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2008年12月6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舉辦“第六屆中國改革論壇”紀念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新浪財經獨家直播本次盛會。以下為論壇開幕式實錄。

　　主持人(烏杰)：第六屆中國改革論壇開幕！請允許我代表大會組委會主持今天的開幕式。

　　尊敬的陳錦華副主席、成思危副委員長，尊敬的各位領導、嘉賓、代表，參加今天大會的有全國九屆政協副主席陳錦華，九屆、十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思危，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安志文，中國經濟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彭森，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宋曉梧。

　　2003年以來，我會成功舉了了五屆中國改革論壇，論壇的內容受到媒體與政策各界的廣泛關注，對貫徹落實國家政策、配合中央的工作、推動我國經濟體制改革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今年是第六屆，主題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回顧與展望，論壇將邀請有關領導、專家，從不同的角度和領域對我國改革開放30年經驗教訓進行總結，對目前存在的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學習貫徹十七屆三中全會的精神，研究探討面對當前國際金融危機應采取的政策、策略，希望通過這屆研討會我們能有所收獲。

　　最后預祝大會圓滿成功。

　　現在請全國九屆、十屆副委員長成思危同志講話。

　　成思危：同志們好！改革開放30年，我們在座的都親身經歷了，在今天的會上我們大家一起回顧、探討過去，展望未來。

　　我為這次會議提供了一篇文章，文章里講了中國改革的四個特點：第一，自上而下。改革始終是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實施的；第二，循序漸進。我們的改革沒有采取前蘇聯俄羅斯的那種激進的方式，而是一步一步地進行，從農村改革開始到國有企業改革、到經濟體制改革；第三，量力而行。我們根據群眾能夠接受的程度，根據國家的客觀條件進行的改革；第四，簡單的說是開始摸著石頭過河的，像下象棋一樣，走一步，討論一步，經過實踐，再摸索。當然隨著改革的深化，經驗的積累，預見性越來越強。但如果摸著石頭過河，深的地方不行了，得退回來一下，盡管退回來有損失，但是總歸是不斷地找到一條最佳道路。

　　我也講到，要進一步深化改革，特別是目前改革處于發展攻堅階段，要處理好四個關系：法治和人治的關系，公平和效率的關系，市場和政府的關系，集權和分權的關系。這些觀點我的文章里都講了，我今天只提綱挈領地講一下四個認識的問題，當然理論的問題大家可以自由探討，我從自己的實踐中感到有四個問題值得我們思考。

　　第一個問題，關于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究竟我們是回到馬克思還是回到凱恩斯？這一點值得我們好好思考。因為大家知道，現在有一些說法，覺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這一塊主要是宏觀調控。我覺得宏觀調控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從經濟理論上看，市場有失靈的時候，因為市場是追逐利潤的，它在涉及到國家利益、涉及到國家安全、涉及到保護弱勢群體的方面，市場是發揮不了這方面的作用的，這就需要國家通過宏觀調控來處理。

　　但是，我們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要應該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基礎性作用，這一點是應該強調的。大家知道，多年以來，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始終存在這樣一個問題：到底是政府萬能還是市場萬能？實際上是政府和市場都不是萬能的，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要和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配合起來，這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認為，政府的作用不僅僅是宏觀調控，政府更重要的作用是要搞好公共服務，是要維護國家整體的人民的利益。我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方面要發揮市場在資源方面的配置作用，來提高經濟發展的效率和效益，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要大膽地學習國外市場經濟幾百年積累下來好的經驗、好的做法、好的組織方式和管理方式，并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加以利用，正因為這樣，我們有了股市、有了風險公司，把國外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好的東西吸收了過來。

　　另一方面，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保障弱勢群體的利益和合法權益，保障社會的公平和公正。在這方面我們要完善我們的社會保障制度，要提倡轉移支付，支持發展比較落后的地區，要用宏觀調控來彌補市場失靈的情況。

　　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理解到，經濟的發展，內因是主要的，經濟的發展是靠企業，千千萬萬個企業都是自主決策、自主經營，生產什么、為誰生產，但是它又不可能不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不可能不受到其他企業決策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會發揮一種自組織作用，推動整個經濟在宏觀上看向一定的方向去發展。正因為有這種自組織作用，所以從微觀上看，盡管市場、企業之間是無序的，但是從長遠看有一定的方向，這就是為什么經濟會有上升和下降的周期，股市會有熊市、牛市。

　　政府的政策調控是外部因素，這個外部因素要通過改變內部(企業、人們的預期)來發揮作用，如果它不能改變人們的預期，政策可能就發揮不了作用。所以有時候人們總在思考，為什么有時候市場不聽政府的？像股市在漲的時候，盡管政府采取了各種政策，像提高印花稅、提高儲備金率、提高利率，但股市仍然在漲。而股市在掉的時候，盡管減息、減低新印花稅等等，股市還在跌，這就是因為政策沒有改變人們的預期，股市漲的時候，人們認為還得漲，政策控制不了。股市跌的時候，人們的信心不夠，政策沒有能夠增強人們的信心，所以股市仍然在跌。所以我認為，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應該和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結合起來，注意到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依據，外因要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

　　正因為這樣，我們要進一步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比如這次金融危機，也有各種觀點，如果從凱恩斯的觀點來看，就是政府的監管有問題，監管不力。如果從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刻分析來看，我認為它實際上是內部虛擬資本過度膨脹的結果。馬克思在《資本論》里舉過一個例子，商人A通過中間商B向生產商C定了一批貨，他準備賣給在印度的客戶D。當合同都簽了以后，生產商C就可以憑著合同向銀行貸款，因為他已經接到了訂單，現在要買原料、要雇工人。B憑他和A簽的協議也可以向銀行貸款。商人A也可以憑他和D簽的協議向銀行貸款，印度已經和他簽了協議，要他100萬的貨。印度的客戶D也可以憑他的合同向銀行貸款，因為他已經和商人A簽了合同，半年以后可以收到這批貨。所以，本來一塊錢的東西，就變成了四塊錢。在現代西方，包括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杠桿率(一塊錢可以撬起四塊錢)增高得很厲害。根據我粗略的計算，銀行的杠桿率是10—12。投資銀行的杠桿率可以達到30倍—45倍。美國的“兩房”由于有政府支持，杠桿率最高的時候達到過65倍。虛擬資本這么大量膨脹，當然會引起關注。馬克思對虛擬資本的定義就是在借貸資本和銀行信用制度基礎上產生的金融產品，都是虛擬資本。為什么說它是虛擬資本呢？因為當投資者把錢買了債券、買了股票以后，他就失去了對錢的使用權，保留的是對錢的所有權，而這個所有權是靠一張紙來保證的，現在是電子化，索性連紙都沒有了。如果大家都遵守信用，這沒有問題。如果有一個環節出了問題，整個信用體系就會出問題。所以，美國的次貸危機就是由于違約引起債務危機，由債務危機進入到流動性危機，再進入到信用危機。債務危機爆發以后，現金不夠了，因為銀行都不可能把錢放在自己手里。投資銀行、保險公司都有杠桿率，一旦不能償付債務，流動性就不夠，所以美國政府要給這些公司注入流動性，買它的股權，讓這些公司用股權換流動性來對付流動危機。但是進一步發展，從流動性危機變成信用危機，人們對金融機構、金融系統，政治對政府都不夠信任。在這種情況下，危機肯定不斷發展，從美國向全世界蔓延、擴散，從虛擬經濟領域向實體經濟領域蔓延。

　　所以，我們要解決金融危機，還是要根據馬克思的基本理論，再結合資本主義當代的實際情況來進行分析，而不是單純地說這是監管不力的問題。

　　昨天我剛見了中央編譯局的同志，我和他說，《資本論》原來的翻譯是俄文翻譯，所以不夠準確。他說他們現在正在翻譯，對英文原版進行翻譯。我覺得，我們還是應該回到馬克斯，當然凱恩斯理論中有一部分對的東西我們要吸收，但根本還是要回到馬克思。

　　第二個問題，依法治國的問題。法治和人治，在八十年代初有這樣一場大爭論，最后中央確定了依法治國的大方針，爭論基本上平息了。但實際上，在法治和人治的問題上還是沒有完全解決。大家知道，法治是講要有一個法律的體系，法治要有法制，所有的人，包括掌權者在內，都要服從法制，實行法治。人治是要有權威的統治者，所有的人都要服從于統治者，這就是人治。當然有人說，從中國的歷史上看，賢明的人治也起到了作用，但是畢竟賢明的統治者幾百年才出一個，所以在現代社會，還是要靠法治。中央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從我在人大的工作經驗來看，人大在立法工作上做了不少工作。有法可依的問題基本解決了，我們在2010年就要建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但是執法的問題，也就是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個問題還是很重要，所以我提出依法治國的核心是依憲治國，依法治國的首要點是依法行政，也就是依法治管，如果官員都不遵守法律，法治也不可能建立起來，一旦法律變成國家意志以后，任何個人都不能違反。依法治國的關鍵是黨的領導。現在看來，實際的執法過程還有一大堆問題，需要下力量去解決。我聽到有些外商說，最怕的就是地方領導更換，原來的市長、書記答應的都可以不算數，一換人以后，下一任不認帳。這就說明官員的自由裁量權還是比較大。所以，中央多次強調依法行政，溫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多次談到依法行政。

　　現在還有一種論調，法治應該和人治相結合，我不同意這種看法，因為從定義來看，法治和人治是完全對立的。法是要人去執行，這是對的，但是執行的人不能違反法律。人治的特點就是執行的人可以憑他個人的意志去違反法律。所以說，法治和人治相結合是對人治開了一個口子，我不同意這種說法。

　　第三個問題，關于開放和國家經濟安全的問題。這個問題也是現在我們經常碰到的問題，大家知道，改革開放以來，通過開放促改革，通過改革促開放，這二者配合使我們國家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變。我們歷年來引進的外資將近8000億美元，對外投資1000億美元。這對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對我們引進技術都有很大的作用。但是，確實也遇到這樣一個問題，開放往往受到不能影響國家經濟安全的質疑。在這個問題上，首先要按照鄧小平說的，要敢于開放，這點非常重要，如果沒有當年鄧小平的這種魄力，我們也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經濟建設的成就。當然，隨著我們國家的發展，對國家的經濟安全也是要注意的。人大在制定反壟斷法的時候也特別規定要進行反壟斷審查，要經過一些審查。但是我們應當看到，現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各國經濟聯系日益緊密，我們不解決好開放的問題就不可能進一步提高開放的水平。現在一旦遇到一個并購的例子，都會有不同的意見，會提到影響國家經濟安全等等。如果回顧歷史，彩電，最初的名牌是北京的牡丹牌，當時引進國外技術的時候就有人質疑，會不會我們的牡丹牌就沒有了？很可能，因為國外的技術比我們先進。但當時中央還是決定要合資。確實弄得一段時間中國的名牌沒有了，市場被外資品牌占據。但是曾幾何時，我們消化了國外的技術，我們國內自己的新的品牌又起來了，像海信、TCL，我們又把市場奪回來了。如果沒有當時的開放，我們可能會永遠停留在牡丹牌的水平。因為有了開放，有了我們的創造性吸收，我們才創造了自己的世界名牌。所以，我們不能因為怕開放，怕引進名牌影響自己的品牌而不去開放，如果這樣的話，我們就永遠做不到高水平。像手機技術的引進，當時也是下了決心要引進，但是引進的時候給國外的廠商作了幾條規定，第一條是國產化率在三年之內要達到60%以上，這樣就促使外商把它的合作伙伴也帶進來，同時在國內尋找合作伙伴。第二條是研發中心要在中國建立，外商在中國建立了研發中心，招聘了中國的技術人員，中國的技術人員通過在研發中心工作，也就學習了技術。到了一定的時候，這些人可能就離開外商的研發中心，有了一些基本的訓練，在加上他自己的創新，就可能在別人的基礎上發展出自己更先進的技術。第三是必須要70%外銷，通過外商手機的外銷，同時增加了我們的出口，給我們打開了市場。像這些問題，如果我們是關著門，不引進，可能永遠也發展不了。所以我認為，開放對我們來說也是很重要的。我講過，國家經濟安全是要注意，而經濟安全的核心是金融安全，這個我們是注意的。我們引進外資從來在銀行中就規定不能超過25%，單個外資不能超過19.99%。這是明確規定。關鍵的行業我們也要保護。還有一點，并購是相互的，如果我們不讓別人并購的我們企業，我們要出去并購人家的企業，人家也會拒絕。如果聯想并購IBM的例子反過來，IBM到中國并購聯想，我想可能會引起軒然大波。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頭腦清醒，既不能麻木不仁，無視國家經濟安全。但另一方面，也不要過于夸大，草木皆兵，這樣如果就無法進一步提高國家的經濟水平，在這個方面上，度的把握很重要。但現在在開放的問題上，往往遇到的是任何一個并購案子都有反對意見，這點我們要認真分析。反對的同志倒不一定都是“左”的思想，而是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一種是怕丟掉我們的名牌，一種可能是覺得外國人并購占便宜了，我覺得這個問題要考慮，并購肯定是雙贏的，因為外國企業來不是為了做慈善事業，他是為了賺錢，只要結果是雙贏的就行。比如銀行，我們引進了戰略投資者，到香港上市，取得了比較好的結果。有的說它賺了，對，它占25%，它假如賺了1億，我們占75%，我們占了3億，到底誰賺了？所以我認為，這必須是互利雙贏的，你想單贏那很難。三是也不要把外資看成鐵板一塊，外資之間也是有競爭的，因為它首先是代表企業的利益，而不是國家利益。像廣發行，和法國爭得相當厲害，甚至希拉克親自寫信。外商到中國來主要是為了要利益，我們要保持一個冷靜的頭腦，在涉及國家安全的重大問題上我們絕對寸土不讓，但在其他方面我們還是要根據實際情況不斷地開放，因為現在并購的發展占了世界發展FDI的80%以上，本來生產能力就過剩，還搞密集工廠不可能，密集工廠不是不搞，創新的產品還是要搞，但多數是通過并購提高企業的價值。我們主張首先要引進戰略投資者，也就是在市場、在管理、在技術方面對我國有幫助的投資者，要優先引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