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亞洲論壇于3月26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摩根士丹利亞洲區主席史蒂芬-羅奇。

　　Stephen Roach：非常感謝你非常友好的介紹，我非常的高興能夠向這么多人來問候，我們今天是一個非常盛大的聚會，不只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很好的見證，也是對于中國，就是人力資本的品質不斷增長的見證，我想更加重要的資源將會塑造中國的未來，塑造中國經濟的未來。中國在高等教育方面大力的投入，人類經濟學這方面發揮了重要的投入，通過這些投入改善中國人力資本的品質。我也非常感謝劉明康主席，他剛才提出非常重要的問題，提到有關監管自律的理念，還有中國的哲學理念，以及政治理念。我就十分鐘的時間，我想簡單說幾點，就是在最為嚴重的金融危機過后，最嚴重的全球經濟衰退，我們已經目睹這是自1930年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我們需要重新反思我們自己，我們不能夠讓這種災難性的情況發生，我們需要有良好價值觀讓我們實現良好的希望，我反對這樣一種想法，就是2008、2009年的這樣一個危機，過去一個世紀的這樣一個唯一的風暴，實際上這種情況會經常發生的。

　　女士們、先生們，對于那些躺在沙發當中的人來說，他們會這樣去想，但是我認為不是如此，很簡單來說，就是說他們本應不應該發生，在很多地方存在很大的錯誤，包括貨幣的政策，還有財政的政策。實際上我所爭論的這些問題都是深深植根于經濟的增長當中，我們想價格增長，我們不計后果在這種情況，后果是非常嚴重的。因為我們所看到的過去五年的經濟增長，也就是過去金融危機五年的經濟增長，我們反思的話，實際上它是一種人為的繁榮，也是比較痛苦的歷程。那么，我們承擔著一種使命，我們能夠看到2008、2009年發生的這種情況，實際上不是一種不可避免的風暴。他實際上在于金融體制的監管，還有對于金融體制的監管是互相依賴的。那就是說在金融體系當中存在著功能不健全。這邊我會給大家展示幾張幻燈片，從兩個維度去展示事項，還有其所展示的一些影響，包括對于中國所產生的一些后果。

　　首先從這樣一個問題來去開始，我們更為成功的去解決這個問題，就是在全球經濟當中的問題，這是實際的經濟，這是需求層次的情況，消費者的需求。就是各位能不能告訴我們對于真實的經濟來說是不是一種可持續的，我們能夠看到右邊兩個國家，印度和中國人口占到世界人口將近40%，是美國人口的將近10倍，但是他們總共的消費只有2.5萬億美元，能夠看到比美國消費少很多，中國跟印度的情況是相反，不管是美國人，還是歐洲人，還有中國人，法國人、印度人、日本人，大家都非常高興希望我們能夠增長。美國所生產的一些東西，實際上我們很難購買得起。我們就是出現這種全球不平衡的情況，我們沒有成功的解決，這是全球治理的缺陷。

　　同時，在管理金融體系方面，我們同樣有很大的失效，主席先生剛才介紹到，我們在管理金融體系的時候，是基于一種理想的狀況，是一種基于假設來進行管理。缺乏價值，我們需要進行自我的監管體制，他們認為金融工程師，他們有內在的能力，他們能夠去創造非常復雜的，非常創新的這種金融工具，能夠去做一切的事情。包括這種中間結構的儲蓄，然后把風險分配到整個世界各地，以一種非常分散的方式來分配到世界各地。到最后，沒有一個人會提這個錢的，因為他們會通過工具把風險分散，實際上給金融體制帶來問題。對于全球的衍生品來說，有了瘋狂的發展，2000年達到了世界GDP的11倍，當時有些討論，就是監管機構之間有些討論，關于如何去控制金融衍生品。當時的比例只是全球GDP的3倍，我們看一看，我們應該去進行思考。在97年的時候，亞洲出現金融危機，我們能夠顯而易見的看到，我們非常有必要，有非常大的外匯儲備，這樣能夠讓我們面臨金融危機的時候，能夠起到一定的抵抗作用。但是也會出現一些后果，就是說這些外匯儲備又會重新邁回西方金融市場當中去，又會造成不好的后果。

　　金融技術在世界當中，我們原本認為它可以為我們帶來更多的保障，更多的安全性。他們認為這樣會分配風險，但是實際上是錯誤的。我們能夠看一看，這種有毒的資產。看一看全球銀行業的體制，國際金融告訴我們它的資產縮水是2.8萬億美元。所以我們能夠看一看，就是說銀行下降的循環，所以說我們很多人認為危機結束，但是依然我們受危機的影響。這都是有一些央行包括一些政治機構自我利益當中來去造成的后果，這也令我擔憂。一路往前走，我會覺得比較擔憂，特別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所在地英國，還有歐洲，美國再這方面并沒有做出非常出色的工作，很多人認為危機在美國創造的，這是正確的。我們在英國的朋友，還有歐洲的朋友，他們也有很多的有毒資產。但是他們不太能夠理解，但是世界上他們這種規模，要比美國的規模要小的很多。比如說英國和歐洲的這些有毒資產，他的比只有40%，美國60%，歐洲要比美國好很多。我們看一看我們在這方面做什么工作，我希望我們能夠展望未來。

　　從劉明康主席演講當中，我能夠看到這一點，我非常喜歡他這個演講，非常關鍵一點，我們需要重新思考我們政策的使命，我們政治家還有央行都需要去重新思考，我們的體系。就是在我們增長的同時，我們要使我們的增長具有幾個紀律性得到很好的監管，我們要去金融穩定，我認為政策和監管機構的方程的話有些聯系不足。

　　那么西方政府的央行，他們也希望能夠把這種金融穩定性放到央行使命當中，這就是我為什么放棄了別的地方來到了中國，最后一點，中國劉主席剛才也談到，這里我只是強調他所提出的要點，就是中國監管的結構和設計，不能往后看，要往前看。因為中國的增長結構的轉變是不可避免的，正在中國發生，現在正在發生，中國經濟正在經歷大幅的過渡，從過去以出口為主導的會轉變為以較為落后的消費行業經濟的增長。

　　然后我們看一看這種機制，我們需要構建一個安全網，我們知道中國的服務產業尚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當然我們需要新的規定，需要新的專業技能，新的洞察力，還有新的工具。我們的金融體制必須進行改變，能夠讓它在中國下一步能夠進行持續的發展，穩定的發展。非常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