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15日，“第五屆中國經濟增長與經濟安全戰略論壇”在北京召開。圖為主持人北大校長助理兼經濟學院院長劉偉。（來源：新浪財經 弄步封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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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什么？30年來以不斷地降低利率，降低發展成本來擴大經濟規模，帶動經濟的貨幣政策，累計起來對經濟安全的威脅和風險極多，前提就是以降低金融經濟生活項目和資產的質量來換取增長的速度。今年得的諾貝爾講，通過金融危機意識到了這種問題，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前就指出了靠要素投入量增加，這有著深刻的解釋，這次所謂金融風暴，引起收到了尊重。從這種理論和實踐來看，我們現在確實到了細語的來總結和檢討我們活躍了30多年占據主流地位的貨幣理論和貨幣政策。

　　二、現在是不是到了重新審視中國貨幣政策和傳導體制機制的特殊性的時候？

　　中國貨幣體系的建設在改革當中逐漸開展起來的，西方政府理論一直用著他們的實踐標準，他們的貨幣政策功能的理解和傳導機制的范疇，在要求和批判中國的貨幣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特別是批評貨幣政策的本身的一些特殊性，現在對照起來的話，如果西方的貨幣理論和貨幣體系，現在遇到了極強烈的挑戰的話，基于體系和批評，值得我們重新商討。中國的貨幣體系和倡導機制是有一系列的不同。

　　首先從貨幣政策工具來看，我們說有所謂數量，有所謂價格的東西，利益率、貨幣供給量等等這些東西。這些東西在西方一般是所謂中間目標，盯住一個，80年代以后他盯住利率，按照市場經濟的道理，盯住一個目標，另一個目標內生的決定，自動的決定。大家知道直到目前為止中國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我們有兩個，既盯利率，又盯貨幣量。我們過去一直懷疑，這種盯兩個目標的貨幣政策會不會割斷了貨幣經濟之間的兩個政策目標的內在聯系？但是現在看來值得重新認識，盯住這兩個中間目標，到底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

　　我們講了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最終目標很簡單，主要一個是經濟增長，一個是反膨脹。在西方貨幣政策其實短期更強調了他的反通脹的作用。在中國恐怕不僅短期，包括長期貨幣政策，發展中的國家，無論什么樣的政策，恐怕首要的在長時期，從戰略上還是要服從經濟發展的需要，也就是說貨幣政策在中國除了具有反通脹的基本政策功能之外，可能很重要，更重要的有帶動和刺激經濟增長的這樣一個功能。這是我們講的一個最終目標。再比如從中國的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來看。我們曾經做過一個研究，02年做的一項研究，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時間，我們所說的實質，明顯地長于西方，美國和歐盟國家，這個時間性一般是6個月到18個月。中國我們當時做的是7個月到24個月，明顯的滯后于人家。這可能與我們的體制有關系和我們的市場經濟不是很發達有關系，當時貨幣政策的傳導的時候，中間遇到了種種體制摩擦有關系。

　　對于這種時間的滯后性怎樣認識？關系到政府干預和貨幣政策的強制。這需要我們重新認識。再比如說中國的匯幣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長期關系，過去我們是相互基本上是獨立的，匯幣主要集中在國際收支率，過去我們之間的聯系并不大，但是現在看來這個問題很大，怎樣使得匯率政策和我們的宏觀調控的要求之間進入了混合，這是一個難題，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新鮮的問題。最后，對中國的獨立性的問題，我們過去一直在批評，中國的中央銀行到底有沒有危機，改革開放說中國沒有中央銀行，因為中央銀行是供給和秩序的監督者，中國過去的中國人民銀行既供給過，又經營過，所以沒有真正的中央銀行。從改革開放80年代以來，我們的中央銀行開始獨立銀行，一直受到西方理論和各個方面的高度的質疑，在應對這種金融風暴面前，中國的這種中央銀行，一級中央銀行下面的國有專業銀行的構建體系，它的特殊性和特殊對付危機的能力是不是需要重新認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