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二

　　2008年12月18日 星期四

　　“把事做好，再做好事”

　　近代以來中國實業家對于社會責任的理解與信仰大約可以概括為兩個關鍵詞，一則曰“產業報國”，再則曰“兼濟天下”。二者的由來，內在的淵源自然是儒家修齊治平的人生抱負，而外在的動因，則是近代以來國困民窮、積貧積弱的局面。因為有這樣的背景，所以中國的企業家，尤其是由士而商的知識分子企業家，從他們辦企業的動機到對待財富的態度都往往令西方人費解。

　　要追溯中國士商的傳統，清末“狀元企業家”張謇是一個不得不提的人物。

　　1894年甲午戰事失利，第二年《馬關條約》簽訂，悲憤的張謇拒絕回北京重新擔任清廷官職，決意在家鄉開辦工廠。在給翰林院辭職書中，他明確地表示：“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

　　隨后30年的人生，狀元公張謇不但篳路藍縷親手創辦了著名的大生紗廠，而且將企業所得的大部分利潤投入家鄉南通的公用事業建設，這個江蘇小城一時成了中國最繁華、富庶和幸福的所在。1922年，上海英文《密勒氏評論報》主筆J•B•鮑威爾到訪南通，驚呼為“中國大地上的天堂”，他在報道中寫道：“張謇以及他的兄長張鮞、他的兒子簡直可以用‘君臨天下’一詞來形容。除了童話故事中對待臣民就像對待子女一樣的慈善君王外，可能無人堪匹。”同年，北京、上海的報紙舉辦“成功人物民意測驗”，投票選舉“最景仰之人物”，70歲的張謇得票最高。

　　這種“活菩薩式”的企業道德觀與企業家追求與馬克斯•韋伯關于新教倫理中天職(calling)的描述大異其趣。

　　“理性的工業組織只與固定的市場相協調，而不是和政治的，或非理性的投資贏利活動相適應。”

　　“在現代經濟制度下，只要能掙錢而且不逾越法律，那么就是長于、精于某種天職的結果和表現，是一種美德和才能。”

　　毫無疑問，新教徒對于自身財富的追求比中國人要赤裸坦白得多，其基本原則是主觀利己，客觀利人，先談利己，再談利人。而中國人雖然也講“義利并舉”，但是“義”字總是擺在前面的。

　　兩種不同倫理觀的源流在今天企業的社會責任觀當中依然痕跡可辨。

　　中國學者徐尚昆、楊汝岱幾年前的實證研究發現，中國企業對于社會責任的理解有幾個獨有的維度，其中包括商業道德、社會穩定與進步和提供就業(注意，這里所說的提供就業是作為做企業的目的，而不是客觀的效果)，而在西方企業極為重要的“股東權益”和“平等”兩個維度那個時候在中國企業調查中并未被特別提出。

　　2007年，非政府組織“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有過一個關于中國企業家社會責任觀的調查報告。其中有兩條結論值得玩味。一方面，企業經營者對公益責任的認同程度低于對經濟責任的認同程度；另一方面，企業經營者對企業的根本責任是“為社會創造財富”和“促進國家的發展”的認同程度高于對“企業的根本責任是為股東創造利潤”的認同程度，這兩種判斷倘若都是肺腑之言，那么合乎邏輯的解釋就是：中國的老板們認為做好企業是第一位的，但是認為做好企業的目的主要是為國家社會謀利益，而不是為自己(股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