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楊燕青：尊敬的各位來賓、媒體朋友們，大家好！歡迎光臨由匯豐銀行、第一財經日報聯合主辦的2007卓越理財財富論壇。

　　卓越理財財富論壇旨在邀請財經界和企業界的專家和企業家，旨在分享他們對于財富的獨到理念和他們對成功的見解。2007卓越理財財富論壇系列活動在上海正式啟動之后，已經到過杭州、廈門和沈陽。

　　下面我們有請匯豐銀行北京分行副行長、華北區個人金融理財業務總經理章筠女士給我們致開幕詞。

　　章筠：非常感謝大家來參加2007卓越理財財富論壇的北京站。2007年對于我們匯豐中國來說是非常具有意義的一年，那么2007年我們匯豐中國完成了法人注冊，這顯示出了匯豐長期在中國的信心。

　　2007年4月23日的時候，匯豐在全國5個城市7個網點推出了全人民幣業務，這使我們向客戶推出卓越理財的新篇章。

　　卓越理財是我們匯豐集團為個人客戶提供的全球財富品牌，今年5月包括匯豐中國在內的匯豐所有卓越理財中心，開始提供全球新版的匯豐理財服務。這是我們匯豐首創的匯豐聯網的理財服務，也是我們要求的國際化舉措。

　　秉承

環球視野成就財富夢想的理念，匯豐中國與我們的合作伙伴一起，從今年的6月份開始策劃了卓越理財財富論壇的講座，邀請了卓越理財的各位專家和嘉賓一起講對于卓越理財的理念。

　　6月30日我們在上海首次舉辦了論壇題為“海外投資風險”，我們通過QDII和海外投資的熱點進行了討論。那么8月20日的時候在杭州舉辦了第二場論壇，圍繞著“資本市場為方向的機遇”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今天我們非常高興在北京舉行第三場的講座，這個主題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主題為“十七大后的財富機遇”。我們非常榮幸地邀請到了巴曙松先生、鐘偉先生、屈宏斌先生以及秦朔先生出席并做主題演講。分享他們的獨到見解，以回饋一直以來關心我們、支持我們的匯豐卓越理財客戶和嘉賓。

　　最后，衷心感謝大家的參加，并祝大家渡過一個愉快的下午，謝謝！

　　主持人楊燕青：謝謝章筠女士。

　　我們看到臺下是人都坐得很滿。為什么選這樣一個時機，我們談這樣一個話題？大家應該是一目了然的，我們知道十七大剛剛閉幕。那么十七大提出了一些重大的經濟政策的重要的走向，那么我想對于我們在坐的各位朋友們來說，可能如何參透十七大當中蘊含的未來的商機，從而可以分享中國經濟成長的成果，可能是最重要的話題。

　　章筠女士剛才也提到了，我們今天邀請到了非常重量級的4位嘉賓給我們做解析。

　　他們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博士生導師巴曙松先生，大家也知道他前不久剛剛給政治局講過課，請大家歡迎！第二位實際上是曙松非常好的朋友，他們兩位也是工作上非常好的搭檔，個人也是非常好的朋友，這位是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鐘偉先生。那么我們還有來自匯豐銀行著名的我們匯豐機構的經濟學家屈宏斌先生。那么屈先生也是在經濟政策方面有非常獨到的見解，也得到了我們很多業內專家的贊許。最后一位是來自我們第一財經日報的總編秦朔先生，那么秦先生無論是在政治領域還是經濟領域都有非常獨到的見解，給我們留下了非常正確的指引。

　　我相信在坐的各位都跟我一樣，都非常熱切地期待著嘉賓接下來的演講。那么我們長話短說，我們還是請本次的媒體主辦秦朔先生給我們發言，他發言的主題是“十七大的政經解析”，我們歡迎！

　　秦朔：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第一財經日報》和匯豐聯合打造的關于卓越理財這樣的論壇，從6月份在上海起步，上個禮拜我有一個同學在上海工作，他打電話說很感謝，上次我去了我就開了戶，買了一個基金。他買的時間稍微遲了一點，說一個月的回報就有8%。所以我想在坐的很多朋友都有一種心情，我們想趕快知道財富在哪里，我們怎么更快地獲得這個財富。那么今天我們跟匯豐共同邀請的三位經濟學家，會分別從宏觀經濟、資產價格以及財富機遇的給大家很多很多的答案。

　　那么在我這樣的環節，我想只是短短的序曲。我想給大家分享一下對于這次十七大個人的一些心得。

　　那么十七大結束以后，我們報紙也要寫一些評論，當時我定了這樣一個基調，叫做“大國崛起，財富永流，復興之路，昭然可期”，因為《大國崛起》和《復興之路》也是最近2年很熱播的片子。所以，我想我們生活在今天的中國人都感同身受。昨天晚上我剛好又在看這個片子，正在重播。它回顧到97年，當時我們國家的GDP是7.5億，我們國家的外儲是1000億美金。那么97年的時候我們的進出口是全球10大，那么來把10年和今天相比的數字，都已經有了當時我們想象不到的在全球地位的飛躍。如果十七大再做到2002年的預計，我想用不了多久，可能很多的指標又會給我們非常非常多的驚奇。

　　所以我們說復興之路昭然可期，這已經是被歷史確定的結論。

　　那么我在讀十七大報告的時候，我非常坦率地說，個人覺得很多里面的語匯我都覺得非常熟悉，似乎我覺得特別特別新的東西不是很多。那么我開始查以前的歷史檔案或者是報告，果然，我發現許許多多的，比如說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這個事實上是在十三大報告里面都有的，所以我一看，我發現事實上如果我們說這次大會是創新的話，其實是把以前六屆的黨代會，做了一個大的拼盤和整合。如果它有創新的話，那就是以整合來體現創新，更多地是讓歷史告訴未來。

　　或者我們講，如果中國還要有新的動力，進一步向前發展的話，它首先做了一次向后的回顧，去汲取歷史的力量。所以我們看來十七大可能要把我們的視線再往前拉上30年。因為中國的黨代會，真正按照逢二、逢七的規律，成為政治正常化、民主化的這樣一種大會，其實都是到了77年以后。那么在以前，很多的黨代會的時間都不是很固定的，也沒有按照黨章說的5年一次。

　　但是在十一大的時候，就是1977年的時候，開始進入了這樣一個正常的。但是，在那一次的大會上，其實是因為剛剛粉碎了四人幫，所以那次的大會從主題上來講，還是要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繼承毛主席的遺志，總結歷史斗爭下的教訓，那次大會是把我們國家黨的方針路線確定了。那次界定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后來又到了一屆三中全會，是把我們國家的整個的黨的路線做了校正。

　　后來江澤民做了三次大會報告，我感覺總體鄧小平還是偉人，其實基本上大會的報告是以他的思想為主導和中心的思想。78年我們校正了整個的路線以后，從十二大、十三大、十五大這四次大會，基本上都貫徹了他的想法和思想。那么到了十五大的時候，雖然他在那一年，就是1997年他去世了，但是這一屆黨代會的主題還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

　　下面我先非常簡單地做一個回顧。剛才十一大我們講過了，那么十二大大會的標題就是全面開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那么這次大會鄧小平同志在開幕式上，他就正式地第一次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命題，而且同志黨代會的大會，把這樣的命題具體化了。

　　所以，整個的中國社會的變遷，在十二大的報告里面他講到一句話“在100年當中，中華民族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難，長期的歷史經驗必然使我們的黨心、軍心、民心，集中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富強”，事實上這是一個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時刻。就是把全國的一切力量，黨心、軍心、民心的重心都放到了國家的富強上。今天我們看到我們國家的大國永留、財富聚焦，就跟這個國家的戰略高度相聯。所以，對于十二大當時的報告，鄧小平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說從七大以后，到十二大這是最好的報告。

　　那么到了十三大的時候，就正式提出了社會主義基本理論，把我們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提出了。那么報告提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都提出了復興的熱望。那么這一次的十三大還有一條，除了提出中國受制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還提到了社會主義政治體系還提到了政治改革。他提出了要利用現代化改革的情況，我們要面向實際，面向困難，要進一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那么到了十四大的時候，叫做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步伐，要過去社會主義更大的勝利。那么這一次十四大的時候，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確立了鄧小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位置，第二件事確定了社會主義經濟市場的體制，第三件事就是要求全黨要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這個是在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以后，進一步調動了我們整體的發展。其實在92年以后，帶動了中國整個新一波的創業的浪潮，就是今天中國主流的很多的商界的領袖，其實并不是在80年代創業的，其實92年以后也有很多人創業。

　　那么到了十五大的時候，那一年是小平同志去世，所以提到了一個是不是因為他的去世，我們的很多的路線方針政策要改變呢？不是的，那么這一次大會提到了，旗幟問題至關重要。旗幟就是方向，旗幟就是形象。那么要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念推向21世紀。

　　那么到了十六大的時候，一個是新老的更迭，但是很大的程度上，是我們第三代領導核心，他要有一些他的政治的宣言的時候，所以我們知道上一屆很重要的就是三個代表的思想。那么圍繞三個代表的思想，在整篇的報告里面，極大地去倡導“與時俱進、創新，不要墨守成規，要有創新精神”。所以上一次的大會，提出了不僅是勞動的收入，非勞動的收入也要受到法律的保護。不僅是勞動參與分配，很多的資源都要參與分配。

　　其實我們看中國今天很多的資本市場的蓬勃，我覺得在很多的思想理論上，十六大都有很大很大的突破。所以很多人講十六大里面非常激動人心的話是“放手讓一切調動起來，讓財富涌流”。

　　所以總的我們跟大家做一個簡單地梳理，我把所有的黨代會，從開始到十二大看來，很多的觀念都非常確定。到今天我們看中國的未來，我們已經是大局已定。我們有很多的東西是不會變的，不應該變的，要成為全黨全國人民的共識。那么從十六大不算，它有很多的歷史包袱，全部加在一起看，出現最多頻次的關健詞都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么是講現代化建設，要么是全面小康，都跟這些關鍵詞高度呼應。

　　所以，應該說我覺得初級階段，我們說管100年。那么應該來說，我們看到這個實際的中葉，就是我們建國100年，這個時期我們接下來還有幾十年，那么我覺得中國基本的大局都不會變了。因為它是在反反復復地強調，要變成一個共識。所以為什么我們談接下來的復興之路昭然可期這么有信心呢？我覺得有這么幾點。

　　第一個，我們中國已經成為了一個正常的、世俗的，同時又保有他的理想的國家。我們的政治變得正常化，變得越來越可預期，我們的開會是正常的，選舉是正常的，對于選結果的可依性也越來越強。還有法制的加強，在2005還提出了要建立法制體系。所以，今天讓我們看到未來的時候，你覺得無論是政治、法制、中國經濟的增長，都非常地可以預期。那么這一點，我覺得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第二個，我覺得具體看所有的報告里面，其實是奉行了我們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很大的智慧，這就是中庸之道。就是報告一直有兩個是非常非常強調的，一個是強調不能走極端，怎么評價毛澤東，怎么看左和右的關系。就是我們既不能這樣，又不能那樣，又不能停止發展。所以，它提出不能走極端。在這樣的報告下，其實是摸著石頭過河，在這個過程中慢慢探討，既跟全球化外部的機遇不脫離，而是相結合，又能夠結合中國自身的很多的特點和稟賦的優勢，那么探討這樣一條道路。

　　所以我覺得穩定為本，發展優先，逐漸民主，漸進道路，對于創造財富的體系，我覺得用全球30年經濟發展證明，我們這樣的體系、活力和效率，的的確確有一些系統化的優勢。這不是簡單地說我們看一些僅僅是用西方的方法，就可以取代我們這么強大的一種競爭能力。所以我想，我們的策略方法也是比較對頭的。

　　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到，在進入新世紀以后，中國在很多方面的發展呈現出加速度的態勢。如果說在98、99年那個時候開始，中國從GDP和很多的方面來講，曾經經過了短暫的調整期以后，進入新世紀以后很多方面在不斷地加速。那么這個時候就看到了，當一個國家的民族在市場上，而且是市場化的取向以后，他把以前累計的效應都呈現了出來。所以他現在呈現出了加速度的局面。

　　第四點，我覺得就是整個看30年黨代會的變遷，就是中國把自己放在了世界的格局里面來考慮。就是它融入了全球、融入了世界，而不是作為一個在十一大里面還講了，我們主要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的矛盾。相反，我們把自己放在一個全球的框架里面來看待自己的發展，也就是說它不是要破壞和打碎這么一個規則，當然我們希望建立新秩序、新規則，但是不是把現有的打碎。而是在現有的框架里面，盡可能發揮自己的優勢，成為一個強者。所以，我覺得這一點也非常明顯。

　　那么最后一點，我想還是說過往30年的政策路線，極大地調動了全中國人民創業、創富的積極性，刺激了企業家的創新的才能。那么人的因素的極大地創新性的發揮，是整個中國今天奇跡的基礎，也是下一步復興的基礎。所以這個東西我們今天講起來可能是司空見慣，但是當它持續地30年的聚焦，累計了這種優勢，在這么龐大的人口和體量的基礎上，放大了之后是非常非常樂觀的。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樂觀其成的角度。那么未來還有哪些東西會出現變動，值得我們今天思考的話呢？個人覺得可能有這么幾個因素。

　　第一個，我覺得今天的中國，在處理自己的事情，我們的內政、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幾個建設方面，我們的把握度其實是在不斷地提高。那么我覺得，如果說未來還會有一些不確定的因素，我個人覺得可能會來自于外部的一些變動，以及中國和世界關系可能會出現一些新的形態。因為我們看到了，其實在過往的時間里面，其實我們更多地30年，事實上我們是接受目前的全球分工的整體的價值鏈的系統和體系。然后，我們從很低的存量不斷的發展。

　　那么當你這么大了以后，簡單地還是用這樣一種游戲規則，而且特別是這個游戲規則本身就在變化的時候，那么國際市場，現在像我們非常非常焦點的跟匯率有關的，這都屬于我自己的事可以搞好。但是我自己很多的事情在未來，它跟外部的很多因素的結合互動會變得更加復雜。那么在這里面來講，它不是一個過河的問題，事實上是一個身處一個龐大的海洋，這里面很多的東西有可能會帶來很多不確定的因素。

　　第二點，在未來的過程中，我覺得如何進一步的制度化、法制化，真正把中國建設成一個更加依靠強大的法制的管理方式來管理國家，這個可能有很多的功課。因為我們看過往的歲月里面，雖然很多都提到了法制的重要，在十二大的時候就提到了民主和法制，但是事實上整個國家的資源體系和很多的管理方法，還是比較傾向于用政策的、行政的方式。包括我們現在很多的經濟的調控的手段里面，很多還是靠政治的資源來形成調控。

　　那么我覺得，如果我們不能夠有更完善、完備的司法的體系，那么未來我們也許在某些方面有不確定的因素。

　　第三點，我覺得就是思想的統一，不搞抽象的爭論，建立一個適應于我們國家復興的主流意識形態，其實也是需要我們進一步地去增加認識的。為什么我們在以往的6次會議里面，其實反反復復強調的都是在十二大的時候已經奠基的觀念，為什么我們在這么長的時間里面去爭論，在我們看來不應該花時間爭論的問題？這是由于我們封建的殘余還有我們經濟體制的觀念的束縛和影響，所以思想路線是不會變的，但是支持這個思想路線真正在價值觀上的思想的統一，盡可能不要有雜音的干擾，這也是需要我們去警惕的。

　　最后一點可能是跟文化、信仰、市場經濟體系真正匹配的價值倫理、商業道德。那么在這個方向，我覺得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挑戰，那么由于時間的關系，這里就不展開了。

　　最后，我想說的是，今天的中國，我們面臨著幾千年未遇的非常了不起的機遇。那么我希望我們未來的繁榮和發展，雖然是完全可以預期的，但是我們應該有更冷靜的一種想法，讓這種樂觀和繁榮不要變成一種非理性的繁榮，而能變成一種理性的繁榮。讓我們共創這種理性的繁榮，同時也共享這種理性的繁榮。用一句古話來說“天不負我被，我被安負天”(音譯)。

　　主持人楊燕青：那么我們知道我們國家從計劃經濟轉向了市場經濟，那么在外國這并不是很重要的，但是對于我們而言就是和理財、經濟方面最大的背景。那么剛才秦總梳理了從十二大到十七大的政治路線，那么他說了大局已定，但是還有未定之天，那么這需要我們大家的決策共同推進。

　　第二位嘉賓我們邀請了鐘偉先生，那么他是我個人比較好的朋友，他是我們經濟學圈子里面曾經是最早、最年輕的一位博導，同時也是教授。我覺得他通常可以跟很多的決策機構有非常密切的合作，但同時可以保持非常非常獨立的個人的研究。那么他在宏觀方面非常有洞見，那么鐘偉大概每年會在關鍵時期主筆和一些學者共同對宏觀形成一些文字性的東西。那么今年這篇東西鐘偉已經發表了，而且引起了非常大的關注。那么我想鐘先生今天就是建立在這樣一篇文章的基礎上，跟我們探討目前十七大以后，中國所面臨的最大的一些宏觀背景。

　　那么他的演講主題是“中國流動性過剩與資產價格膨脹”，大家歡迎！

　　鐘偉：非常感謝邀請我來，我所起到的作用是拋磚引玉的，因為后面的演講顯然比我精彩得多。

　　那么先跟大家交流一下中國所初的大的體制環境和資產價格變動的判斷。

　　那么第一個我想強調的詞就是“流動性過剩”，那么流動性過剩看起來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即便有美國的次按危機，也不能改變全球的流動性過剩的現狀。首先我們要討論的是為什么全球流動性過剩？

　　那么全球流動性過剩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在坐的金融行業的貢獻，在最近30年金融行業的增長與實際產出增長的持續差異，這導致了經濟資產和實體資產總的金額比較大。那么全球的總的金融資產有210萬億，那么今后幾年會以10%到12%的速度膨脹，這樣使得制造業承受了來自金融行業很大的壓力。

　　那么第二個就是全球流動性過剩跟國際經濟格局的變遷有關系。這種格局的變遷主要體現在兩點。一個是發展中國家、東歐國家勞動力對于發達國家勞動力的替代，另外一個是產業遷移。那么格林斯潘出訪的時候講過一段話，他說看起來全球的流動性過剩是由美國巨變引起的，但是不是因為美國做得不好，而是美國的對手做得更好。那么這個巨變包括了東歐的巨變，這使得全球的勞動力的供給量非常大。另外一個是產業的遷移，這是說中美之間有一個巨大的產業的遷移。這會導致什么呢？就是原先在美國做一個汽車廠，人均資本配置也許需要60、70萬美元，那么作為年產上百萬輛的汽車廠，他的產能是上百萬的，那么也許放到中國來以后，它就需要幾億人民幣就可以了。因此，在勞動力替代和產業遷移的過程中，整個發達國家資本的存量，由于產業被遷移，所以流動性過剩了。

　　另外一個是人均資本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遷移，這也使得資本過剩。

　　在次按危機之前沒有人擔心全球的流動性過剩，但是現在很多人擔心了全球的流動性過剩。但是全球的流動性過剩不會因為次按危機有好轉。因為我們想一下80年代的時候，美國花的較長的時間由于垃圾債券留下的問題，那么這次的次按當中主要的債券人都是基金，這些基金的現金流量的平衡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所以次按給美國或者是西方經濟，帶來的長期的負面經濟的損害。但是它不太可能演變為非常劇烈的像亞洲危機爆發出來的危機形態。

　　所以我們第一個判斷是由于全球化和產業遷移，全球流動性過剩的局面它將始終存在。

　　第二個，我們看一下中國流動性過剩的情況。那么對于中國的流動性過剩，我想還存在著很多的爭議，這個是每個人都在說，但是每個人的看法都不一致的公式。如果人民幣的匯率市場化更快一些，如果中國的競爭對手在可貿易部門和中國的競爭能力的差距縮小一些，那么中國的流動性過剩的問題應該沒有現在這么嚴峻。但是看起來，似乎包括主要的發展中的大國那樣的國家，和中國在國際競爭方面的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拉大。另外，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進程，也正在緩慢地推進，而沒有預想地那么快。這一切都導致了，由外匯流動性過剩，附帶而來的人民幣流動性過剩的問題，會長期困擾著中國的經濟。那么對于中國的經濟而言，這種競爭能力的上升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當十七大胡錦濤同志使用復興這樣的詞的時候，我們做經濟學研究的更深刻地體會到“復興”這個詞的意思。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現在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三大的經濟體，GDP排全球第三。那么在2020年我們排第二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如果我們稍微放長遠一點的時間，我們可以看到，在整個的東南沿海，像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城市群，目前的人均GDP只有8000美元左右，但是到了2020年可以達到22000到25000美元左右的人均GDP。那么像廣東這樣的省份，到了2020年可以從現在的不到4000美元突破1萬美元，因此到了2020年整個的中國東南沿海的經濟能夠，絕對不亞于發達國家。

　　此外，中國的制造業的能力，中國在2007年中國的制造業的產值超過了美國。那么到了2020年，中國的制造業的能力是美國的4倍。那么中國的外貿出口是今年排在第二，那么到2020年中國排再出口第一大國的地位，相當于此后的2、3、4年的總和。那么到了2020年的時候，中國的人均GDP的能力非常強，極有可能到達5000美金。那么這個就是我們所看到的令人驚訝的變化，在這個變化當中，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中國將面臨著長期的外匯的流動性過剩。

　　這個外匯的流動性的過剩，不由于政府職能部門提出外匯貿易的政策，也不由于我們出口進程的加快，也更不由于歐盟和中國之間，美國和中國之間怎么樣進行貿易平衡的協調就可以解決的。到了2020年或者是2030年之前，中國的外貿的平衡是幾乎不可能的，這是因為我們可貿易部分的能力都上升，比我們的對手好得多。如此看來的話，我們的外匯的流動性過剩，就始終存在著。

　　如果從國際范圍來看，我們可以看到德國、日本以及中東的產油國，在過去的30年他們的國際收支也沒有平衡過。甚至包括美國這樣的國家，他們的國際收支也沒有平衡過。美國也是保持了長期的經常項目的逆差，也是不平衡的。

　　那么這種外匯的流動性過剩，最終它將有可能從外匯的流動性過剩，以曲折的渠道滲透到境內，影響到人民幣的流動性過剩，并導致國內資產價格的膨脹。那么很顯著的表現就是，例如說從1999年到2005年間，流入中國所謂的叫做“長期投機性資金”，累計總額大約是3000億。在05年一年，這類資金達到了870億美元。那么由此可以推算，截止到2007年底，這些由外部進入中國，并且不介入到中國具體產業生產的投機性的，純粹以金融交易，以資產價格價差為目的的資金的量，估計不會少于5000億美元。如果我們認為人民幣升值的勢頭暫時不會扭轉，外貿進口的進程也暫時不會削弱，那么這些資金流入中國的進程就不會停止。

　　所以我想強調的第二點就是，如果我們從全國的范圍看流動性是過剩的，在其中中國所扮演的角色是，中國的外匯流動性將更加過剩，這不會由于中國成立的主權財富基金，或者是引導企業更多地對海外投資，就會有明顯的緩解。

　　那么第三個是什么呢？第三個我想討論的就是從整個的全球的流動性過剩和外匯的流動性過剩來看，由于匯率的扭曲，以外匯計價的中國境內的資產，包括產業的資產和以人民幣計價的資產之間的反差是過于巨大的。這種過于巨大體現在哪些方面呢？那么這個可能當我講這樣的話的時候，可能還是有很多的爭議。

　　例如說，如果我們以購買力評價來衡量中國和美國經濟規模的關系，那么截止到今年的上半年，中國的GDP大約實體經濟相當于美國60%到70%，這是根據市行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研究的都可以查到。如果我們以人民幣匯價值1：7.1來算，中國相當于美國的實體GDP的1/3到1/4。如果我們以SM體系來算的話，中國與美國的實體差異并不是很顯著。但是在金融方面的差異還是很顯著的。現在很難以一個方法去顯示，美國總的金融占比重的多少，簡要統計一下美國主要類型的境內資產，包括股票、公司債等等的資產，初步算一下大約占美國GDP的6到7倍。那么在歐盟相似的研究美國的學者做過，歐盟的整個金融資產占歐盟的GDP大約5.78%。那么在歐洲和美國金融資產和GDP是非常吻合的，企業在做任何的金融整合的時候都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那么在中國呢？在中國即便經歷了06年以及07年上半年信貸的快速膨脹之后，經歷了長達20多年的MR：GDP全球最快的增速之后，中國目前最高的資產余額跟GDP的比例大約不到2.6。那么由此可以推斷出，目前中國的金融資產的總額大約是美國的1/12到1/15。那么形象一點來說，由于美國的金融發展比中國快得多，美國的金融成熟程度也比中國快得多，所以他們經濟是非常好的注水肉，而中國經濟的注水是嚴重缺乏的，需要各位在坐的金融專家的努力，才可以把中國的金融資產進一步的做大。

　　不僅如此，在資產價格方面的差異也是顯著存在的。比如說從房地產的角度來講，如果拿中國東南沿海的不動產的價格，無論是住宅還是其他的有價值的事業型物業，跟這些地區物產價格接近的地區比，比如說莫斯科或者是首爾，或者是馬來西亞的城市，當我們國內的不動產的發展，已經使得我們學者擔憂住房收入比在拉大的時候，我們用外匯、美元來衡量考慮這種資產價格，就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那么就資本市場的估值來說呢，如果你用人民幣的觀點和美元的觀點也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

　　當我們用人民幣的觀點看A股市場的時候它是有問題的，因為一個金融資產的市盈率到達了70倍，而且以后可以良好增長的時候，而且對于我們企業的持續增長給予良好的時候，我們就把目前的A股市場看得過于理想化了。另外我們可以看出，在全球最大的市值的10家企業當中，中國大概能夠有5家，而在銷售額、凈資產收益率、凈利潤這些指標方面，中國的企業未必能夠像他在全球最大市值的這些企業當中排名那么令人樂觀。

　　比如說我們中國有一家石油企業，盡管他現在年度利潤可能和國際上最大的一家石油企業差不多，但是這兩家企業他們的石油的儲量，卻差了整整差不多有1倍。那么因此，用人民幣來衡量A股市場，我們是要打一個問號的。但是如果我們用外匯或者是美元價格來衡量，可能這個問號就會趨于消失。例如說標準普爾500工業指數，平均價格在今年6月份的時候突破了88美元，現在我不知道多高，可能是接近100美元。那么日凈225指數的企業的平均股價在100美元，而中國現在平均股價可能不值3美元。那么上市公司之間真正的差距有這么大嗎？可能沒有，中國92年的時候可能是美國的上市企業的1/3，但是現在中國只有美國的20%，兩者之間的凈資產的差異率已經不太顯著了。更何況中國的最優秀的20%的上市公司盈利增長的速度是美國紐約上市公司盈利增長速度的大約3倍。

　　所以，當我們用人民幣和美元來衡量我們中國境內的資產價格的時候，我們會認為這是非常困惑和令人難以理解的。那么這樣子的話，將導致中國境內資產從外幣的流動性過剩，從中國在國際分工當中可貿易部門的能力持續上升來講，中國的資產價格有可能面臨由于外匯的流動性過剩不斷膨脹的過程。

　　這是從外部的角度，那么我們從中國內部的角度來觀察的話，我們又會對流動性過剩怎么評價呢？聽起來金融大爆炸是一個很可怕的詞，但是不是的，這是指的金融機構可以混業經營，監管框架從基于機構的監管變成了基于工人的監管。這從80年代開始，到99年以美國現代法案為標志，在整個的西方國家，原來有分業監管和分業經營的，完全被廢止，完全到了混業經營的框架當中來。我們把這個進程形容成金融大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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