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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怎么樣往下推動現代企業的禁忌,央企也不是一成不變,目標是把它變成數量更大的集團。要引進所謂國際上的戰略投資者,要看政策上和決策上的權利,這是很重要的一點,能不能做得到,接受FDI的國家是一個很重要的考慮。央企怎么樣把主業定下來,在過去幾年,把主業很清晰地定下來。按照中國國資委具體的評價,央企主要治理的問題,可能有一些過量的投資,沒有很好地利用銀行的貸款。怎么樣改善央企,董事會應該有一個非常清晰的任務,職能跟權利都要很清晰。
中國這種情況,董事會有一個主要的功能,怎么樣去聘請高管受到很大的限制,董事跟責任怎么樣定位也是一個問題,現在沒有很清晰地表現出來。在中國政府內部有很多想法,起碼外面我們不知道。當他們去投資,比如到澳大利亞投資要買我們的礦,他們對這些問題就非常敏感,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還有別的政治的目標,他們都有這樣的想法。其實政府怎么樣控制一個企業,現在中國經過那么多年的改革,不是以前的概念。我們理解政府貨幣國家的控制,在國外這有一段過程,還不算很清晰。
另外我提出一些問題,究竟主權財富基金,尤其像中國這一類的,到底有沒有影響到國家安全,現在沒有很多人提出證據有或者沒有,基本上說是沒有。從這個上來說,私人的機構是否一定比財富基金更透明,或者更負責,不影響到國家安全和利益,這還需要更進一步探討,才能有一個定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什么才是政治的目標,是否慢慢通過市場磨煉,拿出來做市場的引導,這種我們還不知道。FDI這種環境,是否應該有雙邊或者多邊的協議來監管他們的活動,可能這也是一個考慮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