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這是否是跨國公司在中國履行企業責任時碰到的一個困惑和沖突？他們是如何解決的？

　　王志樂：有的公司迅速做出了調整，利樂總公司當時一共撥款3000萬美元，計劃1500萬元救助緬甸風災，1500萬元救助中國地震，在緬甸沒有對外公布，但選擇了在中國公布。

　　也有一些公司，原來的程序是捐款給美國紅十字會，由專業機構決定如何救助，現在選擇直接捐助給中國紅十字會。

　　更多的企業則由于總部批復捐款的速度較慢，金額相對不多，或沒有及時公布，成為“鐵公雞”，所以他們會叫冤。

　　南方周末：他們應該如何調整，來適應這個沖突？

　　王志樂：我想首先應該我們自己要審視和理解這種不同的慈善理念，甚至改變。中國不是自古就提倡“做好事不留名”，其實中西方差異并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大。

　　南方周末：此外呢，是否還有其他困惑和沖突？

　　王志樂：某公司 “賄賂門”事件，就是類似的情況。

　　跨國公司都有嚴格的招待費用標準，一頓飯不能超過200元，一年不能重復請一個人吃飯等等，更不要說賄賂了，但中國雇員操作的時候可能就按中國的潛規則去辦了，辦成了雙方標準。

　　客觀地說，如果跨國公司辯解說這是當地雇員做的，這樣不對，因為你需要對自己的雇員負責；但我們簡單地批評跨國公司雙重標準，也有不公平之處，標準的執行者畢竟在人。

　　更實際的情況是，母公司和分公司的標準正在越來越一致。沃爾瑪在美國也被批評建“中國血汗工廠”，2002年開始就在深圳成立了采購中心，把社會責任嚴格規范到供應商。

　　南方周末：無論是慈善理念差異，還是潛規則的不同，您都覺得他們應該堅持既有的原則？不應該去調整和適應？

　　王志樂：當然要堅持，誰靠攏，就批評誰。實際情況也是，靠攏了反而挨罵，說“雙重標準”。

　　責任是一種軟競爭力

　　南方周末：雖然跨國公司同樣存在各種問題，但平心而論他們在企業責任的理念和實踐上都優過中國企業，是否因為企業責任與工業化發展程度成正比？

　　王志樂：當然，他們的責任意識絕不是天生的。工業化初期的美歐企業在員工福利和環境保護上，遠差過今天的國內企業。但隨著文明的進步和生產力提高，NGO在推動、媒體要監督、民眾不停運動，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一些國家的政府和企業終于在壓力下意識到企業責任的重要性。

　　企業責任真正成為全球潮流是由1992年冷戰結束后的全球化進程推動的。全球化市場的形成帶來新的動力——想去其他國家掙錢嗎？那么承擔責任吧，否則憑什么？

　　尤其是2000年聯合國倡導《全球契約》之后，幾乎每去一家跨國公司拜訪，都會給我一份《社會責任報告》或《環境責任報告》，潮流就這么變了。

　　南方周末：中國的企業責任意識在最近幾年發展迅猛，這其中的過程是怎樣的？

　　王志樂：最初只是社會學家在推行，但他們傾向于把社會責任等同于慈善事業，有些偏離方向，而綠色產品等則被部分政府官員認為是西方推行的“綠色壁壘”，進展緩慢

　　直到2005年出現了一系列重大責任事故，煤礦、油田紛紛出事，甚至有一起影響惡劣的海外事故，再加上之前各方的推動和意識進步，終于在2006年的新公司法中加入了社會責任一條，也開始有公司撰寫責任報告。

　　南方周末：您的意識更為超前一些，您現在已經開始呼吁中國企業去海外發展也要從履行企業責任開始？

　　王志樂：今天的全球化市場，已經從一般的競爭上升到一種責任的競爭，企業責任就是一種軟競爭力。如果希望在海外發展，承擔企業責任是最起碼的。

　　中國學西方，第一階段發現硬件差距，開始引進技術和設備；第二階段開始意識到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性，開始“第二次提升”，現在應該及早看到軟競爭力，開始第三次提升。

　　否則，軟競爭力的不足可能將硬競爭力化為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