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升東：最容易犯忌就是不漸進，所謂要漸進，就是一步一步地做。

　　何育萍：我覺得在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時候，最要忌諱的，一個是以錢買業務，另外還有一個就是隱瞞真相，傷害消費者。比如說吧，為了獲得某一項業務上的審批或者什么之類的，不是說直接送錢，而是跟你搞一個什么合作，搞一個捐贈什么的。

　　何力：現在呢，很多企業在非災難的時期給政府捐款，實際上這是一種高級的錢權交易，捐出去可能是100萬元，換來的，政府給他的政策可能價值是1000萬元。

　　蔣惟明：不能說一個企業捐錢越多就是一個好企業，社會公益只是企業社會責任的一部分，假設我捐了幾百萬，幾千萬，但是我的環保一塌糊涂，對員工的安全也根本不關注，那又怎么能成為一個優秀的負責任的企業呢？

　　孫為民：弄虛作假是忌諱的，苛求回報也是，還有就是過度的渲染。

　　比如說有些企業號稱是捐了多少，或者號稱做了什么什么事，結果它可能拿一些東西抵了，或者是拿了錢買了關聯的什么利益了等等，這對社會傷害是很大的。

　　陳琦偉：最忌諱的是急功近利，不能把盡的一份社會責任，馬上拿來博取社會贊賞的掌聲，或者眼球注意力。

　　康曉光：最忌諱的是弄虛作假，比如說吧，某個基金會，它設了一個治療艾滋病的基金，說是某企業捐了1000萬元，實際上，這個1000萬元還在他的賬上。每年只把增值的2%捐出來。社會只用了20萬元，但是社會認定你捐了1000萬。

　　徐永光：這不是企業，甚至作為一種制度，政府也支持，輿論也報道。我曾和胡潤說，你這個排行榜都看發票了嗎，他說沒有。不能一個新聞報道你就算了。

　　主持人：以后咱們捐款就別弄個假支票在那晃蕩晃蕩。這邊拿一個合同，這邊拿一個發票。發票還是稅務局驗證的發票。

　　下面我們來談談社會企業責任在管理機制上有什么特別稱道的參照模式，或值得我們學習和參考的東西。

　　孫為民：關于社會責任，我們蘇寧有一套管理機制。我們的公益活動可以說從三個層面來看，第一個就是我們企業有一個全員的社工。每年，每個人拿出自己一天的時間，一天的收入，來做這些個公益事情的事件，是在計劃著去做，已經是日常化的。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公司也有一個基本的預算，每年有基本的一個額度。一般是在五六百萬元的水平，這是在常態情況下。第三個層面就是危機性的東西，危機性的東西，實際上我們比常態做的多得多，這個完全是一個突發性的。

　　徐永光：做公益應該還是由專業機構來做，實際上一個就是企業自己辦基金會，還有一個，就是把捐款給專業機構來做，專業機構可以根據你的捐贈的方向來落實。這是一種較好的機制。

　　何育萍：說到捐助，我們是通過禮來基金會來捐的，那么禮來基金會它的資金從哪里來的呢？它是根據公司前三年的稅前收入，公司給他一筆錢，這個資金是由禮來基金會來管理，但并不是說禮來基金會想怎么捐就怎么捐。它每捐一筆款都需要跟受贈方簽一個合同，在這個合同中要詳細地規定，你這個錢的用途，準備怎么用。我們捐贈出去以后，還要求這個錢最后用到哪里，最終要個很清晰的渠道，我們要看得很清楚，而且這個是要經過我們公司的法律部門來審批的，法律部門不批，這個錢捐不出去。

　　禮來基金會是一個獨立的非營利性的機構，是一個全球的禮來基金會。然后各個國家要用可以向它申請。我們需要捐款我們就向它去申請，比如說這次抗震救災的捐款就按這套機制運行。

　　如果說我們這邊提出來，比如說與中國青年基金會或者說青少年基金會合作，那它要對這個青少年基金會進行審核，我們要給它提供所有的材料，而且通常來說我們有一個規定就是說，這個基金會如果說有政府背景的話，那要經過更嚴格的審核。

　　其實我們公司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我們有一個紅皮書，我們有一個叫合規部門負責這個事務。這個紅皮書呢，企業基本上所有員工都知道的，這是對企業的商業行為的一個規范，我覺得這個也是我們社會責任表現得比較突出的地方。

　　而且我們自己內部有一個這樣的部門，專門來管這個規范，這個規范是一本書，里面有嚴格的規定，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有約束員工的行為，也有約束企業的行為。

　　1968年成立禮來基金會以來，就一直跟世界健康基金會和美慈基金會這兩家做，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跟這兩家的合作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們這次在對四川地震捐款當中，又采用了這種方式。所以為什么我們在媒體上沒有宣傳，反而就是被誤傷了。真的是誤傷，因為單我們員工的捐款就100多萬元。

　　何力：中國的文化特點是講倫理精神的，所以，一個企業在商業伙伴之間、企業和自己的員工之間，都應該建立一種像朋友乃至像親人一樣的倫理關系，如果這種倫理精神得到了提升，我覺得它其實比那些制度和規劃對企業實現自己的社會責任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