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yè)家國學論壇主題論壇現(xiàn)場（來源：新浪財經(jīng)）

　　7月30日下午， 2010中國企業(yè)家國學論壇收官之作-北京論壇在北京柏悅酒店盛大召開。論壇由《中國企業(yè)家》雜志社和福建戴姆勒汽車工業(yè)有限公司聯(lián)合主辦，以“內圣外王——企業(yè)全球化的東方路徑”為主題，匯聚多位國學大家和北京地區(qū)國際化領先企業(yè)領導人，共同圍繞全球化時代，企業(yè)如何耐住寂寞，苦修內功，憑借領先的產(chǎn)品和服務取得成功；企業(yè)如何逐步實現(xiàn)和員工、消費者以及社會的和諧多贏；中國企業(yè)家如何承載“外交家”使命，成為全球市場中有擔當、有操守、值得信賴的“中國封面”等重要議題展開深入探討。

　　梁冬：下面我們進入主題討論環(huán)節(jié)，有請各位嘉賓，他們是：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先生；依文企業(yè)集團董事長夏華女士；摩立特集團中國區(qū)董事會主席愛德格·霍泰德先生；德國威能總經(jīng)理王偉東先生；原阿爾卡特朗訊(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總裁劉江南先生，有請！

　　坦白說，我覺得這種幾個人在臺子上坐著，一部分朋友在下面討論的形式真的是很奇怪，不知道是誰發(fā)明的。但是我依然認為它是最有效率的討論方式。建議待會兒除了臺上的朋友分享觀點以外，臺下的朋友也可以參與討論。我很想請問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先生，我們今天的主題叫做內圣外王，陳先生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內圣外王？

　　陳來：其實內圣外王算是一個老的話題，這四個字最早出于先秦的大哲學家莊子，莊子33篇里面最后一篇叫《天下篇》，講到內圣外王。簡單來說，就是內外兼修，內就是我們精神內在的修為，外就是外在的，特別是管理方面的成就，就古代來講，為什么用“王”這個字，“王”是政治家的代表，用“王”來代表內在的修為和外在成就雙方面結合的個人發(fā)展成就。

　　因為內圣外王到了宋代以后就變成了很高的境界，不管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團體，特別是個人，如果你要達到內圣外王，可以說這是非常高的一種要求。我們知道“圣”這個字到了漢代以后可以說這個字只能歸給孔子，但是孔子時代自己講，說圣則吾豈敢？我怎么敢擔當圣人這個名譽呢？當然孔子很謙虛呢。這也說明了，孔子當時對“圣人”的理解是不一樣的，漢代以后只稱孔子是圣人，其他人不能作為圣人。當然宋代以后把孟子稱為亞圣，也還是比孔子差了一些。

　　今天我們講內圣外王，好像是我內在的修為要達到像孔子一樣，外王是我要像秦始皇一樣，這是很高的要求，好像很不切實際。其實要回到這個字的古意來講，不一定是這么遙不可及的，比如說“圣”，包括“圣人”，其實在孔子的《論語》里面講的是比較少的，其實《老子》里面講“圣人”非常多。老子講“圣人”是怎么講的？他有一些話我覺得確實不是離我們今天的人那么遠的，比如老子講“圣人不積”，就是沒有保留的，要把什么東西保留起來，歸我自己所有，不拿出來做貢獻，不是這樣的�！耙詾槿思河�有，以予人己愈我”，為人是為了幫助別人，你越幫助別人，你自己所擁有的東西越多。以予人，“予”是給予，你給予的人越多，己越多。圣人欲不欲，圣人是取消常人的欲望，以不欲為欲，說圣人最高檔的消費品，這是很奢侈的東西，他不把它看成是很輕易的，這是表示圣人的心跟貪婪沒有關系，這樣的圣人我想跟我們的距離也沒有那么遠了。另外他講圣人有三條，就是去甚，去奢，去太，甚就是過分，這個人太過分了，就叫甚。去甚，去奢，去太，不積，不欲，這樣一種圣人，我們說很體現(xiàn)了道家對圣人境界的一種了解。剛才用的那些字，大部分是老子里面用的講圣人的是“無”、“去”、“不”、“外”、“后”，比如他講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你把你身體的這些東西置之度外，反而你的身體能夠得到保存。“后其身而身先”，你不是去爭先，但是最后你得到了先。從這樣一種圣人的角度來看，用我們平常哲學的講法，我們說它代表了一種否定的辯證法，就是我剛才講的“無”、“去”、“外”、“后”，這代表了一些否定性的辯證法，但是實際上我們不能僅僅從近代的辯證法來看，因為近代的辯證法還是把這些東西理解為一種方法和策略。就是說我為什么要外其身？是因為我要得到我的身，把外其身后其身看成是一種策略，這還是在第二意，不是沒有意義，還是在第二意，那么第一意，就是這些是道家所理解的圣人的德行，就是我不是做給別人看的，不是要通過這些達到其他的目的，而這個就是我追求的圣人的一種境界。因此這樣的一種圣人，我想今天是有意義的。比如說我們金融危機的時代，碰到最大的問題就是奢和貪的問題，如果用這樣內圣的圣來對質我們今天的社會我想是有意義的。所以道教的這種圣不是離我們高不可及的，不是不能夠達到的。

　　梁冬：謝謝，真的是長學問，原來做圣人，內圣外王我一直以為是儒家的思想，其實可能更多的來自于道家的開始。找一個時間再專門向您請教。下面我想請教的是摩立特集團中國區(qū)主席愛德格·霍泰德先生，摩立特集團可能很多朋友比較陌生，但是他們的創(chuàng)始人大家都知道邁克爾·波特，他們基本上是把波特先生的思想轉化成一系列的戰(zhàn)略研究。我想請教的問題是，站在西方管理學者的角度，你們如何認為東方的文化之于東方企業(yè)的精神是什么？這些文化又如何在全球的時代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

　　愛德格·霍泰德：今天我們看到一個非常活躍的中國文化，也同時看到了一群非常活躍的中國企業(yè)。我相信現(xiàn)在中國企業(yè)一個明顯的優(yōu)勢就是既可以保存中國傳統(tǒng)的因素，同時可以把一些西方工業(yè)文明、西方文化當中一些成功的商業(yè)道德、商業(yè)守則融入到中國企業(yè)的發(fā)展之中。

　　我想首先一個非常值得稱道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就是領導力，或者說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是對于領導、領袖、權威的一種尊崇。這種文化我們可以在中國無論是大的國有企業(yè)，在中國的民營企業(yè)，還有其他組織當中都會有不同的呈現(xiàn)。這里可以遇到了一個挑戰(zhàn)，特別在今天的社會當中，經(jīng)濟日益發(fā)達，企業(yè)的規(guī)模運營也越來越復雜的情況之下，我們的情況人，我們企業(yè)的這些高層如何能夠更快、更靈活的應對來自于市場各方面的挑戰(zhàn)和沖擊？他們如何應對日常運營當中企業(yè)發(fā)展決策當中的一些困境？并且表現(xiàn)出靈活性以及他們充分的領導力及遠見？

　　在這里其實我也想回顧一下西方社會，特別是一些西方企業(yè)在過去四五十年歷史當中不斷犯的一些錯誤，其實這跟他們一些企業(yè)文化也是有關系的。其中一個非常明顯的管理失效就是來自于企業(yè)治理的失敗，我們知道中國企業(yè)在不斷的往大、往強發(fā)展，也在不斷的走出國門實現(xiàn)國際化，我們把越來越多西方治理當中一些有效的東西，一些所謂的成功經(jīng)驗搬到中國加以學習和吸收，我們這里就要非常注意有關于企業(yè)治理方面的一些案例和這方面的一些理念。這段時間以來，我們摩立特集團作為一家全球領先的戰(zhàn)略咨詢公司，我們一直與國家的一些中央機構，包括國務院的國資委進行探討如何有效的實現(xiàn)公司治理。大家可能知道，我們國家有大概將近30幾個重點的央企正在實施有關試點董事會的項目，這些重點的央企他們有來自于外部的專家和學者成為這些公司的獨立董事，他們用一些第三方的眼光、更敏銳的視角來觀察和回顧企業(yè)這些戰(zhàn)略當中出現(xiàn)的一些問題，并且給出一些建議，這樣都是非常有利于企業(yè)發(fā)展過程當中面臨的各種問題，比如說風險，比如說失效。

　　我們中國文化當中可能過分強調一些個人的作用或者人性的作用，當然這些都非常的重要。但是我在這里更多想強調的是系統(tǒng)，是一個機構或組織，它能夠更好的利用第三方的觀點來審視企業(yè)運營、發(fā)展管理當中出現(xiàn)的問題，以減少企業(yè)在管理和運營當中可能會發(fā)生的一些失效的案例，這樣能夠從根本上更好的使得企業(yè)往一個良性的方向上面發(fā)展，做強做大，我想這對于中國企業(yè)來說，在企業(yè)文化的構建當中都是重要的。

　　在這里我想引用一位非常著名的管理大師，彼得·格魯特先生的一句名言來總結我的發(fā)言，就是所謂組織管理、構架或者系統(tǒng)比一般的人治或者人性更重要的一個方面，如果說董事會或者一個機構和組織在過去四五十年當中不斷出錯的話，那我們把這些失效、責任歸咎于個人是沒有意義的，真正失效的是組織，是系統(tǒng)。所以當我們在歸罪于某個企業(yè)失敗或者失效的時候，歸罪于個人領導力失效其實不是非常完善的答案，我們可以看到企業(yè)在組織構架和系統(tǒng)當中的缺失，這也許就是企業(yè)文化當中我們需要去關注和維持的一點。

　　梁冬：非常好，尤其我欣然的聽到他們在為央企做顧問，其實央企做成功，最重要的條件是它是央企，其他的都是在這個基礎之上發(fā)展而來的，而且央企可以炒房地產(chǎn)，這也是央企發(fā)達的原因。接下來我們有請依文企業(yè)董事長夏華女士跟我們分享，她對于中國文化與企業(yè)管理方面的一些經(jīng)驗，有請！

　　夏華：因為我所從事的這個行業(yè)比較特殊，所以感觸特別深刻。我們是做Fashion品牌的，在西方人眼里，他們認為中國人就是厚積薄發(fā)，他們一定是認為有積累才去釋放的。但是每次當他們跟中國的品牌企業(yè)接觸的時候，他們會覺得特別奇怪，歐洲人用上百年的歷史去構建一個品牌，一點點的去發(fā)散它的市場。而他們了解的，或者他們知道的中國企業(yè)大多數(shù)都是十幾年的歷史，幾百家乃至上千家的店鋪，所以他們一直搞不懂這個問題，覺得這個速度完全是超越他們的想像的。

　　前不久我們在意大利的一個會議上探討了這個問題，他們覺得中國的品牌企業(yè)現(xiàn)在真的是快速橫向的釋放，不積累高度，不在乎深度，只在乎寬度。所以我覺得在這一點上，其實恰恰我覺得前面發(fā)給我的文件上有一段話我覺得很有感觸，就是“耐心住寂寞”，在中國的品牌企業(yè)，尤其是做Fashion這個行業(yè)真的是很年輕，所以我參加了幾次的奢侈品論壇，其實每一次都很汗顏，因為別人的PPT一打開的時候，我就覺得自己所有做的文件沒有辦法放下去了，因為他們通常第一頁就是我爺爺?shù)臓敔數(shù)臓敔敚�就是�?chuàng)始人的故事。但是我經(jīng)常開玩笑說，再往上說一代我們是農民還談不上奢侈品。就我們這一代而言，十幾年、二十幾年中國服裝的企業(yè)應該都算是相對比較長的。所以這樣一個過程，其實東方文化真的是值得我們特別思考的。上一周我在日本一個辦公室跟同事聊了很長時間，他就說他這一年很多次來中國，我說你來干嗎？他說一直在尋找快速發(fā)展被遺棄的那些東西，他說那些東西就是我的設計靈感，所以我覺得我們真的是在快速發(fā)展過程當中遺棄了很多，失去的很多。在我所從事的行業(yè)和領域，因為我也擔任行業(yè)協(xié)會的一些職務，我一直有一個主張，真的我們是要放慢速度的，真的是要對我們的老祖宗給到我們的那些值得永遠深思的觀點學會積累，學會適度的釋放。因為讓我們覺得失去節(jié)奏的快速發(fā)展，會讓我們每一個品牌在過程當中失去自己最寶貴的東西，上一個講者說的也很珍貴的，就是我們自己的系統(tǒng)、組織和文化到底哪個更重要？單憑我們今天的沖勁，單憑我們這些年一直被打上問號的速度和數(shù)量，我們是否能夠真正的走出自己國際化之路？所以這也是值得做品牌的人思考的。

　　梁冬：非常有意思，道家思想一直強調，速生速死，如果我們真的花一點時間研究中國的文化的話就會相信也沒有什么壞處，他快自然有快的好處，你慢也有你慢的好處，他速生了也就速死了，你活下來不就贏了嗎？我們講勝者為王。我一直堅信一個觀念，人生當中最好的事情一定是很慢的，比如我們跟最愛的人在一起用晚餐，如果匆忙的拿起漢堡包吃完了太浪費了，所以快慢也是一個辯證法。剛才提到很多國外的競爭品牌，他們爺爺?shù)臓敔斣趺礃�，那是對于一個有形歷史的傳承，一方面我們要汲取，看到他們真的是傳統(tǒng)的。另一方面，其實我們文化里面有很多的東西并不是那么容易被磨滅掉的，我們要有這個自信，磨滅掉了過一段時間它自己會長出來的，中國歷史一次又一次的被外族侵略，最后都變成了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前兩天我聽到一個觀念很有意思，說元朝蒙古人來了，滿清人來了，李世民是鮮卑人，鮮卑人來了，最后都成為了中華民族的一部分，這個民族是一個通過被侵略來擴大版圖的民族，這個觀點很有趣，僅供小范圍里面大家討論研究。

　　我接下來想有請的是原阿爾卡特朗訊(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總裁劉江南先生，據(jù)我了解，江南師兄自己是學生物的，我們看一個企業(yè)的發(fā)展，往往從生命的角度來看，中國管理之道最開始的時候就是來自于所謂的“黃老之術”，是《黃帝內經(jīng)》和老子的思想，《黃帝內經(jīng)》很多人理解是中醫(yī)的書，我們?yōu)槭裁凑f它也是管理之道呢？因為中國認為良醫(yī)和良相是一樣的，我想請問江南師兄，作為一個對生命充滿尊敬的人，你怎么看待中國文化里面最優(yōu)秀的部分，對于當今的中國企業(yè)全球化有什么借鑒的作用？

　　劉江南：我們今天有國學專家，也有世界著名的策略顧問，所以今天我的感覺，不是說我們中國企業(yè)帶著中國的文化走向世界，在經(jīng)濟界和企業(yè)界，文化的優(yōu)勢我們現(xiàn)在不可否認，上百年來是西方的文化占據(jù)了統(tǒng)治的地位，我們下面帶來我們的企業(yè)走向全球，面臨一個最大的問題，我們就是適應性生存。文化給我們創(chuàng)造了一個生存的環(huán)境，我們如果是自己帶有自我的文化，在一個文化不相容的文化范圍中間生存，我們能不能生存？如果不能生存，我們的選擇是什么？我們壯烈的犧牲，為了捍衛(wèi)我們的文化，我們還是選擇變通，來適合企業(yè)的發(fā)展，延續(xù)企業(yè)的生命，跟文化中間某些問題、某些方面、某些點進行交融？最后變成的那個文化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我們傳統(tǒng)中國的。

　　剛才吳建民大使也說了，現(xiàn)在跨國公司逐漸變成了全球的公司，就是跨國公司在逐漸的淡化了他們的國籍，我們公司是一個法國企業(yè)，兼并了朗訊，又變成美國的，美國跟中國不友好的時候，臺灣什么，跟達賴什么不友好的時候，我們就把法國的企業(yè)拿過來，我們就把朗訊美國的成份放下來了。如果是布什到中國來訪問了，我們又趕快把朗訊這個牌子拿出來。最后我們就發(fā)現(xiàn)，實際上是完全為了一個企業(yè)生存小小的變化，我們這個企業(yè)真正是沒有國籍的，股民是全球的，投資者是全球的。但是在公司里面有一個文化是主流的，所有的工作語言都是使用的英文。為什么呢？這個里面有文化的優(yōu)勢，所有人來了只有用英文溝通的成本最低，這個是不是我們向一種文化妥協(xié)？尋求一種生存必要的環(huán)境呢？我們如果抗拒這個環(huán)境怎么辦？我們就不在這個系統(tǒng)里面生存。

　　我非常贊成愛德格·霍泰德先生所說的個人和系統(tǒng)的觀點，內圣外王是我們一種修為的要求，是我們過去儒家文化要求道德上止于治善的一種內在修為，有了這種修為之后，我們最后能夠體現(xiàn)出治國平天下的能力，是具有道德感化的化身在后面支撐著，所以有底蘊。但是我們在快速變化的市場上，我們的道德修為要適應還是修為？在這個中間要妥協(xié)的時候怎么辦？這就是文化的困境。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我們不能放棄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最好的內容，但是我們必須要適應性生存。我們講天人合一，人是很渺小的，外面總有我們的環(huán)境，我們今天可以變成一個系統(tǒng)，造成我們今天聚集目前到這里來的有一個環(huán)境對于我們的約束，我們今天聚集到這一塊，我們有這樣的文化氛圍，有這樣的企業(yè)家，我們今天有這樣的市場，有這樣的經(jīng)濟制度等等。所以我們是不斷的被環(huán)境約束，我們企業(yè)的生存不斷的被環(huán)境做選擇，存在必定是一個被選擇的經(jīng)過，存在絕對不是自身發(fā)展，存在是很重要，但是歷史就是只有重復，只有被選擇才是歷史。曾經(jīng)的某一個事件都是非常之精彩的，但是它沒有重復，沒有被最后選擇，我們不知道，我們記載下來的精彩是被我們不斷千百次重復的我們認為的歷史。

　　剛才夏總所說的，我們在國外看到上百年的品牌，留存到今天早不是他爺爺?shù)臓敔攧?chuàng)造的東西了，早已經(jīng)是在不斷的融合了，包括股權結構也在不斷的融合，不斷的變化。所以我們是不是覺得有好的東西舍棄了很可惜我們就要放慢腳步？我們放慢腳步的代價是可能不能生存。作為企業(yè)家有的時候是非常之無奈的，我們知道有好的東西，但是環(huán)境壓迫著我們不得不向功利的里面，不得不向世俗的一面進行妥協(xié)，有的時候妥協(xié)也很痛苦。

　　梁冬：基本上來說，達爾文的進化論仍然是生物界比較主流的思想，現(xiàn)在存在的生物基本上是被選擇的結果，企業(yè)也是這樣。經(jīng)過了一輪又一輪的選擇之后，它最終會發(fā)展出一套適合在這樣一個時間和空間下生存的策略。而這個觀點其實和中國文化并不矛盾，中國文化一直強調變異，可以說所有中國文化都來自于易經(jīng)，就是在新的環(huán)境下做出新的變化，而這個變和不變就是更遠的一個話題了，我們不在這里討論。

　　下面我還想請問一下威能總經(jīng)理王偉東老師，剛才有不同的觀點，有些講到企業(yè)，講到民族等等，作為一個華人，您在德國公司里面工作，我想請問這個文化在你身上有所體現(xiàn)嗎？您又如何回應？

　　王偉東：的確，作為一個華人，在德國公司工作了五六年，中間肯定是有很多的沖突，無論是文化還是經(jīng)營管理方式，但是有一點，既然你在人家的公司打工，或者做職業(yè)經(jīng)理人，你首先就像剛才劉江南先生講的你要適應，你適應之后然后再改變。

　　我先講一下威能公司，它是成立于1874年，到現(xiàn)在為止是136年的歷史，它從開始到現(xiàn)在一直是家族持股，同時也一直專注做生物能熱水和獨立功能，這兩點很難得。剛才夏女士講要耐得住寂寞，我跟這個家族溝通也比較多，每次我到德國去他們都跟我聊一聊在中國的發(fā)展，我有很多新的想法和建議，但是他們就問兩個問題，第一這個是不是我們原來制定的5年、10年戰(zhàn)略之內的？第二是不是跟我們整個的產(chǎn)品方向相關？如果這兩個都能滿足就去做，如果兩個有一個不滿足的話，那么對不起，這不是我們的范疇。所以我的感觸就是，當你在一個新的環(huán)境下，你適應之后才可以改變。我之前是在另外一家公司康明斯，原來是負責東亞市場的，后來加入威能，他們對我比較信任，兩年之后就把全國整個的業(yè)務交給我，這三年我們確實每年增長30%到40%。但是德國人看的是長期發(fā)展，看整體是不是按照我們原來商定的做法做出去的，是不是按照這個方向走出去的，我覺得像這樣的德國企業(yè)在德國還有很多。

　　我不知道大家在座有多少人去看過世博，我記得有一個網(wǎng)站曾經(jīng)做了一個調查，你看到的這些世博館，最愿意再看到的有哪些？后來大家的投票就投出兩個，中國館除外，一個是日本館，一個是德國館。我覺得這說明了什么問題？并不是說他們投資多少或者是放多少錢在里面，建多長時間，因為大家都是差不多同一時間開建的，就說明德國人和日本人做事是非常認真的，而且這種認真是值得中國人好好學習的。既然我們談到國學，我想陳院長肯定對國學很有研究，我反復想的就是兩句話，一個是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做人也好，做企業(yè)也好，如果沒有一個長遠的方向的話，肯定考慮的是今天明天短期的收益或者短期的得失，這是做企業(yè)盡量要避免的。另外一個是有所不為才能有所為，像威能公司這樣，真正130多年的話肯定放棄了很多的機會，但是它一直專注做這個領域和這個行業(yè)，所以到今天它做的是最高端的，同時也是最強的。因為它在歐洲有27%的市場份額，在全球有22%的市場份額。

　　梁冬：謝謝，我覺得今天的話題其實同樣對應一個主題，比如說談到系統(tǒng)和個人的關系，有所為和不為的關系，內和外的關系，自由進化和堅持自我文化的關系，還有快和慢的關系。這些問題其實到最后都落實到一個討論里面。這些看似矛盾的雙方，我們最終如何把它協(xié)調起來？我覺得剛才大使講的那句話非常好，他說西方文明給我們帶來的是二元對立的觀念，但是我們最后有一天是不是能夠把這個兩元變成一元？變成沒有對立的關系？如果在這個過程當中發(fā)展出一套艱巨的文化體系？可能是我們以后可以發(fā)展的一個方向�；蛟S有一天當中國的企業(yè)家邁向全世界的時候，或者更成熟的時候，它們可以把一種更加元戎、更加寬容的態(tài)度貫穿到他們的企業(yè)經(jīng)營發(fā)展理念當中去，這樣的話慢慢開始讓全世界的人開始尊重中國的企業(yè)家，這是很漫長的過程。

　　下面希望在座的五位各自用一句話來表示你們對于中國企業(yè)未來的期許！

　　愛德格·霍泰德：我想引入一句話的話，就是中國的企業(yè)在快速的成長國際化的道路當中，能夠更好的融入并且吸收來自其他國家不同文化的優(yōu)勢和長處，為我所用。

　　王偉東：不要求做最大，但是你要求最強。

　　陳來：剛才梁冬先生總結處理這樣一對一對的矛盾，我想元戎的智慧就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所追尋的智慧，也是內圣外王所追求的智慧，內圣外王就是內外合一，特別是原始的出處就是這樣，在莊子《天下篇》當中講的就是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源于一。圣人有一個生成的根源，王是有成就的根源的，這個根源在那兒？皆源于一，就是一二三四的一，是一個整體的一，元戎的一。所以莊子對當時百家爭鳴的批評就是說，百家都只是了解一個方面，抓住了矛盾的一個方面，沒有從總體上的把握，所以這個“一”就是代表內圣外王的是處理各種關系的境界。

　　我想講的一句話就是“變特殊為普遍”。中國文化作為一個獨立的文化來講是特殊的，但是如果這個特殊的文化里面有可普遍化的因素，他就可以有一個可普遍化的過程，把自己上升為普遍，就是中國的管理文化也好，在它走向世界的時候，跟不同的文化打交道糾合的時候，它就是一個可普遍化訴諸實踐的過程，把自己從特殊推向提高為普遍的過程。但是在這個過程里面，比如剛才講日本的文化和德國的文化是認真和紀律的問題，他就可以從這個過程當中得到普遍化，在這個普遍化過程當中，和當?shù)氐奈幕�有一種融合，那是另外一個問題。所以我的一句話就是“變特殊為普遍”。

　　劉江南：我問陳老師一個問題，你剛才說的中國的文化要走出去跟世界各個國家的文化融為一體，融為一體中間會不會像宋明理學似的？或者是中國的儒家文化跟佛教融為一體的時候，還能突顯儒家文化特有的特質？是融了別人的為我所用？還是在融入文化的中間失去了原有的東西？上次有一位學者講，他參加全球性儒家文化的研討會，最后大會的結論就是，世界到今天的科技進步和財富積累與儒家文化不相干，這個您怎么看？

　　陳來：這個不相干的講法我覺得太絕對了，假定我們看日本的企業(yè)文化，這個文化跟他們的傳統(tǒng)有密切的關系。比如說剛才王先生講的認真，日本人的認真就是宋明理學里面“敬”的精神，一個出租車司機你看他穿的整整齊齊，雙手緊握方向盤，戴著跟軍隊一樣的帽子，白手套雪白做他的工作，那個精神其實就是傳承下來的宋明理學的敬的精神。再回答劉先生剛才的問題，可能在這個過程當中他不是單一的來吸取古代的價值，是從不同的方向，比如我們現(xiàn)在了解儒家就是孔子講的仁愛、仁義，可是日本人吸收的是敬的精神，也是儒家的一種。所以在走向世界的過程當中，可能根據(jù)不同的因素，結合的是儒家里面不同的方面來造成的一些成功，或者說妥協(xié)。

　　劉江南：我們在行為過程中間，每個人的行為，不管是企業(yè)還是社會，是不斷的自我糾偏的過程，我們適應環(huán)境也是自我糾偏的過程，所以糾偏的過程在道德文化上有經(jīng)典的，經(jīng)典是我們的標準，我們的行為是跟環(huán)境，如果是道德修為的話是跟經(jīng)典，就是這個要求在什么地方？我進行反思和糾偏。剛才陳院長所說的，像日本人這些精神，我在其他場合的時候也聽過有些專家講，特別是國學的老師講過，基本上是在發(fā)現(xiàn)了人家的一個特點，然后我們自己國學里面找答案，但是人家承認不承認是另外一回事。你說人家司機戴著帽子有我們宋明理學敬的精神，也許就是資本主義簡短、有效、功利、契約。今天的經(jīng)濟發(fā)展了，對于糾偏的標準，跟我們儒家文化有缺德性的關系嗎

　　陳來：我講這個話不是隨便講的，并不是像他講的，好像我們這里也有，就說是從我們這里來的，如果研究日本的文化，你看他怎么樣吸收宋明理學？特別是怎么強調人格心態(tài)的發(fā)展對于日本民族的影響，你就知道這是自然的，這個“敬”不是我們今天硬加進來的。

　　梁冬：我特別想問一下愛德格·霍泰德先生，你聽了他們兩個的討論以后有什么觀點要和大家分享的？

　　愛德格·霍泰德：剛才在二位的辯論當中我也在思考一個問題，就是剛才教授提到的，西方所謂一些無論是商業(yè)或者是其他方面一些精髓的好的東西，是不是都是可以在我們中國傳統(tǒng)文化當中找到它的影子，無論是三四千年還是在近代。在前面的談話當中我自己也提到了關于公司治理和來自于董事會的觀念，雖然我不是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的專家。我想到了在幾千年前中國古代的皇帝也是有他們的智囊團，也有類似于宰相、丞相這樣一些職責的人幫助治理國家，提出一些觀點和建議，幫助國家政策方面來糾偏。我確實也看到了，確實在中國古代文化當中，在古代中國治理當中，也有所謂的企業(yè)治理和董事會的影子。但是從剛才專家談到的內容當中我們也感到，中國確實有這么一種傳承，有這么一種歷史，無論是道家的還是來自于其他學派的，我們都有個人的權威觀點，一些理想和道德存在，我們看到西方國家，自始至終都有所謂的公司治理和機構這種組織的力量存在，來幫助更好的實現(xiàn)一個機構、一個實體的發(fā)展。關于中西文化比較有很多有趣的案例，我在這里不一一列述了，在西方管理組織方面有很多的積累和成就，可以為中國企業(yè)現(xiàn)在去學習，因為我們中國的企業(yè)現(xiàn)在面臨著更復雜、更艱巨的任務，我相信可以有很多相互借鑒和學習的地方。

　　劉江南：我們不是在妄自菲薄說我們中國文化現(xiàn)在落后，實際上我們是有一種憂患意識，就是我們可以在世界的文明中間找到中國文化的影子，找到中國文化的影響和存在。但是不能說明我們今天中國文化是具有文化優(yōu)勢，這是兩回事。如果我們這種文化優(yōu)勢一直不能夠回歸到我們中國儒家文化的基礎上來的話，再過多少年我們這種中國文化的優(yōu)勢可能就變成一個學術去討論了，就變成一個歷史去研究了，不是作為我們社會行為的一種標準，不是我們所說的，所有人日用而不知的道，我們這種道的影響來源于儒家文化的影響肯定會越來越淡泊，越來越失去，這是我們要憂患的。我們現(xiàn)在說的世界到目前為止所謂的四大中心文明，這四大中心文明都是在歷史上做過官方的主流意識的，至少是作為官方主流意識形態(tài)被保存了。我們現(xiàn)在完全靠著文化去影響，商業(yè)作為文化的載體是不是有一種可能性？比如李書福收購了沃爾沃，這種通過資本暴利獲得了在公司里面控制了正當權利的時候，他能不能作為中國文化的載體帶過去？首先他自己有沒有這個文化修為，他的文化修為在那個環(huán)境當中能不能生存？也許能夠生存，過兩天我們看到的李書福已經(jīng)不是今天的李書福了，是瑞典的李書福。

　　梁冬：我有兩個問題要問大家，你剛才提到的吉利牌沃爾沃，你認為有一天李書福會變成成一個能夠操控吉利牌沃爾沃的人嗎？我們不要用凈化這個詞，他個人會變化成為可以控制吉利牌沃爾沃全球性汽車集團的人嗎？

　　劉江南：這個問題從兩個方面來看，在全球跨國公司領導者的選擇的機制和李書福今天的機制是不一樣的，跨國公司的董事長CEO被選擇是有類似于團體委員會提名的。比如說阿爾卡特的董事長，阿爾卡特有一個提名委員會，這個提名委員會的成員可能是道達爾的董事長，可能是家樂福的董事長，是這些大的集團公司的董事長組成的提名委員會，他替那些不認識的股東去選擇一個替你們掌管你們財富的人，這是一種機制。這種機制說句實在話，在今天中國的企業(yè)家中間進入到這個系統(tǒng)至少還有10到20年。我們看到今天中國在本土上非常優(yōu)秀的企業(yè)家，他是非常優(yōu)秀，但是在那個系統(tǒng)被認知，被認可還需要一個過程。通過這種所謂的資本暴利獲得的權利，就像李書福這樣的，拿錢收購有點像革命黨的意思，不是執(zhí)政黨，就是我取得這個權利是通過資本暴利，所以我就獲得了在這個公司控制的正當權利。盡管這個資本是我組織來的，但是我代表了。你獲得了這個權利，并不一定說你在那個環(huán)境當中就能夠生存，我們看到了很多走出去的中國企業(yè)家，法國的湯姆遜被收購，阿爾卡特手機被收購，現(xiàn)在的生存狀況是什么樣的？大家可以上網(wǎng)去查。如果是生存的很好，它必須要向環(huán)境做妥協(xié)，如果他不做妥協(xié)的話，一定是駕馭這個環(huán)境之上更高的獨裁者，否則跟今天的原理就相違背了。我不相信他是不妥協(xié)的人，吉利牌沃爾沃能生存，他要能生存，一定是妥協(xié)之后的沃爾沃活動的吉利。

　　梁冬：請原諒，在奔馳的活動上花了五六分鐘談吉利牌沃爾沃，我想問一下愛德格·霍泰德先生，您剛才提到了“道”，我們都知道中國企業(yè)家跟道家有很密切的關系，話題也很深入，你怎么看待道家文化對全世界的影響？以及你們作為一個西方管理專業(yè)者，你認為道家思想還有價值嗎？

　　愛德格·霍泰德：首先我要承認，我并不是道家這方面研究的專家，有一點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任何一個國家的文化和歷史，無論對這個國家也好，對這個國家所在的企業(yè)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任何背離這些文化傳承的國家和企業(yè)都不會有長久的發(fā)展。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中國企業(yè)在扎根中國本土的文化、歷史和傳承的過程當中，我們依然要學習如何更好的融入世界，融入各種不同的文化，這樣我們才有機會能夠成為一個真正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全球化企業(yè)。另一方面大家也要看到，所謂的西方文化或者說是世界各國的文化是存在著很大的不同的，我曾經(jīng)在歐洲生活了9年，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在西歐很多的國家也有各自的特色。對于我們中國的企業(yè)，特別是一些中國的私有企業(yè)來講，我們更多的是脫胎于中國本土文化，但是我們始終不能放棄對于一種包容心態(tài)、多元心態(tài)的學習和認識。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就是來自于中國的中海油，這是一家扎根于中國本土，有著深厚中國背景的企業(yè)，但是他依然有全球化的視角融入到各個國家成功的運作，他的總裁魏家福先生就是有這樣的想法和理念的。另外一個例子就是一家意大利的公司，它也是一家家族企業(yè)，有著兩百多年的歷史，它有一種非常好的文化，就是意大利所謂的傳統(tǒng)家庭文化，它能夠把世界各地的員工很好的聯(lián)系起來，給他們關愛，給他們以信念。我想這也是既保留好本土的文化，又能夠融入企業(yè)世界各地的絕密。我也希望我們的中國企業(yè)家，我們中國的運營管理者有更充分的信心，當你以一種開放的心態(tài)、開放的眼光來面對世界的時候，你會發(fā)現(xiàn)這個世界同還是大于異。其實我們可以想到，很多西方的管理理念也是向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來取經(jīng)，當你以這種開放的心態(tài)面對世界的時候，你會發(fā)現(xiàn)大家有很多的相同點，做事也會更加容易。

　　梁冬：請問夏華女士，你認為中國企業(yè)在面向全球化過程當中有什么樣的機遇？

　　夏華：這也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部分，不講著說話是說不上話的(笑)。我想說的一句話就是，剛才一直在談內圣外王的事情，其實我覺得《中國企業(yè)家》關于這個話題討論了很久了，對于“圣”的理解我覺得是狂而克，如果只狂不克那是瘋子，不會有結果，我覺得他們特別懂得什么時候該狂，什么時候該克。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外王，我覺得他們特別懂得是修而揚，在國內學習，到國外揚自己的名，才能站得住腳。還是回到剛才梁冬的話題，中國的企業(yè)不管以怎樣的方式，走全球化的路，是走進來還是引出去還是合作的方式，但是我們永遠都要記住，它絕不是駕馭而是適應，它也絕不是堅守，而是融合，我覺得這才是中國企業(yè)全球化當中我們必須去堅持的一個觀點。

　　梁冬：下面我們還留了一些時間給在座的朋友提問。

　　問：很高興能夠參加今天的會議，我是張宏云，今天聽完了幾位嘉賓的討論之后，其實我想請問劉江南劉總一個問題，中國從建國以來這個過程先是經(jīng)歷了一個政治年代，現(xiàn)在又經(jīng)歷了一個經(jīng)濟大潮，政治、經(jīng)濟都過去了之后，從世界的趨勢來看，應該是什么樣的東西再主導人們的思考？像靈魂層面的東西，有的人說進入了宗教時代，有的人認為進入了信仰時代，現(xiàn)在國家出現(xiàn)了這么多事情，像殺小孩等不正常的心理狀態(tài)，是什么缺失了造成這種現(xiàn)象？中國文化幾千年來一直在延續(xù)，可是跟社會的這種交替和融合，我覺得一直是兩張皮，在做的東西，也就是體和用的關系，拿文化做體，但是實際上用的東西好像跟文化又離得很遠。所以我覺得下一個時代，甚至二十年循環(huán)下去，我想請問一下劉總有什么樣的預見？

　　劉江南：這個話題特別大，應該是陳院長回答。我先簡單拋磚，后面把翡翠引出來。經(jīng)濟的發(fā)展是伴隨著人類活動一個必然的過程，高潮過去后面是什么現(xiàn)在很難說。按照今天我們社會的現(xiàn)狀來說，我覺得最關心的，就是這個社會系統(tǒng)的約束力存在不存在？這是很重要的，我們社會上可以發(fā)生這樣或者那樣的事情，但是如果這些發(fā)生的事情還在我們可以控制和約束的范疇之內，可以進行糾偏，這個社會還可以向前發(fā)展。就怕這個社會已經(jīng)發(fā)生的事情，而且也缺失了糾偏的能力，這個社會就到了崩潰的邊緣。如果到了那個時候我們要討論重建社會的價值觀是什么，我們要重新構建社會的藍圖是什么�，F(xiàn)在過早的提這個問題可能會影響到社會的整體約束，就像剛才德國的朋友說的，講到系統(tǒng)的約束，我們最主要要成立一個公司，對這個公司管理運營的好，是我們對這個公司作為一個系統(tǒng)約束力夠不夠。如果我們對它的約束力不行，越來越差，我們公司里面最擔心的就是這個，相互在組織過程中間多余量過多，比如說我們剛剛組成一個公司的時候，每個人都積極的投入工作，當我們工作到一定時間的時候，我們就把個人的興趣愛好都帶到公司里面來，這些就是公司的多余量，如果這個多余量不能有效的控制的話這個公司的效率就會下降。我們下達一個指令的時候，這個指令在公司的反響程度就會很慢，越來越慢失去了競爭的合力，就被環(huán)境淘汰掉了。這個社會也是這樣，最擔心我們所謂的社會多余量是不是已經(jīng)足夠的沉積到我們這個社會控制力的衰弱？這是我們最關心的事情。

　　陳來：我接著劉總的話來講，如果從政府的能力來說，我相信從中央到省市現(xiàn)在我們還是有這個能力來控制局面的，我們現(xiàn)在遇到的挑戰(zhàn)越來越多，控制局面的能力不夠�，F(xiàn)在我們雖然能夠控制，但是不能僅僅訴諸控制于政治或者法律強令對待這個問題，一定需要文化的力量。我們怎么樣能夠積極的銜接中國古代傳統(tǒng)文化的各種因素？中國傳統(tǒng)理想的社會不是依靠政治和法律和刑法的力量主導的，恰恰它是希望非法律的刑律等，是利用民俗、道德的資源來調整這個社會。

　　這些年來我們經(jīng)歷了不同的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可以說是代表政治復興的開始，就是政治獨立。改革開放以來，所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從經(jīng)濟上來看，這三十年非常明顯。但是這個復興還不夠，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一定要包含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這個在過去的30年應該說并不凸顯，我們看到鄧小平先生的理論就是摸著石頭過河，文化發(fā)展的觀念在他那里并不突出。今天我們走過了政治和經(jīng)濟的時代，你說第三個時代我相信應該是中華文化復興的時代。當然這并不是說未來20年是中華文化復興的時代，我們經(jīng)濟不要再發(fā)展，政治不要再改革，不是這個意思，就是說中華文化的復興，這個命題可能要更尖銳的提出來。

　　劉江南：我們講中華文化復興，我覺得不是一句口號，因為中國的民族從來不敬神，敬神一直是官方的事，老百姓不敬神是信巫，今天你說是文化重建構建，具體是構建什么？

　　陳來：中華文化的發(fā)展應該是全方位的，包括歷史、文化、宗教、哲學等等。就中國來講，如果我們用西方的概念來講，中國好像不是一個宗教宰制的國家，西方我們稱三教合一，這是一個教化體系的問題，事實上看宗教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定義，比如說信神，可以相信超越的世界，最重要的它在歷史文明中能起到一個支撐的力量，是提供一套理論原則為基礎的教化體系。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你說中國有宗教可以，只是說我們這個宗教不是依靠神性的，或者是另外的一種其他的宗教所表達的那樣。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以前很多前輩有一些講法，比如有的講中國的宗教叫人文教，有的講中國的宗教叫德行教，就是這個教化的體系成為一個傳統(tǒng)，但是并不是依靠超越界的支持，是依靠對于文化的自覺和對文明的高度信任，這是講到宗教的問題。

　　另外要說層次，應該說中國的文化層次是很多的，比較低的層次是信魂弄鬼的，但是中國始終有一個傳統(tǒng)，就是士大夫的文化著力滲透和主導著民間的文化，當然這個互動在今天來講要通過不一樣的形式，但是中國的傳統(tǒng)是這樣，就是整個中國的文化，如果從三千年以前來看，是從巫的文化走向一個理的文化，最后走向儒的文化。從原始宗教到倫理宗教的變化，就是不斷把巫的水平提高到道德倫理的層次。這個過程就是一個道德化、人文化的過程。在春秋的時代一直到孔子的時代，基本上這個過程已經(jīng)完結了，以后我們一直走的是一個道德宗教的路子。

　　今天我想我們可能仍然要堅持，不是說要跟大眾分離，就是知識分子也好，知識精英也好，仍然要堅持這種道德的操守，堅持把這種價值在社會當中挺立起來，而不是隨波逐流，處處媚俗，應該跟老百姓的文化有一種合理的結合，不能說老百姓講的都是對的，老百姓的政治要求和民生要求是對的，但是從文化意識和宗教意識上需要引導。荀子以前講的很清楚，儒家本來是主張有神和鬼的世界，但是為什么還要重視祭祀？墨家就攻擊，儒家說是從教化的責任來講，百姓以為神，君子以為文，就是說給百姓留出這個空間沒問題，但是君子很明白，這是以為文，是社會文化的一部分，并不表示君子本身就是相信的，所以采取這樣的辦法來處理，我想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梁冬：非常好，每一句話我都聽懂了，但是連在一起我不是很懂，所以我想請問剛才提問的那位朋友你聽懂了嗎？如果你用一句話或者兩句話解釋一下你聽到的東西的話，你聽到了什么？我特別想跟你交流一下。我有一個很奇怪的感受，就像英文字母一樣，每個字母我都認識，連在一起我就不認識了。他講的每句話我都聽懂了，我想請教這位朋友，您聽懂了什么？或者你覺得兩位老師的答案回答了你的困惑了嗎？

　　問：我覺得聽陳老師講完之后，好像進入了一個學堂，又開始進入學院派的一個學堂。聽劉總講完之后，把他需要抓住的那些點抓住了，但是沒有解決掉。所以我自己的感受，我覺得可能未來的這一個世紀實際上要解決根的問題，也就是說要解決一棵樹樹根的問題，看不見的東西可能決定了看得見的東西，實際上這個東西可能就是價值觀、文化，甚至是宗教體系這么一個東西。所以我倒想，如果按照這么一個龐雜的學術構架來談這個問題，可以談的很漫長。但是我覺得就跟中醫(yī)看病一樣，能不能配出一個現(xiàn)階段的藥方？下幾味以后，看看最管用的是什么。這個人得病可能時間很長了，真正治的時候怎么辦？內圣外王我覺得當然是最后健康的結果，但是這個結果一定要有一個手段，沒有一個治病的過程可能這個結果很難出現(xiàn)，所以我就想這個藥可能確實也是需要很好斟酌的一件事。

　　劉江南：我剛才留了一部分，讓陳老師來回答，這不是我的專業(yè)，你說到對于未來預期的看法，首先我們都不是算命先生，特別我們是搞企業(yè)的，做的最好的就是德國的企業(yè)和日本的企業(yè)，他們把未來不確定的東西盡可能的變成確定，這是掌握、控制和把握一個企業(yè)很關鍵的。為什么要規(guī)范人的行為？就是能夠對未來的預期進行確定化。但是我們講社會的問題很難是確定化的。50年代的時候有一本書叫《原子世界》，那個時候就預測了會有今天的網(wǎng)絡社會出現(xiàn)，那個書上就說了，將來的原子世界中間，每個人都坐到家里面根本不出去，互相之間不交流，完全通過今天的網(wǎng)絡，電子化進行生活和交流，提出的問題是，社會進入到這個狀態(tài)，我們人類有沒有智慧去管理這樣的社會？

　　所以您剛才說的經(jīng)濟大潮過去之后，包括我們社會的科技進步，現(xiàn)在不斷在挑戰(zhàn)我們人類，最主要的是我們管理這樣社會的能力和智慧有沒有？陳院長剛才說原來我們的士大夫精英文化是滲透到民俗，對他們進行文化的影響�，F(xiàn)在的網(wǎng)絡語言是返過來影響社會精英，社會精英要不用什么“雷”，什么“磚”這些字的話別人就聽不懂，所以到底是誰影響誰？現(xiàn)在這個社會在發(fā)生著變化，我們學者還在引經(jīng)據(jù)典，像梁冬說的，有知識有文化的人對這些有點抗拒和排斥。

　　梁冬：我不是排斥，是個子矮，沒有夠著。

　　劉江南：這種文化精英理念的傳播方式和方法都開始受到了挑戰(zhàn)，所以你說20年之后是什么？說句實在話，我不知道，誰說他知道的話我也不相信。

　　問：各位學者，各位企業(yè)家朋友們，大家下午好！

　　我是來自北京百合園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的，今天一下午我聽到了好多關于講國學的智慧，也非常的感謝《中國企業(yè)家》以及戴姆勒有限公司給我們搭建這樣一個平臺，今天下午我們雖然聽到的是國學的智慧，但是我領略到更多的是怎么樣治理我們的企業(yè)，我想有一個問題提給陳院長。今天下午您提到了一個非常好的觀念，就是內圣外王，我對您給它做的解釋非常感興趣，就是說內外兼修這樣一個理念。我感覺中國的企業(yè)家非常多，成功的企業(yè)家也非常多，我們不缺外王，我想請教一下陳院長，我們如何的去做內修？我們從哪幾個方面來去做內修呢？

　　梁冬：我們不缺外王，但是不夠內圣，如何內圣？

　　陳來：我想這個問題對于我們來說還是很生疏的，作為企業(yè)家群體，怎么樣做內圣的工作對于我來講還是比較生疏的。我想只要是人，境界的提升是不斷的，以前講境界至少有四個，包括自然境界、道德境界、超越境界和天地境界。香港有一位哲學家分成九個境界，佛教傳統(tǒng)上可以分得更多，我想這都沒關系，人的境界是要不斷的提高的，這是無止境的過程，內在的修為是沒有止境的。所以我想不管是企業(yè)家還是做其他工作的人，內在的智慧和德行，這個修養(yǎng)應該是不斷的提升，來應對我們所面臨的各種挑戰(zhàn)。

　　愛德格·霍泰德：其實我想談的是內外兼修，“內”可能還有另外一層意思，這個“內”不光是來自于企業(yè)自己的內心，也在于內部企業(yè)的管理，“外”可能更多的是針對外部環(huán)境，包括各個利益方。其實我可以看到很多成功的中國企業(yè)家是真正做到了內外兼修，而且是從我剛才談到的兩重的標準上，比如像阿里巴巴的馬云，比如像匯源的朱新禮等等，我相信一個非常好的中國企業(yè)家，在內可以處理好企業(yè)內部的關系，處理好企業(yè)家自己的內心，同時也可以處理好外部的商業(yè)環(huán)境。

　　梁冬：這個內外兼修的過程，你作為一個職業(yè)經(jīng)理人如何去修煉自己的內心？這個企業(yè)不是你的，雖然你是高管，但是畢竟不是你的，你如何修煉自己內在的這些修為或者心智模式？來達到一個外王的境界？來達到可以影響改變外部環(huán)境的境界？

　　王偉東：我原來以為我進入這家德國企業(yè)是能夠貢獻很多的，但是加入之后我發(fā)現(xiàn)我學習到的實際上比我拿出來的還要多，我確實對于整個德國企業(yè)，尤其是這一家企業(yè)的做事風格比較欣賞。剛才這位女士問的這個問題，我覺得從幾個方面我們要做一下自己的內功修煉。

　　第一要誠信。無論是做人還是做企業(yè)，一定要做到誠信。我原來最早在美國一家公司，他們收購了一家做吸塵器的公司叫胡佛，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胡佛原來曾經(jīng)在歐洲做過促銷，買胡佛吸塵器，送一張免費從倫敦到紐約的往返機票，大家可以算一這個帳，600美金的吸塵器，送一張2000美金的機票，他們沒有控制好時間，大概10萬多用戶在那幾天之內蜂擁而上，把吸塵器買下來，人家買了吸塵器之后扔掉，免費到美國流有了一次，整個這個企業(yè)就基本上快做垮掉了。他們董事會研究決定，拿出5個多億美金的錢，就是為了信守這個承諾，后來花了5億美金做了非常成功的營銷，整個歐洲和美國老百姓都知道了胡佛，這就是誠信有所回報的例子。我們國家有些企業(yè)誠信做得確實比較差，這需要一個過程。尤其是像德國企業(yè)這樣做到百年老店的話，誠信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做事情一定要踏踏實實。我們公司到現(xiàn)在為止，確實也是做一些宣傳，但是58%的客戶還是回頭客，也就是說是通過口碑來營銷，也就是說你的客戶覺得你的產(chǎn)品好，覺得你的服務好，他們自然還會回過來，推薦給朋友購買你的產(chǎn)品和服務，我覺得這一點我們一定要做到，否則的話你可以騙人家?guī)滋�、幾年，但是不能長久，所以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是創(chuàng)新。你做了這些東西之后，你的企業(yè)還要有所創(chuàng)新，就像威能公司，我們在做采暖設備的時候，還要把全球最先進的電子控制系統(tǒng)，全球最先進的地緣熱泵，太陽能系統(tǒng)要融入到整個系統(tǒng)當中，這樣的話滿足高端用戶的特定需求。同時在企業(yè)內部的管理方面也要做到創(chuàng)新，我們公司在不斷的學習和創(chuàng)新，結合公司內部特點進行運營。

　　第四除了創(chuàng)新之外，我們所有做企業(yè)的都要做的就是一定要融入和向外學習。德國企業(yè)到中國來之后，很多企業(yè)開始他們幾十年一直堅持用德國人做負責人，不但是全國的負責人，甚至我們每個地區(qū)的負責人都是用德國人，后來確實發(fā)現(xiàn)在溝通、應用上都行不通，慢慢的一級級開始發(fā)生變化，現(xiàn)在我們公司工作的德國人都是一些專家做咨詢的，現(xiàn)在沒有決策和執(zhí)行的角色。這樣的話我覺得只有不斷的創(chuàng)新和不斷的適應，企業(yè)才能長久的發(fā)展。

　　梁冬：非常好，在整個談話結束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忙碌的時代，大家愿意拿一個下午的時間來在這里坐而論道，在這樣一個空間里面聊，其實無疑本身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而這些奢侈一方面是有人發(fā)心，有《中國企業(yè)家》，還有一方面是源自于奔馳的贊助�？陀^上來說，我的確偶爾認識幾個有文化的人是和奔馳有關的，這是不容易做到的。

　　在結束之前，讓我們一起再零距離的接觸一下福建戴姆勒外交級MPV唯亞諾的體驗，感謝大家，再次感謝所有的嘉賓，希望大家能夠享受坐而論道的下午，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