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中央政府方面，沒有像臺灣、香港那樣，參加反傾銷之友的協會，但是也提出了自己很多的意見，這些意見在很多方面因為反傾銷之友成員是形成共鳴的，比如說這里面，我們提出了一些要求，比如說有這么一個要求，就是說像王總他們，就企業市場經濟地位的這一個問題，讓他們很被動，受損很大，額外支付很多成本，我們方面，我們就規則一題，對反傾銷協議這方面，我們提出了這么一個論點，就是說由于原來的關貿組決定，條款里面關于貿易完全壟斷，現在已經完全不適用了，就是說世貿組織成員方，本身加入世貿組織就是作為一個市場經濟體加入的，所以你有世貿組織成員方的資格，本身就表明你市場經濟地位就應該享有市場經濟地位，就不應該節外生枝搞一個什么市場經濟的情況，這就是一個。比如說結構、價格的認定，累積的損害確認方面，我們都提出來一系列的議案，這方面規則的調整有很多，難度是相當大的，但是再難，為了我們企業以后的主動權，我們的談判團隊也肯定要把這個談下去，就是這樣。

　　主持人:可是剛才梅老師說了一個問題，我對王總有了一點疑惑，梅老師作為單個的企業如果提出應訴的話，反而是非理性，顯得成本很高，奧康為什么選擇非理性的狀態呢？

　　王振滔:首先我認為剛才梅老師講得非常對剛才說的像福建300多家企業集體放棄，像寧波很多地方，我認為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企業家的觀念問題，因為首先這個企業企業家是最重要的一塊，首先觀念沒有轉變過來，當歐盟出現這樣的反傾銷以后，很多企業家的感覺，不是企業單個的事情，就像剛才不是我們的事情，這個好像找我們協會，找我們的政府商務部，由他們來做，所以這個觀念應該在我們加入WTO之前已經根深蒂固了，因為中國的企業非常明白一點，出事了以后找政府，這次反傾銷出來以后，他們覺得不是我們的事情，剛開始300多家也是有制鞋協會組織起來的，第二個出現問題以后，出去上百家一起起 訴是錢的問題，如果大家一起上去成本也很高的，我們單個企業應訴少說要花百 萬塊錢，單個企業覺得跟出口的量對比不合算，第三個，我認為加入WTO雖然說時間已經五六年時間了，對他們來講游戲的規矩不懂，不知道怎么應訴，到底請哪個律師好，很多企業很困惑。

　　我是在結束之前，我也曾經跟所有的企業家進行了一些交流，曾經開的好幾次會議，其實不是說在去年的10月26號制裁的時候我們做出這些反應，我們曾經在06年的2月份的時候，歐盟有這樣的動向以后，我們曾經組織協會開了好幾次會議，我們參加過比如我們皮革協會廣東的一次大型的研討會，包括我們在06年5月18號在西部企業也搞了這么一個企業“七國論壇”，把國外的使館都請過來，我們在溫州也開過這樣的會議，我們開始一直在做這項工作，包括我個人在06年6月份也參加過西班牙的這個論壇，因為當時是歐盟協議主席凱爾沃邀請我去的，當時我在會議上講了很多，我說如果我們跟歐盟進行合資，比你這樣提出反傾銷更有力，你這樣提出反傾銷是兩敗俱傷，對我們來講損害很大，因為我們面臨著不是一個企業或者一個行業，從某個意義上來講可能引起行業之外的傾銷，不能像歐盟這樣行業很小，我們中國行業很大，解決就業就幾百 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