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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實驗,從分層的角度看,實際上解釋的是誰得到了什么,我們講分層就是講這個問題。毛主席的時候是強調哪些階級不應該得到什么。
第三個實驗是資源在社會各階層中的配置方式實驗,過去是一種配置方式,今天是另一種配置方式。從分層的角度講,這個是研究叫“怎樣得到的”,這是最核心的問題。誰得到什么只能證明誰得到的多、誰得到的少,怎樣得到更多的證明社會正義,他得到的合理不合理?他真正是一個有本領的人嗎?我算了一下,今天大概有5種得到資源的方式,第一種是比較合理的,叫做市場的配置,這是我們改革以后真的想引進市場機制。與此相反,在改革之前我們曾經想用政府行政方式來配置,這也有其合理性,基本化的配置也是一種配置,比如分房子,也是一種配置。但當時的分配更多強調的是身份的配置,身份配置也有其不公平的方面,但不管怎樣,改革以后的市場配置確實起的作用比較大,應該說是配置里很重要的因素,更多的講的是市場以后的公正方面。
其次是政府繼續(xù)有作用,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來論證,中國這個社會特別奇怪,政府政策居然可以創(chuàng)造結構。我們每一次寫完政府文件,我們今天的社會結構絕對是政府當年的政策文件決定的。
第三個政府配置資源大體上是通過公共政策,而私人權利配置不合理的因素會更多。
第四個配置是單位配置。第五個方面是關系的作用。改革30年,在配置資源上我們確實不能忽視一點,關系非常重要。社會學研究,關系很復雜,有強關系、弱關系、潛在關系,等等。我曾經提出兩個假設,關系究竟是聚財了還是疏財了?很奇怪,兩個方面都有,不管怎么樣,關系配置資源。
最后是老百姓的博弈,特別有意思,老百姓用拳頭來博弈,配置資源嗎?配置資源。比如上次大家看的“全世界最牛釘子戶”,原來是個散打冠軍,為什么他能最牛?他是全國散打冠軍,誰敢惹他?目前有各種各樣的抗爭、抗議,各種各樣的斗爭極其激烈,管用嗎?真的管用。我發(fā)現,最牛的釘子戶得到的資源真的非常巨大,這合理嗎?當然也不一定合理。
最后一個實驗是緩解工業(yè)社會矛盾與沖突的實驗,這是我們今天碰到的。改革以后推進市場工業(yè)化、城市化,全世界都證明,在這個階段里是社會矛盾比較激化的時期。如果是社會矛盾比較激化,就要有辦法。我認為,30年有沒有成功經驗呢?有,我管它叫緩沖機制。我在文章里提過6種緩沖機制,一是基層政府,包括村委會、街委會,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是幫著緩解矛盾的;二是傳統(tǒng)單位緩解矛盾;三是傳統(tǒng)的政治身份,我們仍然有傳統(tǒng)的政治身份群體,前一段時間我研究廉租房就發(fā)現,廉租房是分給那些政治身份地位高的人;四是保障機制;五是中國特色的一個,中國是通過家庭來做社會關系的協(xié)調和疏解,家庭關系也配置資源,一個家庭不是人人都富了,一個人富了以后,父母常常出面,讓有錢人拿出來給沒錢的人,而他不是這么說,他說“我的錢是給小孫子的”,家庭就把資源給配置了,這是中國特色。
以上我介紹一下在共和國60年里完成的四種實驗,這也從另一個側面看出我們社會結構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