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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迎：城市改革分為價格和企業制度改革(2)
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因為亞洲金融危機之前國有企業有困難了，政府要求銀行發放安定長期貸款。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政府認識到如果繼續發放安定長期貸款，整個經濟體系可能直接崩潰，所以政府不再鼓勵，不再要求銀行進行安定貸款。哪兒有出路呢？只能靠上市、靠改制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就引起了朱镕基下決心要改制。很多人認為朱镕基比較保守一點，他自己也強調，所有制不重要，管理制度才是最重要的，國有企業的問題不是所有權，而是管理的問題。事實上正是在他手里解決了大部分國有企業的問題。
除了這些之外，中國的私有企業的發展對國有企業的改革起了很大作用，如果沒有前15年私有企業發展，后15年的國有企業改革也不可能成功。而私有企業的發展，我自己講是三代企業家的實現。第一代，第一個十年是農民企業家，第二代是政府官員轉的企業家，第三代是“海歸”企業家。我們看中國富人榜的統計，前200名富人榜，第一個十年上榜的人，55.3%是農民出身，再加上港澳同胞和農民偷渡到港澳的，70%多都是農民。第二個十年首富榜里72%都是半官半讀出身，或者是國有企業管理人員出身。第三個十年，人數不多，9個人，但是有5個人是“海歸”。這就是三代企業家。沒有第一個十年的這些企業家，非國有企業很難發展。沒有第二個十年的這些官員轉變的企業家，大量國有企業改制也是不可能。
最后一個問題，中國整個改革的邏輯是怎么回事？我自己認為中國改革之所以比較順利，沒出大問題，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最初并不想搞市場經濟，如果一開始就想搞市場經濟，很麻煩，可能就沒有這么成功，我們都是別別扭扭、勉勉強強最后接受了市場經濟，包括價格改革、國有企業的改革全是這樣。
我在1993年的時候打過一個比方，就像馬背上畫白道道，把它變成假斑馬，再變成真斑馬。我講的是一個寓言，以馬為主的寓言。一個以馬為主的村，村長覺得馬不太好，他覺得斑馬好，想換成斑馬。但是村民人不敢，說我們祖祖輩輩都是用馬，你為什么用斑馬？所以村長沒辦法，只能等農民睡覺之后用漆在馬背上畫白道，第二天早晨村民和他吵架，說你怎么把我們的馬換成斑馬了？村長說你仔細看看，這還是馬，不是斑馬。村民一看，真是馬，不是斑馬，村長是在鬧著玩兒。村長每天晚上這樣涂，時間長了，老百姓對馬和斑馬就沒有概念，最后有一天發現，馬全變成真馬了，但是也挺好的，也就沒事兒了。中國的改革很多都是從假斑馬變真斑馬做起來的，像國有企業改革，都是這樣。我相信下一步道路已經非常清楚，怎么減少國家持有，如果我們的公有銀行可以讓外國投資者作為戰略投資者進入，我們沒有理由保持這樣大的國有持股比例。現在有一些“馬”已經變成真“斑馬”，但是有一些仍然是假“斑馬”，我們仍然在置換過程中。我對這個前途充滿信心。
中國的改革很多也是歪打正著、無心插柳柳成蔭，并不是我們當初想象的。比如價格改革，1992年就成功了，1988年就沒有成功。1992年之所以成功是因為搞了三年治理改革，而三年治理整頓的很多目的是反改革的，放開的價格都被收起來。結果改革為價格放開創造了條件，計劃外的價格和計劃內沒有大的差異，一放開就那么回事，而1988年想去改就不行，所以說無心插柳柳成蔭。
中國的改革，是從1978年開始，標志是十一屆三中全會，而中國改革的第一步是在農村改革，農村改革就是包產到戶，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文件明確提出農村不能搞包產到戶，這就很奇怪，中國第一個改革的政治文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而第一個改革是包產到戶，而正是這個文件不允許搞包產到戶，包產到戶是1981年底正式被國家認可作為一個正確的道路，在1981年底之前都是違法的，到1982年一號文件這個名字才被正名。我們改革過程當中有很多都這樣，所以是歪打正著。
但這屬于一個問題，制度改革都是自發的，不像現在我們的人多聰明，還可以做設計，好多小的積累變成大的變革。用現代化目光來看，當初那么艱難的改革，基本解決的都差不多了。未來我們干什么？我再大膽預測一下，我們前30年基本上完成了經濟體制改革，未來30年主要是搞憲政體制改革，有兩個15年，也是有順序的，不能亂來。第一個15年，建立相對獨立的司法制度，政府能要在法制的框架內行事，老百姓也是在法律的框架內行事。中國改革現在有一個威脅，我們經常用所謂的實體正義替代程序正義，比如這是一個弱勢群體，如果他受委屈了，沒得到公正待遇，那他愛怎么胡來就怎么胡來，可以去砸汽車，好象都非常合理，而這是非常危險的。我們要改革，就要堅持程序正義，你有再大的委屈應該通過司法途徑去解決，不應該通過群體性事件去解決。前15年必須解決這個問題，同時使老百姓在任何情況下與政府有爭議可以通過法律來主張。而法院的判決不應該受政府的直接干預。這個問題解決了，就給下一步改革奠定了擴大民主選舉的基礎。這樣再過30年，中國改革開放60年的時候，那個時候不僅是經濟改革基本完成，我們也可以說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也是基本完成。這樣，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到2040年，這200年，按照史學家唐鋼(音)先生的說法，一個大的制度變遷大概是200年的歷史，我們說，未來30年，是中國從1840年開始的制度變革的最后的30年，當然這30年還有好多不確定性，獨立的司法制度非常重要，如果沒有這個制度的建立，前面經濟改革的成就很難鞏固。但是如果我們的司法制度建設好了，前面的改革成就就可以很好地保護下來，包括產權制度的保護，否則我們只能面臨一些改革走回頭路，當然我還是充滿信心，因為中國的改革經常是走兩步退一步，甚至走一步退兩步都有可能，但是大趨勢是比較清楚的，因為這是人類發展共同的規律，西方的國家探索，中國也在探索，沒有一個國家走得很順利，雖然很坎坷，但是最后還是有成功的希望。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