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12日至13日，由中國注冊金融分析師培養計劃執行辦公室攜手第一財經日報共同主辦的“第一屆中國金融市場分析年會”在北京亞洲大酒店隆重舉行，本次年會由新浪財經提供獨家網絡支持。以下為國家開發銀行專家委員會副主任王大用的發言實錄：

　　王大用：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主要的工作領域是哪些，銀行嗎？那我們是同事，因為我也在銀行工作，從80年代中期開始，當時在中國人民銀行工作，98年調到國家開發銀行。在人民銀行的時候做過經濟學的研究工作，央行需要懂銀行的經濟學家，主要是這方面的工作。那會兒監管沒有分出去，也開始管監管方面的工作，先后擔任過一些職務，最長的是做了多年的銀行經濟預測處的處長，后來做過調查統計司的副司長，做過調研室的主持工作，當時調研室是銀行的一個大工作機構。后來到分行，在省里面做過副行長。98年在開發銀行，現在不當局長了。

　　開始我接到通知題目是“政府債券的創新”，談創新有技術上的創新、也有制度上的創新，看大家需要哪個，都可以講，因為經過這么多年的實踐我們都有了相當的經驗，做了一些事情。當然中國主要還是在改革過程中，在改革的過程中更多的是制度的創新。

　　聽主持人剛才講的話，我看我的準備也符合我們主持人的意圖，重點不是講政府債券或者叫國債，而是側重于地方政府國債的問題。剛剛談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領導實際上都是我20多年的老朋友了，他們組織的活動都邀請我參加。我印象中比較早談到這個問題的是2003年的秋天在大連召開了一個會議，是吳佳寧他們部和日本的機構合作研究的。當時研究的主題是基礎設施建設中的政府融資，就是基礎建設投資的資金從哪兒來。但是因為我從98年就到了開發銀行，我們就在干這個事，對第一線的情況比較清楚。

　　實際上從90年代末以來，已經開始從地方政府借貸來搞建設，到了2003年的夏天就開始進入一個新階段，也就是說可能會從當初逐漸積累慢慢積累量的階段，到突然間的大躍進，2003年開始陷入大躍進的各種必要條件的爭論。2003年9月正好佳寧部長他們開了一個會，叫我發言，也叫我提供稿子，提供的稿子題目叫做“地方政府負債的合法化問題”，既然是問題就意味著不合法。不合法怎么辦？一個，掐死，不要干。另外一個，規范，在法制的規范下合理的規范。我贊同后者的，后來這篇文章被很多家媒體刊載了。主持人叫我講的題目可能也和這個有關吧。

　　這里邊就談到政府債的問題，其實我覺得政府債和國債是一回事，我是搞實踐的，大家一般說搞實踐的人沒有理論水平，不會上升到理論，不過我們倒是一直在理論層面上。實際上20多年來我們每一項重大實踐的推動之前、之后都在理論層面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們所依據的理論基礎，經過這20多年已經不是90年代以前，很多國際的專家權威對于理論也不了解，不是那個狀況，大家都很了解的。那時候我們講西方經濟學理論的時候，在國內很難找到可以對話的，現在不是這樣了。

　　談到國債，其實只要有債，不管是民間債、國債，私人之間、企業之間、企業和金融機構之間，企業、政府和金融機構之間，只要是債就意味著信用。

　　信用兩個字過去我們計劃經濟上也不大講，因為當年我讀研究生的時候，我是在我們學校里邊帶頭講西方經濟學的東西，在那里邊是排斥信用的，商業信用是被禁止的。銀行信用被認為是當時社會主義體系唯一留下來的一點信用，局限在很小的范圍內。但是我們的改革是朝向市場經濟方向的，是拋棄計劃經濟的，既然拋棄了信用的觀念要重新恢復起來了。我本人在2000年寫了一篇文章，叫做市場經濟必須是信用經濟。這篇文章在2000年底通過了一些渠道送到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手里頭，稍微晚一點的時候在一些場合演講也發表過。我們走向市場經濟就比較講信用，債是和信用緊緊聯系在一起的，任何債都必須有信用基礎，離開了信用基礎的債無疑是詐騙。

　　什么叫信用基礎呢？信用本身意味著償還債務的意愿，也意味著償還債務的能力。而我們談信用基礎，這種信用基礎更突出強調的是償還債務的能力，這種能力來自于負債主體掌握的收入或者掌握的資產，或者是某一種收益的權利。比如拿著

　　政府的信用基礎是什么？不外乎三大塊，就是通過這三大塊可以獲得現金流，這三大可以拿去發工資，也可以拿去還債。這三大塊包括：

　　第一，財政的稅收。只有政府有法定的權利可以對社會收稅，其他人不能收，其他人收稅是犯法。

　　第二，政府手里邊掌握了一些資產和權益。我們把它統稱為國有資產，這些國有資產包括國有的土地，包括對國有企業的股權，還包括很多國有的物業，各地方政府、市委大院、政府大院那些財產，等等都是國有資產，這些國有資產理論上講都可以變現。

　　第三，只有政府才有的一個權利，發行貨幣。當然這個權利分布和前面兩個不一樣，集中在中央部門手里，就是政府實在還不起債的時候可以發人民幣還債，別人沒有這個權利，只有政府有這個權利。政府的信用基礎主要來自三個方面，就是財政的稅收，當然這個稅收是廣義的，包括我們說的預算內收入和預算外收入；轉讓國有資產的收入；發行貨幣的收入。這是政府信用的基礎。

　　這塊在過去很長時間曾經不被人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50多年，在50年代曾經知道。那時候剛剛從舊社會過來，舊社會帶來的信用知識不多。我挺小的時候母親不識字，說你把這些國債到銀行兌成剪息債，現在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剪息債，現在少了，90年代到銀行里拿剪子剪息票，那就是國債。但是到了60年代、70年代我們既無外債也無內債，那時候中國搞得登峰造極，但是文化大革命經濟徹底崩潰。那時候實際上是對國家信用的存在完全沒有認識。

　　改革開放以后重新恢復證券史，80年代開始發行國庫券，當時是攤派發行，這也是利用國家信用，只不過是中央政府在利用。有十幾年時間，印國庫券的時候沒有債券基本的要素，印的一百元像鈔票，只不過和鈔票不一樣，就派給你了。到期日是哪天，不知道；利率是多高，不知道。反正到時候財政部發一個公告說，今兒還你了就還你了，說多少利就多少利。這不是債，債必須雙方平等，債的期限、還款的方式、利率的高低，這都是必須規定的。所以很長時間財政部發的國債、國庫券明明是債，但是連發這個債基本的知識都沒有掌握、基本要素沒有包含。當然我們進步很快，后來96年開始嘗試性的市場化發展電子結算，以后又被叫停。98年的8月間，實際上是7月份提出來，當時我去人民銀行提出來開發銀行人民銀行是否支持，人民銀行的領導回答：支持。我們8月份準備，9月份第一次推出在市場拍賣發行的利率自由化債券。到了10月份，進出口行業也開始發，財政部也開始這樣發。所以現在在銀行債券市場形成了數萬億規模的這種債，主要是財政部發的國債，開發銀行的國債和進出口銀行的國債，現在農發行又開始發。這些一直在利用國家信用。

　　實際上除了發國庫券、國債以外還有其他的形式也是利用國家信用，解決很多金融問題、經濟問題，我們可以講個例子。1997年準備了一年，1998年夏天推出來的給四大行補充2700億資本金那件事。那個補充資本金的辦法實際上是財政部向四大行發三十年期的債，然后給這四家銀行注的資，本人是這個方案的主設計人，就是這么一個原理。

　　當時99年、00年剝離四大行，加上開的1.4萬億的不良資產，到AMC，將來AMC要償還這個債，如果將來AMC不還這個債，銀行還是有不良資產。之所以說把這塊當成優良資產不算不良資產了，是因為AMC的債當時是必須要還的，到期一點兒不能少還，但是AMC有這個能力還嗎？根本沒有，絕對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沒有，有就沒有AMC了。這種方案最早是我還在人行的重要領導工作會上提出來的。國外改好銀行、壞銀行，我們打算用這個辦法，后來就采取了這種辦法�？渴裁催�？靠財政。AMC事實上是中央財政擔保的一個負債機構，負責處理、剝離不良資產。這1萬4千億將來可能收回百分之多少，將來可能最多夠AMC自己吃的。這里還沒有說息，1萬4千億的息很多了，幾乎100%財政償還。后來04年又剝離了試點銀行的幾千億，實際上不是幾千億，這回操作是商業銀行自己把不良資產按5折的價賣給AMC，另外的5折損失損失哪兒去了呢？損失了它的國有資產，把國有資本核銷了，核銷完資本不足了怎么辦？管國家要，別的銀行都還在要，僧多肉少。實際上這塊也是國家的債。

　　AMC的5折收走的錢從哪兒來呢？央行給發貨幣借的債，這債肯定還不了，肯定還是國家債，諸如此類多了。前些年處理各地農村合作基金會關閉，關閉以后清償那個錢也是國債，只不過由人民銀行再貸款方式發出去，等等很多。

　　98年以后搞投資拉動，什么個投資拉動��？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政策，是財政要打赤字，赤字財政，用財政增長支出、增長總的投資、拉動經濟，財政赤字用什么彌補？發國債，這些都利用了國家信用。

　　既然利用國家信用，我們現在要研究這個問題的根兒就是要分析一下國家信用。剛才我說那三個來源，財政收入、國有資產的拍賣、發行貨幣，這些資源從國家到縣各級政府之間是怎么樣分布的、資源都在哪兒，否則都是中央發，中央發完以后是不是有那么多資源呢，是不是到最后只好逼著發鈔票去了呢。我們首先看財政，因為財政是最穩的，是始終會有的資源；國有資產可能理論上有一天會沒有分錢資產；發鈔票就意味著向老百姓收通貨膨脹稅，不到萬不得已不會這樣做。最穩的是稅收，中國的稅收從1994年1月份初開始做了一次改革，這次改革之后形成的財政體制和稅收體制是一種我叫它是時尚的聯邦制，什么意思？美國是一個聯邦主義國家，國家就是聯邦，從稅收的角度聯邦收聯邦的稅，各收各的稅。我們以前不是這個體制，94年以后也建立了這樣的體制，所以到地方有國稅局有地稅局，國稅局交的稅全部交給銀行，地方局收的稅是地方的，然后在地方的各級政府之間分，比如縣給地市上交多少，地市給國家上交多少。

　　所以中央和地方有各自的稅收渠道，而且有各自的稅種，稅源也各不相同。在這個體制下實際上以稅收為基礎的國家信用資源是在中央和地方的各級政府之間分配的，不是都集中在中央。大數是多少呢？這些年的大數基本上是大約收入的45%到50%在地方，比如05年的全國收入3萬億，3萬億的不到一半是地方的財政收入，一半多一點兒是中央的財政收入，但是支出就不是這樣了，財政支出里邊70%到75%是在地方，為什么？因為當年設計和建立這套財政體制的時候：

　　第一，是希望實現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就是中央財政拿上錢不都是自己花，是從東部富裕地方拿上錢來給西部的落后地區一些轉移支付，幫助地方發展，所以中央收上來一部分錢要轉移支付到中西部經濟落后的省份。

　　第二，當時東部說我也要加速發展，我也沒有那么多錢學雷鋒，所以東部的既得利益不能損失，因此有一個基數、有一個返還比例，中央收上來的稅還要返還給當地一部分，既有返還，又有轉移支付，所以他用的時候只有一部分。我們可以說國家財政的70%作為基礎的財政資源在地方，是這么一個狀況，當然在地方又分布在省地縣，還有鄉，現在已經沒有鄉了，以前鄉有一個五統籌收費，現在鄉取消了。

　　談到這一點如果說政府負債或者就叫國債，國債和其他任何債一樣需要有信用基礎的話，這個信用基礎并非都掌握在中央手里，而且只有四分支一到30%的小頭掌握在中央手里，大頭掌握在地方手里。既然信用資源是分配在中央和地方，那么政府的負債也就應該由中央到地方的不同層級的政府來各自承擔，誰有信用資源誰來利用這信用資源舉債，沒有信用資源沒那份錢還不起債就別借債。我們現在的理論、現在的實踐是中央政府借債，借了以后給地方用，最后中央政府拿了財政的一小塊資源，再背這個債，背不動怎么辦，自己搞通貨膨脹去。而地方政府手里捏著資源，不用承擔負債責任，從中央要來的錢可以大手大腳的亂花，這不是一個好的體制，是一個連次優都達不到的體制，是對我們信用的含義、對債的含義、對信用基礎的分配沒有進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