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6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舉辦“第六屆中國改革論壇”紀念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新浪財經獨家直播本次盛會。圖為研究企業問題、企業理論的著名專家張維迎教授發言。(來源：新浪財經 韓明攝)

點擊此處查看全部財經新聞圖片

　　新浪財經訊 2008年12月6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舉辦“第六屆中國改革論壇”紀念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新浪財經獨家直播本次盛會。下面為研究企業問題、企業理論的著名專家張維迎教授在會上的發言實錄。

　　張維迎：在座很多都是體改戰線的老領導，非常高興在這兒聚會。本來是讓我評論柳傳志的發言，因為他現在還沒有來，我就自己講一下。

　　城市改革的方方面面很多，但是在我看來就是兩條線，一個是價格改革，另一條是企業制度改革。價格改革是價值自由化，從政府定價到市場定價的過程，企業改革就是企業的非國有化，或者說是整個經濟的非國有化。

　　我這里有一個判斷，大致前15年，就是1993年之前我們基本上完成了價格的自由化，后15年基本上完成了國有企業非國有化改造。93年之后價格改革已經不再是中國體制改革的關鍵，盡管還有一些技術性的問題需要處理。第二，2008年之后，國有企業改革也不再是中國改革的中心環節，盡管我們也有很多技術性的事情要處理。打個比方，就像毛澤東在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實際上那個時候很多地方還沒有打下來，長江以南還正在戰斗，但是他有信心，大局已定。所以我說，企業改革也是大局已定，剩下技術性的問題，比如說減持國有股以多快的速度、多大的幅度進行，這也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以工業為例，1978年百分之百是政府定價，而15年之后，到93年的時候只有80%是政府定價，在93年之后變化已經不是很大。這樣的改革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轉折，1984年之前很少有人懷疑國家的定價能力，價格不合理了是由于政府沒有尊重價格規律。國家成立了服務業價格研究中心，但沒有成功，因為它本來就是一個烏托邦，價格不可能由國家定。1985年之后，我們轉向放開價格為主，放開價格首先是放寬計劃外，再逐步放開計劃內，盡管這個過程非常曲折，包括88年價格闖關失敗，點總體思路是這樣。到了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后，價格基本上都放開了，所以價格問題基本解決了。

　　我下面重點談一下企業制度，企業制度的改革也是兩個階段。前15年國有企業的改革，假定國有企業可以搞好，怎么搞好？放權讓利，后來變成承包制。后15年我們不再假定國有企業能夠搞好，事實上前15年的經驗證明，在國有企業的框架內，你使盡了所有招數，你想解決的問題解決不了，政企分開解決不了，自負盈虧不可能實現，所以后15年企業改革完全轉向。在后15年，大體分為三個階段：另一個五年基本上解決縣級以下國有企業和其他一些鄉鎮企業的改制問題，比較典型的例子是諸城的陳賣光(音)；第二個五年是2088年到2002年，就是朱镕基領導的減員增效、結構調整，這基本上解決了縣級以上大中型國有企業改制；第三個五年，就是2003年以后，包括幾個內容：一個是特大型國有企業上市，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動、中人壽等等，二是國資委等國有資產的企業，通過董事會的建立，治理結構完善，進一步重組。三是大的國有銀行的上市，股份化改造，引進戰略投資；四是股權分置的改革。

　　舉例說明，國有工業企業產值，1978年占80%多的產值。到2002年占98%，90%以上都是非國有的。城鎮就業人口，1978年城市有工作的人，將近80%都是國有職工，到2006年只有22.7%的人仍然是國有職工。國有職工包括政府工作人員。再看國有企業的職工，從1978年的6000萬，改革以后還不斷增加，增加到1992年的將近8000萬，之后一路下降，1992年是一個分水嶺，1992年之前我們仍然討論怎么加強企業，國有企業并沒有想辦法在這兒改制。但1992、1993年之后情況發生了變化，1992年之前國有職工每年都在增加，1993年之后每年都在下降，下降最大的一年是1998年，一年減少了1970多萬國有企業職工，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是朱镕基任職內做的一項非常重要的事情。

　　分行業來看，每一個行業基本上是以1993年為一個標記，1993年之前在增加職工，1993年之后在減少職工。國有職工增加的一部分很多是政府部門，政府部門的國有職工從400多萬增加到1000多萬，翻了一番多。整個國有職工中，企業的國有職工占的比重從80%多減少到42%，現在國有職工里只有42.2%仍然是在企業，其他基本上都是在政府。

　　我們這個改革背后的邏輯是什么？放權讓利。這個和價格改革非常相似，價格改革是從調整的思路轉為放開的思路，企業的改革是從改善國有企業，轉為改變、改組國有企業，甚至是改制。從1993年開始，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更多的是關于股份制，關于產權制度的文章已經多過承包制的文章。

　　至于怎么走到這一步，正像剛才講的，價格調整沒出路，調控不了，最后只好放。同樣的，國有企業改革，承包制解決了這些問題，承包制度最重要的一個貢獻就是證明國有企業內部解決國有企業是沒有出路的，所以轉向股份制的改革。非常重要的是有人主動想做，而且國家國有企業變革非常困難。從1978年開始，國有企業產值增長，之后每年都低于其他所有制，包括集體的、個人的、農業的和其他企業。1992年的時候，國有企業的虧損也大于它的盈利。這樣，國有企業就變成各級政府的一個嚴重的包袱，但政府沒有辦法。到1998年的時候，包括中央一級的企業，一半以上都在虧損，這是朱镕基下決心搞減員增效的一個重要原因。減員增效本質上就是一種改制，對地方來講，減員最好的辦法是改制企業，這樣連人帶企業一次性解決。如果僅僅是被動地減員，不是不可能，但當困難，而這些困難很多是由于競爭導致的，地區之間競爭，不同所有制之間的競爭。我們知道，八九十年代的時候，蘇南模式被認為是中國未來的道路。90年代以后，蘇南的企業根本不可能競爭過浙江的企業，所以大量虧損。到2001年，全中國各省市私有企業數量最多的是江蘇省，由一個新型公有制的典型省變成的私有企業數量最多的一個省，這些都是通過改革出現的。另外還有國際競爭，包括我們的銀行為什么要改？加入WTO以后，再不改的話銀行肯定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