

　　我剛才說的這些話不見得適合媒體報道，所以請各位手下留情，我說的沒有什么水平，請你們忽略不計。問到我的時間，我就想到哪里說到哪里。

　　周子衡：上午我們的會議當中還談到節能減排，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地方政府直接拉閘限電。我們現在為了實現一些宏觀經濟穩定的政策當中，也存在著這樣的情況，比如說少發、停發商業貸款，這樣對于一些金融機構本身經營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是有一定影響的，這里面也會發生一些問題，是我們在現實過程當中難以回避的，希望請嘉賓能夠就這個問題再談一談。

　　張健華：這個問題和剛才的問題也有關系，還是涉及到到底用什么樣的工具，比如我剛才提到的金融穩定目標的執行和實施，目標是系統性風險，但是宏觀和微觀之間，大家都會在某一個地方，像剛才王君提到的，不同部門之間都共同在一個點上發力，這也是總理講到的，防止現在宏觀調控政策效果的疊加效應，媒體上經常使用這個疊加效應。如果討論這個疊加效應的話我們還要討論到底是什么樣的職責？到底是宏觀問題還是微觀問題，到底出臺措施是用剛才提到的市場化的手段還是行政的手段？如果說我們有些市場化的工具老不用，我們本來有一些市場化的工具你不用，比如我們現在講到貨幣政策有些工具是可以使用的，剛才提到了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在某一個機構，我們和其他的問題離的比較近，界限不一定太清楚，但是假定就某一類來說又是一個問題。現在的差別主要是按類別進行差別的，比如說大銀行、小銀行，是這樣進行差別的。但是對于某一個機構所謂的差別現在目前并不是特別多，防止政策效應的疊加是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明確目標。

　　現在中央銀行是有維護金融穩定的職責，但是并不是中央銀行一家就可以維護金融穩定的，包括中央銀行牽頭的壓力測試工作，一行三部，包括發改委也都參與，財政部門都參與，包括商業銀行都參與進行了壓力測試，包括評估團到這里也會和大家談。我想這個工作還是需要共同做恐怕才能夠實現我們金融穩定的目標，如果我們內部協調工作本身沒有做好，有可能會造成一些問題，有些問題或者說不清楚，有些問題可能說了又過分，可能就又重復到一起去了。

　　周子衡：這次危機當中英國爆發出來的問題比較明確，存在著比較大的問題，所以政策遲遲不能出臺，所以危機過后他們立刻進行了調整，這方面我們國家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我們談金融穩定，雖然我們的目標可以設定是這樣或者那樣，但是對于金融穩定的刻劃還有一個量化的方面，不能說出現了危機，有了這樣那樣的一些事件就出現了金融不穩定，在量化方面技術上怎么刻劃和描述中國金融穩定的情況？可能央行有一些金融穩定的報告，設定了哪些指標？希望能夠請各位嘉賓再談一談。

　　王君：關于存款準備金的差別比例不是針對全部金融機構，而是針對某一類金融機構，這個問題就好多了，接著就是銀行對于這個行業風險判斷的問題，顯然這不是一個層次的問題。

　　對于金融穩定，我借助剛才主持人的問題來談，前面任教授也說了IMF的制度，剛才張局長也說了由中央銀行牽頭協調各個部門做這個方面的工作。我稍微補充一下，關于金融系統的評估壓力測試的確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我本人牽頭做了關于菲律賓的關于銀行業的工作，中國現在做的也是一樣，就是有兩個機構的工作人員做這個方面的工作，壓力的測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由于數據的原因，壓力測試的結果到底是不是有效？是不是可靠也確實是一個疑問。結構性的條件有很大的差異，也很難說壓力測試的結果在中國這個體系下到底是有多大的意義，這個問題現在評估的結果都是嚴格保密的，所以我也不了解這個情況。但是大家都知道，在做分析的時候我們常說的就是如果數據的質量有問題的話，以及假設條件有問題的話，很難說這個結果怎么樣。

　　我想強調的是，既然壓力測試不是唯一重要的內容，其他的內容有什么？這個也和金融穩定是有關系的，和張局長前面說的關于從系統功能來看金融穩定是有聯系的。其他的是什么？在銀行、保險和證券三個方面都會做是否符合國際上現在通行的一些標準和原則，對這個做出評價，銀行業就是銀行監管的有效性的評價，同樣保險和證券也是一樣。這些有點像是檢驗你是否符合了這個標準或者是差距有多遠？但是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標準往往是被忽略的，就是從發展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對于是否符合銀行監管有效原則做出判斷之后，還要對銀行業的改革與發展做出評價和提出建議，同樣對資本市場的保險、社會保障，和金融有關的方面也都會做出評價，包括農村金融，中小企業融資，金融基礎設施，支付清算體系等等一些內容。我補充這一點也是想向大家傳遞這樣一些信息，其實金融穩定并不總是表現在是不是發生了顯性的金融危機，從評價內容當中大家也可以看出來，我們不僅僅看壓力下會是什么樣的情況，會不會爆發顯性危機，更重要的還是從改革發展的角度看待問題，這一點對于中國的金融業尤其重要。

　　張健華：關于這個問題我補充一些內容，沒有一個指標或者一組指標能夠簡單的反映出來金融穩定的，包括王君剛才提到的，這個問題要看制度安排，出現危機不要緊，我介紹的時候也提到了，出現個別機構倒閉的情況不怕，關鍵在于有沒有一種穩定的，或者我們講穩妥的市場化退出的機制，如果有的話，這種個別機構出現倒閉也不怕，但是如果沒有這種機制，就像焦總前面演講當中提到的，單一性的風險可能會擴散成系統性風險，就不是簡單的一組指標可以說明的。這個問題到現在為止，為什么到今天沒有一個定論？我們做了這么多年，我工作了四年半的時間也沒有搞明白到底用什么東西去評價。

　　周子衡：大家有問題也可以提出來。

　　問：理論上商業銀行是順周期性經營的，但是中國的商業銀行是逆周期經營的，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進行逆周期的調整和監管，特別是如何判斷逆周期？逆周期的監管會不會是一個偽命題？

　　趙繼臣：中國的商業銀行也就是20幾年的時間，在之前還不能叫做商業銀行，在計劃經濟時期是國家承接支付職能的一個國家機構，中國改革開放30年，實際上經濟發展也是在不斷的向前走，在30年的經濟周期當中我們沒有經歷任何比較像樣的逆周期，包括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時期，我們商業銀行的經營面臨的經濟周期也不能稱為是逆周期，實際上一直是在平穩向前走，向上走的一個趨勢。剛才我們的專家和張教授都說了，現在評估中國的時間到中國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說現在全球金融危機情況下，為什么中國的銀行業發展的這么好？中國現在的銀行業是不是在逆周期中應該采取一些逆周期的經營策略？中國銀行業在08年美國次貸危機之后，09年中國所有的商業銀行都是最賺錢的銀行，懷疑你這個數字是不是準確。就目前我們實施巴塞爾二的商業銀行，在建立各個商業銀行內部個性模型的時候，好客戶、壞客戶的樣本上能夠找到，但是作為一個經濟周期的高峰和低谷水平的數據，就很難判斷哪一塊是周期低谷的數據，哪一塊是高峰的數據，我們整個數據的積累都不具備這樣一個逆周期的特性。

　　目前中國在08年應對世界金融危機的時候，實際上我們中國的銀行業還是在國家政策保護、價格保護，資本市場相對不開放的金融孤島上的安全問題。我們出現危機的時候，這一個島與外界是隔絕的，所以它是安全的，并不是說這個島自人群具有這種抗瘟疫的能力，是因為他們和瘟疫區域是隔開的。包括我們現在搞壓力測試和情景分析都不會有一些中國已經發現的歷史數據，那些逆周期應該怎么做的數據，都是設定一些分析，包括世行的專家來評估，我們房地產有幾組數據，當房地產的價格下降30%或者50%的時候，當銀行貸款利率上升54%的時候，當GDP增長不是8%而是6%的時候，這家銀行房地產經營，這些貸款的質量會怎么樣？我們僅僅還是對于那幾個情景條件下的一些設定來進行預測和分析。也沒有說我們經歷了東南亞危機，它突然下降了60%以后我們有什么樣的數據，這是沒有的。

　　和房地產行業關聯的行業有21個，我們不能把那21個行業和房地產行業一一的進行對應做壓力測試分析。所以這個周期在目前的這種管理上還是跟國家的這些宏觀政策，跟央行監管部門出臺一些管理的制度規范結合，而不能體現一家商業銀行完全按照市場化的這樣一種有逆周期的數據決策經營。

　　問：中國銀行業同質化的問題比較嚴重，從商業銀行來看怎么解決這個問題？與此相關的您剛才也談到了一些中國金融市場何時能夠全面開放？

　　趙繼臣：商業銀行同質化競爭的問題，現在說金融產品，剛才很多專家都說了，我們很多的一些產品也是非常豐富的，但是各家商業銀行的產品都是同質的，我們目前只要是銀行推出這樣一個產品都賺錢，關鍵就是不問經營水平高低，這是我們現在的整個政策制度，特別是央行很多的利率、匯率體系還是保護了目前商業銀行的經營。如果我們現在完全利率市場化，可能就會出現很多銀行設計的產品是賺錢的，有很多可能就不賺錢。目前所有商業銀行，只要你放貸款，組織層就有利差可賺。我們現在做國內非資本市場，是貨幣市場或者是一些資產市場的產品，為什么我們做了一些另外的理財產品沒有賺錢？就是因為我們本身就不具備這種管理境外這種產品與風險的能力，包括境外的這個市場我們本身都沒有研究透，就一腳踏進去了，肯定這個風險有很多，我們對外投資的這些產品可能各家商業銀行原來那一塊投資都是虧損的。

　　問：我是證券市場周刊的記者，有一個問題想請問趙行長，我們國家的商業銀行離巴塞爾三的規定有多遠？對于未來我國的合規在符合巴塞爾三的道路上會采取哪些措施？

　　張健華：這個問題其實應該問銀監會的同志，楊會長走了，所以我也不好回答。巴塞爾三剛出來，中國的銀行業還處于一個慢慢消化的過程當中，包括監管部門要真正認識了解巴塞爾三一些內在的東西，了解一些深層次的要求，我們光看文字表面的東西是一個方面。另外就是研究我們自己銀行業的情況，至于說究竟離多遠我真的判斷不了，因為我們剛剛開始引進巴塞爾二，現在就談巴塞爾三的問題可能需要一段時間，我們應該先把游戲規則搞清楚，先把自己的家底摸清楚才能探討這個問題。你下次可以問銀監會的領導，他們可能更清楚一些，或者是問我們商業銀行的同志們，他們可能比較清楚。

　　趙繼臣：實際上巴塞爾三和巴塞爾二沒有什么太大的差別，就是在資本要求上，增加了一個逆周期的資本，從0%到25%，但是巴塞爾之類的很多條款，要等到10月份G20會議定了以后才說能不能實施，現在G20的會議還沒有召開，談論這個問題還有點早。

　　周子衡：我們今天的論壇到此結束，感謝各位嘉賓，明年5月我們在上海舉辦第二屆論壇，歡迎大家蒞臨，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