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27日14：00—16：00，第五屆中國經濟展望論壇邀請到日本大學商學院李克教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隆國強副部長和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盧鋒教授，一起就“對外開放和國際經濟戰略”的話題進行一場精彩的對話。

　　嘉賓：李克、隆國強、盧鋒(按姓氏音序排列)

　　主持：余淼杰(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助教授)

　　主持人(余淼杰)：各位同學、各位來賓，網絡上正在收看直播的各位網友，大家好！這里是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的萬眾樓。這里正在舉行的是由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發起舉辦的第五屆中國經濟展望論壇。

　　2007年，是值得回顧的一年，中國國內的發展形勢和在國際上的地位都發生了新的變化，黨的十七大順利召開，為中個未來得發展明確了道路；2008年，是值得期待的一年，北京奧運會將拉開帷幕，也是北京大學建校110周年，同時我國將迎來改革開放三十周年。

　　在這歲末年初之際，“中國經濟展望論壇的將邀請國內一流專家學者，與大家一起來分享觀察中國經濟的饕餮大餐，共同為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出謀劃策。 今天是第(十一)場討論，討論的主題是：對外開放和國際經濟戰略。參加這個話題討論的嘉賓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隆國強副部長、日本大學商學院李克教授、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盧鋒教授。

　　我是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助教余淼杰，首先有請三位嘉賓向大家做一個介紹！

　　盧鋒：各位同學、各位網友朋友大家下午好！ 李克：大家好！ 隆國強：大家下午好！

　　主持人(余淼杰)：我們知道今年我國的國際貿易形勢，國際貿易的貿易額出現了上升，貿易順差仍然在繼續增加，但趨勢有所減慢，但是這個一直是非常熱的熱點問題。現在有請盧教授幫我們講講，針對今年中國在國際貿易當中大量順差的情況，您是怎么看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對出口企業來說、對普通老百姓來說有什么影響？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盧鋒教授。新浪財經圖片

    盧鋒：歲末迎新之際，有機會和各位同學、各位網友，就中國經濟發展的熱點問題交流一些看法。剛才提到的順差問題，確實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以及政策層面包括媒體討論的一個重要和熱點的問題。

　　順差按照經濟學理解的標準，有兩種定義：一種定義叫做貨物貿易的進出口或者是贏余或者是平衡。也就是說貨物出口減掉進口它是一種比較窄的概念，還有一種是除了貨物貿易以外，還考慮服務貿易，以及收入轉移的項目形成的收入，形成帳戶的順差。這兩個指標在過去幾年，都呈現了超長的增長，簡單的說貨物貿易的順差，在1995年以前，從來沒有超過100億，2005年以前從來沒有超過500億，而在過去的3年當中，1995年達到1000億出口，1996年達到1775億左右，今年是2115億，到年終估計會超過2500億。

　　服務貿易1997年沒有超過300億，2005年以前從來沒有超過1000億，2005年達到1600億，去年是達到2500億，今年估計怎么也得超過3000億，這樣的增長絕對量是空前的，另外從貿易順差占GDP的比重來看，這幾年的增長也是空前的，大概從2003年不到2%，到今年的前三季度，可能達到8%將近9%，我們GDP的9%可能是貿易順差。就每個GDP的經濟增長量來講，大概有30%是由貿易順差的增長來貢獻的，這個是什么概念呢？1978年到2004年，順差平均對GDP增長的貢獻是多少呢？是2%，當然有的時候很高、有的時候很低，但是這個是平均的數目。而過去的3年，這個比例持續保持在30%，這個說明我們的經濟在快速增長的同時，順差在絕對的、同時也是相對的超常的增長，說明中國經濟面臨一個不平衡問題的挑戰。

　　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個問題呢？我去年在這個場合也談過了，這個是有類似的觀點，是由多方面原因決定的。一個是跟國際產品分工結構有關，因為我們通常是在制造業的下游部門，專業化有優勢，所以加工貿易、產品分工的定位，使得我們產生大量的順差，另外可能跟幾年儲蓄快速的增長有背景的關聯。那么現在我們匯率在調整，但是調整現在相對可能還是比較滯后的，可能也對貿易順差的快速增長帶來了一定的影響，所以總體來看，這是一個問題，這是一個新的挑戰，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可以解決的。隨著人民幣在持續的升值，最近幾個月順差的增量在開始減少，但是從中長期來看，這個問題可能還是相對比較重要的問題，需要決策層面、需要企業層面進一步的思考和應對。謝謝！

　　主持人(余淼杰)：非常感謝盧教授精彩的論述！同時隨著國際貿易大量順差的同時，我們也發現了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很快，現在已經升值了10%，李教授您怎么看待人民幣匯率升值以及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李克：非常感謝有這個機會，跟大家能夠交流一下關于對外發展、國際合作方面的問題。剛才盧老師講的非常好，就是關于中國為什么有這么巨額的貿易順差，而且從趨勢上看，有不減弱的趨勢。

　　那么我覺得想圍繞這方面稍微再補充幾句，一個我覺得這種大的趨勢，還是跟中國奉行的世界工廠的戰略有很大的關系，換句話說中國制造業行業，越來越多的參與到國際分工的網絡當中，所以作為貿易的表現，出現了巨額的順差，是一個很自然的現象，另外一個方面也是最近兩年在一些場合提到過的，就是大家不要忽略掉區域一體化在當中發展的趨勢非常之強烈，特別是東亞地區。

　　你們也看到相關的數據，現在區域類貿易已經達到87%，超過了北美這些貿易區，他們只有40%多。那么在這個區域貿易當中，我們來觀察，當時盧老師也提到，工業內部貿易占的比重很多，我們對歐有大量的貿易順差，對日本和韓國有大量的貿易逆差，這個完全是由于一個區域內分工格局的調整所導致的。 還有一方面的原因，可能大家也注意到，這個跟咱們之前，在整個對外經濟合作當中，我們奉行的很多還是引進來的思路，就是單邊引進來的思路在前面占比較強的主導性，從今年開始，提出來要走向雙邊，而且WTO的過渡期也到今年基本上結束了，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由于大量的是以單邊的引進為導向的，也是對貿易影響比較大。

　　還有購買力的問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這也就是國外有關學者已經研究過，就是跟匯率有關系的。

　　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我們會發現這個資產價格、產品價格和要素價格，都有趨同的趨勢，所以從這個意義上里講，匯率的升值、人民幣升值，也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但是到底這個步伐要走多快，這個是非常有技巧性，也是難度很大的問題。因為日本大家知道，上世紀80年代廣島協議以后，由于日元的快速升值，其實對90年代的經濟衰退是一個導火索之一，所以在咱們人民幣升值的前提之下，我覺得目前總的策略是對的。就是升值的節奏加快，但是要控制節奏，不能巨額的升值，因為這樣會對中國產品形成競爭力的問題，那么從目前我們企業的競爭力來說，主要是集中在加工中低端的產品上，所以匯率價格升值過快，一定會對這些企業導致很多的問題。

　　主持人(余淼杰)：非常感謝李教授！我們知道隨著國際貿易順差的增加，以及人民幣匯率的升值，中國企業現在也面臨著很多的問題，特別是在這種紡織品、農產品、還有日用品問題上，中國企業遭受到越來越多的外國的反傾銷訴訟，隆部長您對這個有什么看法？

　　隆國強：剛才兩位教授做了很好的闡述，其實中國之所以能夠從1993年之后持續的保持順差，它最根本的原因實際上就是中國制造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這將是長期的現象，如果我們看一看，以往一些主要的工業化國家的崛起過程當中，它的貿易差額的話，你會發現可能都會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會在一個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面，會保持順差。美國從1876年到1971年的97年里面，有94年是保持順差的。

　　德國從戰后1951年開始到今天，一直是順差，日本從70年開始到現在一直是順差，那么中國在1994年匯率并軌之前，有時候有順差、有時候有逆差，但是從1994年開始直到今天順差不斷的增加。

　　我個人覺得一個最基本的因素，是因為中國已經步入了一個制造業快速提高競爭力的階段，但是中國的發展和以前的幾個國家可能國際背景不一樣，我們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是區域網絡分工形成的背景下，剛才李教授也講了，中國對外、特別是對美、對歐的順差，在很大程度上是區域順差的轉移，是東亞這些新興經濟體，對中國形成大量的順差，而中國又把這個順差轉移到了美國、歐洲。

　　那么在這樣背景下，我們不會奇怪，中國和美國這些國家的貿易會順差，以前我們也判斷過這個貿易順差會越來越大，雖然我們不愿意看到，但是這個確實是現實。現在對于反補貼等等貿易順差，以及還有其他方面打官司的事情越來越多了，那么今年在這個里面還出現了一個新的反補貼，由于在美國這樣的國家，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時候，把中國是當做非市場經濟國家，按照美國的貿易法，就是非市場經濟國家是不存在有反補貼的訴訟的，但是今年對華的貿易磨擦里面，這個是一個新的變化，就是說它同時既有對中國的反傾銷措施，但是把中國作為他們認為是非市場經濟國家，就采取了反補貼的措施。

　　可以說對華的貿易磨擦應該是帶了很壞的頭，中國政府非常重視這件事，世貿組織也在雙邊層面上都在討論這個事。之所以進入了一個貿易磨擦的高發期，這個基本的背景，一個就是我們的順差帶來一些主要貿易伙伴，希望中國采取有關的政策措施，包括人民幣升值來抑制順差的擴大，但是從統計數據的結果上來看，順差非但沒有縮小，反而在快速的擴大，那么有些西方國家認為，中國采取的措施，包括人民幣升值的步伐還不夠快，所以它會在反傾銷、反補貼這個措施上面，采取更加嚴厲的一些行動。

　　另外一個就是說，中國這些年全球市場上的份額快速的擴大，這樣就會沖擊已有的國際貿易的格局，也會引起這些進口國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其中兩反一保來對中國采取措施。

　　再一個跟中國出口產品的特點有關系，現在中國制造的符號就是價廉物美，最重要的就是價格低，那么價格低的產品就很容易受到反傾銷保障措施的傷害，如果我們出口的都是很高端的產品，價格都非常的貴。那么就不太容易采取這種反傾銷的措施，來對你采取行動，這個跟我們整個在全球分工當中處于價值的低端和我們的商品處于價廉物美這么一個主要的特點，也有著密切的關系。 所以我們還要有一個心理準備，就是在未來相當一段時期內，我們的政府、我們的企業都不得不去面對針對中國各種各樣的貿易磨擦。謝謝！

　　主持人(余淼杰)：剛才隆部長就貿易磨擦的背景做了深入的分析，我們知道中國的貿易順差大量的存在，美國的貿易逆差大量的存在，而美國政府是為了要減少他們的貿易逆差，國會要求美國政府強迫中國政府提高匯率，那么這種說法在學術界非常的流行。李教授也談到貿易在一定程度上會上升的，那么這里我們會有一個問題，貿易匯率到底是由什么因素決定的？就我個人所知，盧鋒教授最近做了人民幣匯率決定因素的研究，請盧教授談一下？

　　盧鋒：這個是前幾年做的，我寫了有十來篇工作研究的論文，為什么做這個問題？就是說這個是一個簡單的觀察，我們想一想，過去幾年的宏觀經濟，特別是涉外經濟的研究當中，有一個持續不斷的、始終存在的一個有討論性的或者是爭議性的問題，就是剛才我們提到的匯率問題。這個問題可以追溯到2001年8月7號，英國金融時報有一個記者寫的一篇文章，叫“中國的廉價貨幣”我覺得你們同學有興趣的話，可以讀讀這個文章，我給他的評語就是說，他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用錯誤的方法提出了一個有意義的問題。

　　錯誤的時間因為2001年那個時候我們中國還通貨緊縮，因為1998年是金融危機，那個時候所有的外國專家到中國來跟我們說人民幣什么貶值，但是現在是升值。為什么是錯誤的地點呢？這個是事后看，外國人首先講這個問題，日本人又講、歐洲人又講，但是這個問題本來比較敏感，有一些利益調整的因素，使得我們反而調整了一些因素，錯誤的證據、錯誤的分析，大家可以看看，他用什么例子證明中國的匯率是低估的？

　　他說因為中國大量的蘋果出口到日本，使得日本的果農受不了，這個記者非常的聰明，他說這個恰恰是日本人過去用來對付歐洲人、美國人的策略，現在中國人學到了，反過來對付日本人。那么其實日本本來不應該生產蘋果，他應該從山東進口，因為這個是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實際上有好多日本的農戶，他就到中國投資、生產他們需要的產品。這個是符合比較優勢的，他用這個證據來說人民幣低估，所以他是錯誤的，但是過去幾年的證據表明，人民幣匯率不是一個虛構的問題，也不是一個短期的問題，他可能有非經濟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是它根本上可能還是一個經濟的問題。

　　我們看看國內大概是2002年、2003年開始討論，最初的時候說是國外的炒作、政治的壓力，通常說這個問題不構成一個真實的問題，但是到2005年的7·21匯改以后，更多的認為是應該升值，但是應該是小幅度的升值，不應該大幅度的升值。那我覺得為什么要采取小幅升值？這個背后有什么道理呢？是因為我們要屈從外國人的壓力要升值？還是說從中國經濟本身的角度來說，人民幣有這個升值的要求。

　　所以我做了一個研究，那么基本的思想就是說，一個經濟在快速追趕的過程當中，它并沒有說什么時候開始，這個是講了一個趨勢，它終究會導致或者是產生一種力量，迫使本幣的實際貨率升值，這個并不是實際匯率的完整的模型，這個是從供給面的角度，對實際匯率趨勢變動做的一個模型，這個背后有一些結構性的東西，我想這個場合，也許不方便展開的討論，它基本是說，一個經濟內部可貿易部門和不可貿易部門的生產率是有差異的，一個經濟的追趕過程當中，可貿易部門的增長很快，最終會導致實際匯率升值，所以我圍繞這個假設，做了很多文獻和數據的討論，我覺得還是存在顯著的證據，說明人民幣匯率從90年代以后，是有一個升值的壓力的趨勢。

　　1993年、1994年開始人民幣有順差，可能是有規律，因為這個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雖然你不高興看到，但是這個是一個規律。那么為什么人民幣升值可能會是一個規律呢？這個是從不同的角度討論，其中一個有意義的或者是可以研究的角度，就是從勞動生產力追趕結構性差異的角度，然后再結合中國的實際再來討論，我認為這個討論大體是支持人民幣從長期看有升值的壓力。這個壓力可能會貫穿中國經濟快速追趕的一個比較的過程。那么這個看法有它的局限性，即便長期有升值的壓力，不見得短期會有低估的壓力。

　　還有一個你有一個趨勢的判斷，就是仍然是必要的，我覺得對于我們怎么認識，我把它叫做中國經濟成長新階段的一些特點，怎么在政策層面和企業決策管理的層面做一些必要的應對，我覺得都還是一個值得探討的一個命題。

　　主持人(余淼杰)：謝謝盧教授，講到了中國實際匯率從長期來講會升值。可是我們回想一下10年前甚至是十幾年前東南亞金融危機，我們發現當時的人民幣并沒有貶值，相反許多亞洲國家的貨幣，比如說泰國泰銖，還有韓國、日本的貨幣都發生了貶值的行為。有人說這跟經濟合作、區域間的經濟合作有很大的相關性，而我們知道李克教授是東南亞區域經濟的專家，請您講講看，區域經濟合作中與中國國際貿易合作的關系？

　　李克：其實剛才盧老師講的非常好，在談到中國實際匯率到底怎么決定的，其實現在有很多不同的假設，剛才我專門提了一篇文章，其實也是探討這個問題。換句話說貨幣也是一種商品，它的真實價格到底是怎么決定的。有很多不同的說法，大家比較熟悉的購買力平價是一種說法，另外還有最近一些學者比較多的討論，就是說在一個國家經濟開放程度越來越高的情況下，我們會發現比較大的趨勢，就是價格的趨同性會越來越強，這個趨同性就包括產品的價格，也包括生產要素的價格，當然也包括金融產品的價格，其中包括貨幣。所以在這個貨幣當中，人民幣隨著改革開放30年中國開放的程度越來越高，這種匯率的自然升值，確實是不可避免大的趨勢。但是我覺得因為作為學者來講，可能這些道理大家在很多媒體上也聽到不止一次，我覺得可能更加復雜的、更加需要討論的，從技術上到底怎么來處理它，這個是我覺得特別需要引起大家關注的一件事。

　　其實最近兩三年，我也是發了不少關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文章，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沒有，上個月11月20號，日本政府有一個很大的舉動，就是跟東南亞國家簽了一個一籃子的PTA協議，那么區域一體化方面中國走的比較好，跟東南亞國家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推動的非常快。那么我為什么提日本這次變化，因為很多學者也在批評日本政府，包括日本的教授也批評日本政府過于保守，走的比較慢。因為金融危機之前，日本在東南亞吃過苦頭，所以比較謹慎。

　　但是這個變化，對中國來說，我們要認真的考慮一些應對的措施，這個協議不僅僅局限在自由貿易協定，這個包括金融領域，這個就是非常了不得。換句話說對東南亞國家，包括企業融資、有價證券，這方面的市場全部雙邊打開。因為大家也都知道，日本是全球最便宜的資本池，所以會在東南亞國家當中占據主導地位或者是引導的力量，這個影響力會更加的強大。

　　當中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區域一體化的推動，換句話說包括在日本，現在在北美的出口都低于莫斯科，所以這個不是產品競爭力的問題，全球化是一個非常好的發展趨勢、遠景，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達到全球化一體化當中，當然有很多很多因素，但是區域一體化，我自己認為是不可逾越的階段，特別是在現在國際的市場格局之下，在別人已經成為一個地區性的市場的情況之下，你一個國家的散兵游勇去進入別人的市場，這個困難是可想而知的。

　　除了貿易壁壘、非貿易壁壘，現在還有綠色貿易壁壘，就是通過環保這方面的因素，來對中國產品進行打壓。那么也是我們的產品還處于中低端，但是這個替代性非常強，你沒有很強的自主的核心競爭力，所以在這個市場上自然會受到打壓。而且大家也注意到，今年在北美和歐洲，現在對中國玩具的質量提出了質疑，比如說環保，就是說含有毒的元素，歐洲今年停止對中國產品的進口。然后食品安全方面，現在也在國外很多的質疑，這個有很多復雜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反過來來講，從我們自身出口結構上來講，中低檔產品的這種領域導致我們在雙方談判當中，我們處于弱勢。 所以區域一體化從某種程度上可以緩解這方面的問題，不是說一定可以解決。而且利用各個國家的優勢進行結合，可能是以后中國企業可以考慮的出路之一。而且現在中國企業紛紛在東南亞建廠，現在是邁出了很好的一步。

　　主持人(余淼杰)：李教授剛才談到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區域一體化不一定對全球化有好處。那么這個到底是正面還是負面的因素，這個是沒有定的結論。但是不管怎么說，一個國家的開放，對一個國家的福利提升是有很大的好處的。我們從李嘉圖開始，都認識到這一點，就是從不開放到開放的好處。我們從1978年到現在開放整整30年，我國的開放度，也是低于5%到現在的64%遠遠高于美國25%的水平，何以說30多年來國際貿易方面確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請隆部長講講30年當中，我國國際貿易開放當中發生的重大的變化，我們是怎么走過來的呢？

　　隆國強：新中國的成立，我們是采取進口替代戰略，那么其實在我們實行開放之前，實際上我們搞了一個進口替代的戰略，這個是前蘇聯計劃經濟的成功，以及拉美國家在二戰以后的成功有很好的示范效應。也和當時全球兩大陣營有很大的關系。如果當時想像日本搞國際開放戰略，國際環境也不允許。那么1978年以后，我們國內經濟由于種種方面的原因，有計劃體制的原因，也有政治動蕩的原因，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進口替代戰略本身它的不足，后來我們吸取了亞洲四小龍的經驗，我們開始實行勞動力的出口導向政策，所以可以看到匯率，在進口替代的時候，匯率是高估的。1981年的時候，一美元兌1.7元，顯然那個時候不值這些錢，但是是為了降低工業化的成本是人為的抬高本幣，那么就要付出代價，就是對貿易實行管制，那個時候從事對外貿易的公司不到10家。

　　如果不進行管制的話，外匯就不夠用了，因為進口的產品比國內的還要便宜。那么我們出口導向的政策就需要支持你的出口部門，我們就采取了許多的措施，一個是通過吸收出口導向性的外國投資，所以我們建立了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以及后來林林總總有十來類各種各樣特殊的經濟區，來吸收出口導向性的外資。那么我們也是有要求的，要么就是高技術的，或者是高出口的。那么在將近7000億美元的外商投資里面，70%在制造業，而在制造業投資里面，絕大部分又都是出口導向性的外資，那么到了今天，我們看看我們的順差里面，58%是由外商投資企業來完成的，他所采取的方式主要是加工貿易，他從日本、東亞新興經濟體進口中間投入品，然后加工以后，再到他原來的傳統市場，實際上就是歐美市場。這個是一類政策，吸收出口導向性的外資，來實現出口創匯。

　　再一個就是我們對出口實行匯率政策，然后我們一段時間里面有出口補貼、出口獎勵等等，我們想了很多的辦法擴大出口，因為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時候，我們面臨的就是外匯短缺，這個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問題。那么利用外商投資他帶來了外匯，然后還可以出口，然后還可以帶來資本。所以中國以出口導向為主要目標的開放戰略，在過去的30年里面，應該說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很多的發展中國家非常羨慕的。但是這條路確實不是一帆風順的，那么我們怎么走過來的？

　　我覺得可能有幾個特殊的時段上會比較困難：一個是開放的早期。開放的早期它面臨著兩個方面的阻力，一方面是國內的阻力，從原來進口替代的戰略轉變以后，政府的決策者有一個認識轉變的過程，那么在開放初期，我們要吸收外資，那很多人就覺得外國投資，我記得早期建立深圳特區的時候，有些人到了深圳以后，覺得這個是搞資本主義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國內的阻力是非常之大的，同時還面臨著國外的阻力，就是說中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他對外開放了，他想吸收外資，沒有人敢來，因為人家不了解中國，他覺得會有風險。

　　那么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優勢，我們有港澳、還有一個就是有大量的華僑，早期來中國的投資，就是港澳特別是香港的投資，正是香港的投資，原來在香港是很小的廠，然后到了內地以后，用非常廉價的土地什么的，就發了大財，所以后來就有很多人過來了。所以現在招商引資大家用各種各樣的辦法，但是最簡單的一點就是讓投資者掙錢，他是最好的宣傳員，他的競爭對手什么的就都過來了，這個是開放最有力的一個招牌。

　　所以早期兩方面確實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難，但是好在我們從國內、中央政府特別是小平同志，堅定不移的推進開放，克服了認識上、政策上的阻力，那么從國外我們回顧30年，不能忘記港澳臺的同胞還有海外華僑，早期進入中國推進了中國投資環境的改善，也給西方的其他跨國公司提供了典范。

　　第二個困難的階段是1989年以后。那個時候西方國家是制裁中國的，那么要不要堅持開放，當時的認識也不統一，那么解決這個困難境地的恰恰又是小平同志南巡講話，就是堅定不移進一步的擴大開放，所以1992年以后，中國的開放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從地域上也好、從行業上也好，我們看看從中國吸收外資投資的數據，1991年是剛剛到100億，1995年是300多億了。這個也正是小平同志堅定了對外開放的決心。

　　第三個困難的階段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后，首先是外部環境非常的嚴峻，1998年的出口增長率只有0.5%，當時中央政府提出的政策叫千方百計擴大出口，想了各種可以想的辦法，我們對外承諾是人民幣不貶值，那么東南亞國家出口的產品上跟我們存在著競爭的關系，他們的貨幣大量貶值以后，對我們產生了很大的競爭力。東亞國家本身又是中國出口很重要的市場，他們由于金融危機導致整個經濟蕭條，需求下降，我們對他的出口是下降的。所以在這么困難的情況下，能夠保持中國對外經濟關系的穩定，保持我們出口市場的穩定，確實是非常困難的。

　　但是不管怎么說，還算走過來了，我覺得我們最困難的就是那個時期，那么我們也采取了很多得力的措施，但是這個也是有代價的，總的來說我們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是很成功的，但是我們一些應對的措施，很多其實都是短期措施，后來不自覺的把它長期化了，那么就會帶來很多的問題，任何政策就像開汽車的方向盤一樣，就是說你到這個路口，你要左轉，但是你不能一直打著左轉這個方向，你就會在原地劃圈，有些政策是基本的政策，是要長期穩定的，有的政策特別是宏觀管理的政策，這個是短期政策，要實時的調整它，讓它回到執行的位置上，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們也是造成了一些隱性的潛在的壓力

　　到今天人民幣匯率，我們還在品嘗著當時亞洲金融危機的苦果，我們回顧一下人民幣匯率的走勢，1994年匯率并軌的時候，我們的匯率從一美元兌5.6元錢，變成了一美元兌7.8元錢，這個有很大幅度的貶值，這個貶值是為了讓它可以穩定下來。此后我們看到人民幣匯率在市場作用下，是緩慢的升值。但是亞洲金融危機以后，我們擔心人民幣會大幅度的升值，擔心我們要兌現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那么人民幣匯率機制發生了變化，從有管理的浮動匯率，變成了實質上的實質匯率。那么1998年以后，到2005年這個階段，也是中國經濟發展非常好的階段，這個有很多的因素影響則人民幣升值的變化，那么匯率升值的步伐就停止了，這個帶來了很多宏觀經濟關系的扭曲。

　　我們回顧過去30年的開放，是為了走的更好，每一次不管是來自外部的沖擊還是內部的沖擊，我覺得中國之所以能夠堅定的走下去，“不改革開放死路一條”，這個是小平同志說過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話，所以他很早就看到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趨勢，中國不開放沒有出路，這種堅定的信念支撐著中國不斷的深化和擴大開放。國內過一段時間就會對改革開放反思，總會有人跳出來否定改革開放基本的政策，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可悲的事情。

　　但是好在中央政府的政策一直非常明確，胡總書記在十七大的報告里面，改革開放的成績不容否定，改革開放后退絕沒有出路。所以在新的歷史背景下，我們說今天我們的發展、我們的改革、我們的開放、我們中國和世界的關系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是歷史性的變化，這個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怎么進一步的通過擴大開放、利用全球化帶來的各種機遇，能夠更好的融入世界經濟體系里面，這就會決定我們中國未來下一個30年，能不能像以往的30年以后，取得同樣的成功或者是更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