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屆中國經濟展望論壇主題研討會實錄

　　2006年1月20日,第三屆中國經濟展望論壇“和諧社會的政府職能”圓桌討論會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萬眾樓舉行。新浪財經對本次會議進行全程視頻直播。以下為本次研討會實錄：

　　開幕式

　　主持人(林毅夫)：尊敬的韓啟德副委員長、尊敬的各位嘉賓，第三屆“中國經濟展望論壇”主題研討會——“和諧社會的政府職能”，暨《展望中國2006》新書首發式現在開始。我是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首先讓我來介紹今天與會的嘉賓。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九三學社中央主席 韓啟德院士；

　　國家計委前副主任、宏觀經濟學會會長房維中；

　　北京大學副校長張國有；

　　中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副理事長高西慶；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易綱；

　　中央匯金控股公司總經理謝平；

　　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司長王振耀；

　　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長夏斌；

　　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副部長葛延風；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院長鄭功成；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劉小玄；

　　北大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陳峰君；

　　北大公共衛生學院教授陳育德；

　　以及“中國經濟展望論壇”的合作單位——

　　中信出版社社長王斌；

　　新浪網副總編輯侯小強；

　　對我們展望論壇和這次座談會提供資助的——

　　聯合技術公司總裁關德輝。

　　為了節省時間，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教授我就不介紹了。

　　“中國經濟展望論壇”是2003年末、2004年初為慶祝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10周年，由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提出倡議，在新浪網、中信出版社的支持下舉行的。在歲末年初，我們選擇經濟改革和發展中的十個熱點問題，邀請國內著名的專家、學者、政府官員進行了十場討論，在新浪網上進行直播，第二天由報紙全版報道，并且在電視臺進行新聞報道，最后由中信出版社編輯成書出版。當年，這個論壇獲得學術界、輿論界以及社會各界熱烈支持。在2004年成功的基礎之上，2005年新浪網、中信出版社以及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再次攜手合作，舉辦第二屆“中國經濟展望論壇”，并且取得了成功。同時，在《展望中國2005》新書出版之際，選擇2005年社會各界關注的“中國經濟發展戰略”舉行了一場和今天形式一樣的專題討論會，專家學者進行了熱烈交鋒，取得很大的成功。

　　今年是我們第三次舉辦“中國經濟展望論壇”，同時也是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新浪網、中信出版社第三次攜手合作，同時《21世紀經濟報道》也參加了報道。我們還非常高興，這次論壇得到了聯合技術公司的支持。這屆論壇從11月12日開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陳錫文副主任宣布開幕，對“新農村建設”的問題進行了討論；12月23日，全國政協副主席黃孟復先生參加了最后一場關于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討論，并宣布論壇閉幕。論壇前后歷時43天，共計25位嘉賓參與了討論。據新浪網的統計，“中國經濟展望論壇”專題點擊量超過280萬次，20多萬新浪網友觀看了論壇的視頻，并對論壇給予了評論。

　　這項活動能夠在三年來獲得這么多專家、學者的支持，是一個相當了不起的工作。論壇之所以能夠成功，我要感謝關心中國改革和發展的各位專家、學者和政府官員，感謝新浪網、中信出版社、21世紀經濟報道等合作單位的支持，也要感謝中心的李玲老師和陳秋霖等同學為安排這次活動做的很多努力。

　　作為這次論壇的高潮，今年的主題討論會題目定為“和諧社會的政府職能”，我想這是各位高度重視的一個問題。因為在27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創造了經濟史上難得的奇跡，但在成功的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與經濟發展速度相比，我國的收入差距、地區差距的調節，以及醫療衛生、教育、社會保障等公共事業是相當滯后的。在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的領導下，黨中央、國務院提出“科學發展觀”，一方面繼續堅持“發展是硬道理”，必須在發展中解決改革中的問題；另一方面，同時強調經濟發展不僅注重速度，同時必須注重質量，必須以人為本，達到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經濟社會之間、經濟發展和自然環境之間以及國內國外的統籌發展。這些是構建一個更好的、更和諧社會的方方面面，相信在與會的專家、學者、政府官員的熱烈討論和相互切磋過程中，今天的討論會一定會有許多思想的火花，為今年以及在“十一五”規劃期間創造和諧社會，作出積極的、有重要意義的貢獻。

　　最后，我代表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所有老師，以及各主辦單位，恭祝大家新年快樂，同時給大家拜個早年。謝謝。

　　主題演講：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和建設和諧社會

　　主持人：現在開幕式結束。下面請尊敬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韓啟德副委員長做主題演講。

　　韓啟德：尊敬的各位來賓、朋友們、同志們，“中國經濟展望論壇”是非常好的活動，今年是連續第三屆了。我對這個論壇很關注，我也非常喜歡它，拿句現在比較時髦的話講，我是這個論壇的“粉絲”。由于我本人才疏學淺，膽子又小，所以不太敢到這個論壇去講，特別是網絡直播，生怕出點什么錯被人抓住。今天我鼓足勇氣，講講關于我國醫療衛生的問題，其實這個事情是最難講的，也最容易被人家抓住辮子，最不容易取得一致意見，但我還是要盡力。

　　醫療衛生事業關系到我們國家發展的大局，關系到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已經成為我們社會的一個熱點。經過一年多的調查和研究，我對于如何改進我國現在的醫療衛生體制形成了一些想法，今天想趁這個機會給大家做一個概括的匯報。由于在15分鐘的時間里不可能詳細展開，我想把主要的重點談一談。需要解釋的是，這些純粹是我個人的一孔之見，沒有任何“背景”，提出來主要是想接受大家的批評指正。一共是十點想法：

　　第一，看病貴、看病難是個世界性的難題。我們國家這么大，人口這么多，只有這么一點點錢，基礎那么差，又處在轉型時期，因此，我認為要解決看病貴、看病難這個問題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不適宜把老百姓的期望值提的太高。我建議，我們最終的目標固然是解決看病貴、看病難，但是第一步還是提“緩解”看病貴、看病難好一點，以免到時候實現不了引起更大的意見。

　　第二，要保持政策的連續性，要強調繼續貫徹1997年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衛生改革和發展的決定》；1998年的《國務院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以及2000年八部委的《關于城鎮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指導意見》的精神。新的改革措施要注意和這些文件相銜接。如果回過頭去把這些文件再翻開來看，目前碰到的問題其實在這些文件里面都已經提到，而且方向基本也都是正確的。

　　所以，我認為現在不要什么都從頭來，好象以前的政策都沒有提到一樣。很多問題以前都提到了，但是做的確實不太好，沒有找到非常好的突破口，因此推進不力，再加上又碰到一些新的形勢發展和問題。但是，改革無疑從90年代就開始了，一直在努力地做，而且總的方向和方針都是明白無誤的。因此，一定要注意政策的銜接性。

　　醫療保險制度、醫療衛生體制和藥品生產流通體制這三方面的改革是相互影響、相互牽連的，必須統籌兼顧、同步展開。如果說其中的一個方面改革，甚至一個方面改革中的某個環節單頭突進的話，會受到周圍條件的牽制，最后是搞不成的。所以醫療衛生改革之難也就難在這個地方，所以現在應該強調三個方面的改革統籌進行。

　　第三，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推廣工作中，一定要鼓勵創新，要根據不同地方的實際情況，由農民群眾自己來決定，采取合理的籌款機制、支付機制和管理模式。全國不可能有一個統一的模式，東部經濟發展的地區和中西部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是不可能采取統一模式的。北方、南方、山區、平原，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情況，甚至原來合作醫療的基礎不同，都決定了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方式。

　　另外，既然合作醫療是互助的形式，是農民群眾自己的互助形式，所以還是要強調農民在合作醫療中的“自治”，讓他們自己來管理。同時要看到，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并不是農村衛生工作的全部，根本的還是要花大力氣來改善農村的基礎醫療服務條件，建立與完善專門的農村衛生工作者培養和培訓體系，對貧困人群實施醫療救助，以及完善農村藥物供應系統等等。如果這些跟不上的話，農村合作醫療是不可能成功的。

　　第四，在城市醫療衛生體系當中，政府的首要任務是制訂科學的區域衛生發展規劃，合理分配醫療資源。當前的重點應該是大力發展社區衛生服務，而社區衛生服務能否得到迅速和健康發展的關鍵是準確定位：一是要使社區醫療逐漸成為基本醫療保險的“守門人”，在這個問題上曾經有過很多猶豫，因為這是非常難做到的，世界各國有不同的經驗。但是考慮到目前我國的情況，我認為還是要向這個方向努力，盡管目前的社區醫療服務做不到“守門人”的角色，但必須從現在起向這個方向努力。定位的第二個意思是，要把疾病預防和健康教育作為社區醫療服務的重要任務，社區醫療服務機構并不僅僅是一個小一點的醫院，除了提供基本醫療服務以外，一定要強調社區防病和健康教育，形成不同的分工，才可能得到發展。當前，可以把所有的城市一級醫院和部分二級醫院轉換為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并且規定三級醫院在技術、人員等方面扶助社區衛生服務的任務。

　　第五，必須堅定不移地實施廣覆蓋、低水平的醫保政策。要盡一切力量，迅速將基本醫療保險覆蓋面擴大到絕大多數的城鎮居民，這不僅是實現社會公平的基本要求，也是完成醫療與醫藥體制改革的基礎。與此同時，要完善制度，制定具體標準，把醫保堅決控制在基本醫療保障的水平上，達到這個目標的難點在于控制費用。根據當前的現實情況，有效的辦法是將控制費用的任務落實到醫院，由醫院按照負責醫保人群的數量來承包總的費用。

　　第六，要著力改革醫藥生產和流通體制，切實采取措施降低藥價，當前可以重點采取下列五條措施：(一)規定主要藥品，特別是醫保目錄藥品的參考價格和最高售價，嚴格限制價格主管部門的單獨定價的項目，利用國際公約降低進口藥品的銷售價格。(二)嚴格新藥審批制度，堅決拒批僅僅改頭換面的“冒牌新藥”，建立新藥審批的外部監督機制。(三)減少藥品流通環節，引進現代物流概念，推行藥品集中配送。(四)醫院的藥品收支要單獨列支，完全公開透明。(五)完善有關法制，嚴厲打擊行賄受賄，醫生開方提成等不法行為。

　　第七，衛生事業是實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會公益事業，必須遏制當前公立醫院的過度逐利行為。當前，我國衛生總費用的三分之二發生在醫院，控制住醫院費用的過快增長，就等于就控制住了醫療費用增長的一個閘口，同時，也可以推動醫院管理體制和機制改革，還能為醫保改革和醫藥改革創造好的條件。所以我建議，要對公立醫院實行醫療費用的總量控制、結構調整，按病種收費的政策。也可以說，這是政府對醫療事業實行的宏觀調控。

　　宏觀調控本身并不能解決機制的問題，但是可以推動問題的解決，不僅可以控制住費用，而且能夠推動一些改革。我認為這可以作為當前城市醫療衛生改革的一個突破口。上海從1993年開始實行總量控制、結構調整，效果是很明顯的；2004年停止以后，費用馬上就上去了。而且，根據現在特別是北京市做的調查研究，DRG(按病種收費)應該說是可以做的，關鍵是不能按照疾病價格的統計數據來確定價格，如果按照以前的疾病花多少錢，來確定現在的單病種價格，十年都做不了。前提是用總量控制作為一個標準，來推算單病種的費用，這是可以做到的，并且我認為這是應該馬上著手做的事情。

　　第八，要真正貫徹預防為主要方針。政府要保證公共衛生服務的成本補償，改變重城市、輕農村，重硬件、輕軟件，重高層、輕基層的狀況。目前迫切需要解決基層特別是欠發達地區農村公共衛生的編制不落實、人員素質差以及日常運轉經費不到位的問題。SARS以后，國家對于公共衛生體系投入了非常多的錢，現在大部分已經變成了房子，如果只有房子在那里，實踐證明是運轉不起來的，現在最大的是三個問題，一是基層沒有編制，二是有的人員素質太差，三是日常運轉沒有錢。目前要迫切解決基層的這三個問題。

　　第九，要完善醫療救助體系，繼續增加經費投入，并且確定醫療救助的標準、程序、付費機制。

　　第十，建議成立國務院衛生工作委員會，以及相應的衛生工作辦公室，以領導與協調各有關政府部門的工作，各級政府要建立衛生工作的問責制度。當前，希望政府進一步確定我國醫療衛生事業改革的總體方針和思路、中長期目標、實施的步驟，以及在近期內采取的措施，盡快把這些告訴干部群眾，并且加強宣傳工作，以避免以訛傳訛，人心浮動和社會不安。

　　上面十點看法，是我形成的一個“三醫聯動”改革方案的大概輪廓，再次強調，這是我個人的一些看法，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評指正。謝謝。

　　主持人(林毅夫)：醫療衛生確實是構建和諧社會中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剛才，韓副委員長用14分鐘的時間從十個方面介紹了他個人對我國醫療衛生改革的一些看法，這些確實是專家意見，談的非常深入。我希望這些看法逐漸變成醫療衛生改革中最重要的政策措施。

　　林毅夫：接下來，請北京大學張國有副校長致詞。

　　張國有：尊敬的韓副委員長、房維中先生，各位領導、各位來賓，老師們、同學們，由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發起主辦的第三屆“中國經濟展望論壇”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今天，在第三屆“中國經濟展望論壇”成果的基礎上，我們邀請相關方面的領導、專家和兄弟單位的學者，就“和諧社會的政府職能”這個問題進行進一步研討，首先我代表北京大學向第三屆“中國經濟展望論壇”的成功舉辦表示祝賀，向出席今天圓桌研討會的各位來賓表示熱烈的歡迎。

　　從2003年開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開始主辦中國經濟展望論壇，連作三屆，每年組織經濟學各領域的專家學者就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的重大問題進行討論，這不但是對中國經濟形勢的年終盤點和展望，而且對交流經濟學界的學術成果，推動政策制訂的科學化、民主化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今年的論壇涉及到新農村建設、能源矛盾，國有企業改革，醫療改革等方面的問題，圍繞這些問題，北大及各界的專家、學者以及各方面的領導和朋友，進行現場討論和各種形式的交流碰撞，百家爭鳴，兼容并包，呈現了非常好的研討氣氛，并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達成了多方面的共識。我們希望這種前瞻式的研討論壇，能夠越辦越深入，越辦影響越大。

　　中央關于制訂“十一五”規劃的建議和最近舉行的全國科技大會，著重強調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轉變政府職能和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的任務，包括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在內的北京大學各相關學科，以及各方面的同仁，肩負著為建設和諧社會提供理論支持和政策建議的重任，我們必須瞄準世界學術前沿，堅持高層次、高水平的學術交流，把現代科學理論和中國實踐相結合，深入研究中國現實問題，取得具有世界影響的學術成就，體現東方的智慧。北京大學將為搭建類似“中國經濟展望論壇”的學術交流平臺，建立有效的學術交流機制，更加積極努力地工作。

　　當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攻堅階段，新的矛盾不斷涌現，許多問題亟待從理論上進行研究和探索，希望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繼續腳踏實地地研究中國經濟各方面的理論與現實問題，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更大的貢獻。

　　祝今天的理論研討會圓滿成功，預祝各位領導嘉賓、各位老師和同學新春快樂，謝謝。

　　主持人(林毅夫)：下面請我們的合作單位，中信出版社長王斌致詞。

　　王斌：尊敬的韓委員長、尊敬的各位領導、尊敬的各位嘉賓，非常高興參加《展望中國2006》新書發布會暨“中國經濟展望論壇”主題研討會，作為一個出版機構，能夠參與其中深感榮幸。中國經濟的發展為專家、學者和官員提供了很多研究課題和素材，同時也更加需要專家學者的理論支持和引導。論壇選取的十個熱點問題引起了大家的廣泛參與和關注，論壇觀點鮮明、論述嚴謹而且通俗易懂，得到了大家的普遍喜愛。

　　三年來，“中國經濟展望論壇”和我們出版的“展望中國”系列叢書已經形成了一個品牌，受到了更多的歡迎。今年，《展望中國2006》的開印量已經超過了一萬冊，也是一個證明。盡管我們處在以網絡為主的世界，但圖書還是傳播知識的最穩妥的方式。今后，我們愿意為經濟的發展和知識的傳播繼續盡綿薄之力，做出更大的努力。最后祝各位領導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主持人(林毅夫)：接下來，請聯合技術公司中國區總裁關德輝致詞。

　　關德輝：尊敬的韓委員長、各位領導，聯合技術公司非常高興有機會參加今年這屆“中國經濟展望論壇”主題研討會——“和諧社會的政府職能”暨《展望中國2006》新書首發式，我們公司以及幾家子公司等很多部門都對這次活動提供了支持。作為跨國公司，我們看到中國經濟的發展，并為中國能夠加入世貿組織、參與世界經濟而感到欣慰。我們也看到，這次論壇的話題有能源、環保、可持續發展等，這些也是我們公司非常關注的問題，這次論壇非常成功。我們公司對中國的可持續發展一直非常支持，今年3月底將成為第二屆中國國際智能建筑大會的贊助商，我們還參與了其他一些公益事業。在這里給大家拜個早年，祝大家新春愉快。

　　第一部分：社會保障機制和建設和諧社會

　　主持人(林毅夫)：現在我們進入到第一部分論壇，首先請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副理事長高西慶先生做15分鐘的背景演講。

　　高西慶：我想就社會保障機制和建設和諧社會的問題說幾句。剛才韓副委員長講醫療的問題，使我受到很多啟發，醫療和社會保障是同一個層面的問題，但是我們國家把它們分成兩個方面看。年紀大一點的人，對“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抽象肯定和具體否定”的罪名都很熟悉。剛才聽韓委員長講的，無論從抽象和具體的角度，都在積極的向前看。我希望社會保障機制也能以這樣的方式提出來，使大家充滿希望。可惜的是，我們想的事情通常不能實現。

　　想就我最近關注的趨勢性的問題說幾點。

　　第一，對社會保障關注程度的問題。大概從去年下半年到現在以來，中央政府領導人和社會各個方面，對于社會保障的關注程度有兩方面的發展。一方面，關注程度增加，各種會議不斷地提到社會保障，而且有一些措施和文件不斷出臺，尤其最近國務院出的38號文件提出，不斷完善城鎮企業職工社會保障機制和農村社會保障機制，實際上，過去10幾年來我們一直在不斷完善。

　　另一方面，我個人關注的是全國的社會保障機制，這一塊和國家城鎮企業社會保障、農村社會保障沒有直接的聯系，在過去的半年多，對這一塊的關注程度大大降低，從公開的報章和已出的決定來看，基本上不再提及這一塊。實際上，我們這塊工作在繼續做，我們希望在政策的取向上多少看到有點進步，但是我覺得還是很遺憾。對于這一塊的強調比前兩三年大大減少，從十六大的文件到十六屆三中全會的公報，每一次都反復強調要用發展國有資產的方式等各種方式籌集資金，來充實和完善社會保障基金。中國人在完善國家社會保障基金方面還是比較領先一點，因為發達國家也有這樣的機制，都在最近的幾年里面建設的，和我們的時間差不多，最早的比我們早一些，但是絕大部分國家都是過去3、5年里面建立起來的，美國還沒有建立起來，他們也在擔心，從這點講我們比他們還先進一點。以前我們對這塊關注不夠，討論過幾次，按照現在的速度，后續資金差不多200年的時間才可以補上，所以這是一個令人擔心的問題。

　　第二，社會保障的籌資有兩種方式，現收現付制和和完全積累制，我們現在的叫做部分積累制，是一個中間狀態。有好幾位比較有影響的經濟學家都告訴我們說，完全積累制和現收現付制是等價的，我不認為機制建設對我們來說是那么緊迫、那么重要，甚至是應該做的事。先不講名詞上的爭論，這是概念上的游戲。我覺得重要的是，或者是大家能夠得到共識的是，在我們當前的機制下，至少大多數當前工作的人還要為自己今后退休積累錢。這一點，多數人是有共識的，即認為我們應該做這種積累，如果不做積累，只是指望我們目前國家社會保障基金以9%、10%的增長率，來補充20年、30年以后退休的錢，這是非常危險的，這是和大家已經很熟悉的老齡化的趨勢和所謂人口紅利的消失有關系的。經濟學家已經說了很多，人口曲線會引導到哪里。雖然據說我們很多的經濟數字都有水分，但人口和老齡化的數字是很真實的，因為人口是短期內不可調整的。

　　再一個是具體問題的爭論。現在幾方面社會保障所需要的資金，存在從2萬億到10萬億不等的缺口，這錢怎么來？十六大之前，上一屆政府做了決定，用國有資產來補這一塊，但是到今天為止，基本上一分錢劃不過來，這是因為部門之間有爭議。我認為從根本上講，把這個問題放在部門之間進行爭論本身就是錯誤的，這不是部門之間可以解決的問題，而是一個全民的問題，是關系到我們整個國家可持續發展的問題，要放在一個更高層次解決。不管用什么方式，用全民討論的方式還是獨裁的方式都不要緊，但是得有這一塊資金，這塊大家看到的數字、曲線、趨勢都是抹不掉的，如果不解決，將來有一天就要有人負擔這個責任。很多資本主義國家都在談這個問題，說我們每一屆政府都是一樣的，我們的政府統統不愿意討論這個事情，因為20年以后自己在哪兒都不知道，那是以后的事情。重要的是，到那時候怎么辦？我們今天講，有人說6個人養活一個人，有說4個人、有說3個人來養活一個人。從實際數字來講，城鎮的社會保障機制，我們的賬目上個月底是1.73億人，其中有4400萬人是退休的人，相當于3個工作的人養一個退休的人。從全國整體的數字來看，沒有這么悲觀，大概是五六個人養一個人。但是這種趨勢很快就會轉過去，到那個時候可能就是一兩個人養一個人，怎么解決問題？

　　回過頭來，今天大家講如果當時早點聽馬寅初教授的話，實行計劃生育就好了，當時我們的偉大領袖沒有聽話，所有的責任放在毛主席身上。實際上，那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在座的各位現在都在享受這個人口紅利，而再過15年，要負擔這個人口負擔的人可能是在座的各位或者是你們的孫子、孫女。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如果不解決的話，所有的人都會自食惡果。

　　在座的各位可能都是精英分子，不會為自己的養老擔心。但是，如果一個社會還有那么多人為養老擔心，就是很麻煩的事情，除非你跑到別的國家去。我們今天的題目是“轉型期公共服務的提供”，我們問一句，政府到底是做什么的？我們各個部門非常努力、非常忙碌的處置分配公共資源，而對于公共服務考慮的不夠，社會保障是一個巨大的公共服務，剛才講的醫療也是非常重要的。但醫療是當期的、直觀的服務，而養老雖然也在當期發生，但是數量比較小，我們現在這部分積累的方式，實際上是把矛盾后移。有人認為，反正現在有錢先支付嘛，我們的經濟發展這么快，到時候拿錢補上就可以了，問題是你拿的錢是哪的錢？是我們空賬運行的錢，是在1997年建立一個機制叫部分積累制以后，我今天講的1.73億人都把工資里的11個百分點放進去，這筆錢跑哪去了？雖然現在積累到8、9千億了，但這筆錢已經發給退休人員了。從上屆政府后期就開始注意這個問題，要想辦法把這筆錢彌補上，就要做實個人賬戶，第一個試點地區是遼寧，遼寧的這11個百分點本來是企業負擔的，為了做實個人賬戶，怎么辦？把企業支付的比例降低三個百分點，企業就變成8%，全國其他省市還是11%。接著，過了一年多，宣布遼寧試點成功，開始擴展到吉林、黑龍江，討論來討論去降到5%。前幾天又出了文件，又出了八個省市自治區，爭取2007年達到4個百分點。過去的四、五年的時間里，這么迅速的降下來了。

　　11個百分點在全世界不低，這里指的是工資表上的11個百分點，但是我們跑了6個窮省、3個富省，我們一看，不對啊，我們的工資和收入不是一樣的。拿養老保險為例，有人說養老保險的替代率特高，達到90%多，肯定難以為繼。可是另一方面，工廠里的退休職工說，我們的替代率太低了，從來沒有到60%過，我們全部算下來，這個數字大概從53、54%開始，逐年下降，現在大概是50%左右。為什么這么大的差距？就是因為實際收入和工資單上的收入有差距，在這種情況下，從11個百分點降到了3個百分點之后，部分積累能夠在整個機制里面起到的社會保障作用和意義就可想而知了。

　　通過這些問題，我是希望說明，我們在非常積極的往前看，這些都是需要積極解決的問題。我們的政府作為一個負責的政府，作為一個希望能夠和諧的、可持續發展的政府，一定要盡快的把這個問題提上日程。很多人提出來的社會分配、兩極分化的問題，解決社會兩極分化的兩個最大途徑，一個是財稅政策，一個是社保政策，沒有社保這一塊，用別的方式弄，走的很慢，非常困難。

　　我只是提出一些問題，希望引起爭議和重視，謝謝各位。

　　主持人(李玲)：謝謝高理事長的精彩演講，我替林毅夫老師說一下抱歉，剛才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有要事臨時把他召去了。下面由我來繼續主持。

　　韓委員長講的醫療問題，高理事長講的社保問題，都是建設和諧社會非常關鍵的問題，目前這方面的爭論非常多，但是很少有機會一起討論一下。我們平時很少有機會共聚一堂，剩下的時間希望大家暢所欲言，希望大家的觀點可以交鋒一下，今天請到的嘉賓有各方面意見的代表人物，希望大家現在暢所欲言。

　　栗樹和：針對韓副委員長的講話，我有三個關于中國的醫療衛生改革的觀點：一個是體制的改革，這個在我看來很簡單，就像交通有出租車和公共汽車一樣，是雙軌制，有錢的人坐出租車，沒錢的人坐公車。

　　第二個問題是信息的問題，第三個是生活方式和營養的問題。

　　關于信息的問題，首先，現在我們雖然處于信息社會，但是醫療衛生領域的信息問題是最大的。由于信息沒有集成，我們的資源浪費非常嚴重，一個醫院有一個圖書館，一個醫院里面有一個化驗室，一個醫院里面有一個人事部門等等，醫院不能形成規模經濟，其實很多醫院可以共享統一的圖書資源、統一的實驗室、統一的人事資源管理等等，甚至是跨地區的資源品牌也可以實現，但是要需要高級的信息系統。其次，是信息的不對稱，醫生知道的我們不知道，大家要是看病的話，醫生寫的字根本認不得，其實他有意寫的認不得，他不承擔責任，如果弄錯了，就說你認錯了。如果有一個嚴格的系統，把用藥的信息、病人的信息輸入進去，可以解決很多的問題。可以避免把藥物配錯，可以避免醫療事故；查的時候幾秒種就可以查到。如果整個中國醫院衛生系統的信息化不對稱的問題不解決，道德風險的問題就解決不了。

　　生活方式的問題，我是這么想的。世界衛生組織有一個結論，各個國家人民的健康和壽命，60%以上的因素是取決于個人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取決于醫療衛生條件，醫療衛生條件的貢獻僅僅是8%；換句話說，它對你并不重要。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過去我們面臨的健的威脅主要是傳染病，面對傳染病，醫學和醫院的確是有用的，但是目前我們得的大部分病是慢性病，慢性病說穿了不是醫生主要解決的問題。表面上看，每天每30秒鐘就有一個人死于心血管病，一個人確診得了癌癥，一個人心臟病，一個人糖尿病，得這些病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飲食習慣錯誤、生活方式錯誤。換句話說，我們現在面臨的健康問題是慢性病，主要的成因是生活方式錯誤，生活方式主要是包括飲食、營養、環境等等，這不是醫生所能解決的問題。所以我建議我們要大力推廣健康管理，包括設置健康管理的基金、教育、學科、課程等等。

　　謝謝大家。

　　汪丁丁：我接著你1995年的文章說，我倒覺得你1995年的文章是更值得重視的。但是你剛才說的8%和60%的數據在中國社會非常麻煩，因為我們現在人民遇到的問題已經不是世界衛生組織里統一有的問題了，比如食品的基本安全問題，不能包括在8%里面，已經遠遠超過這個比例。

　　剛才你說生活方式的改變，我想在理論上補充一點，在公共衛生這個專業里面，有一個術語叫做“流行病學轉移”，隨著收入的增加，普遍存在的人口生育率、毛生育率、毛死亡率從非常高的水平下降到比較低的水平；隨著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提高，從貧困到富裕，流行病的特征也發生了變化，比如從肺病、瘧疾等貧困的疾病，轉移到剛才你說的心血管疾病等等慢性病，這和收入水平有很大的關系。中國有很復雜的特征，它同時兼有流行病和富裕病的特征，確實需要有一個更廣泛的討論基礎，多了不說，很多制度是缺失的，光從技術層面討論非常片面。

　　韓啟德：栗樹和把信息放在了醫療衛生改革重要的位置，這在中國是很重要，包括你說信息共享。但是，如果每個醫院都沒有面臨競爭，根本沒有動力改善信息共享。剛才你講的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即使像你剛才講的，所有的信息都上了計算機，還是存在信息不對稱，這是醫療衛生領域本身的特點。你說醫生寫的字不清楚，但即使醫生把字寫清楚了，他還是可以騙你，信息不對稱是醫療衛生本身的特點。生活方式是很無奈的問題，這個問題應該重視，但現在最緊迫的問題是，真生了病怎么辦？

　　王振耀：我參與具體制訂了醫療救助制度，我想提醒大家，我管的工作有三個方面理論上討論的不夠。第一個，大家要注意到改革開放發展的大成本，大成本就是環境污染，現在我管減災，處理污染的事，現在處理過太湖污染、黃河污染，全球溫度升高。

　　第二，發展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呢？我管救濟，先弄了最低生活保障，我們司承擔的很多窮人的救濟。別的事我就不說了，去年我統計了一下，一共有多少呢？咱們是重城市輕農村，輕到什么地步呢？去年我們把全國的孤兒排查了一遍，城鄉57.3萬，農村20多萬孤兒，沒有什么救助，給點救災款就完了，不是沒有錢啊。這個要多少錢？咱們的制度安排上到底缺陷在哪？

　　第三，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我主管了一年慈善，我跟企業家對話，他們說，一個企業要不能善待自己的職工，他還有什么善心嗎？你們注意過沒有，有多少企業在拖欠農民工工資，一個拖欠農民工工資的企業，或者說這種企業制度的安排，怎么樣推動企業創新、技術創新呢？我就想提醒我在工作實踐中的幾點體會，在理論上大家能不能適度關注一下。

　　高西慶：你講的政府公共服務，我來舉個例子。最近我們單位在裝修，已經一年多了，最近有人告訴我說，因為要求必須要走政府采購的渠道，政府采購的結果是，我們付的錢比我們自己去市場上買要付的多。你的說法是理論上的，而這是一個實證的例子。再例如，我們調查了，全世界所有像我們類似的政府為主體的社保儲備金機構，大概有30個機構，對比之下，營利的是相當的少數，營利很好的只有一家，是新加坡的，剩下的絕大多數都沒有營利。因此，咱們看是以實證的方式解決還是以邏輯的方式解決。

　　易綱：剛才高西慶講的養老保險和社會保障的觀點，我完全同意，現在國家必須在高層次做一個決策。現在中國社保的問題太大，我也在琢磨這件事，我提供兩個思路。第一個思路，要區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責任，如果把責任區分開了，什么比例，中央就知道干什么了，各級政府就知道干什么了。中央政府保什么？應該保全國所有的20%。中央政府只要保了這20%，實際上是向窮省傾斜，雖然都是20%，假定說一個月200塊錢，但是這200塊錢在貴州要比在上海管用得多，所以中央政府要保這個，地方政府管不了這么多，中國的社保在縣一級有管的、市一級有管的、省一級有管的，中央還管，因為這個問題太大了。

　　第二個思路，現在的所謂名義賬戶，實際上是有全積累的優點，同時可以解決中國出現的問題，從中國的人口情況來看，從中國高儲蓄的現實出發，如果我們實行全積累，有可能遭到各種各樣的阻力。我的意思是，有一個積累的參數，從現在起，全積累的參數會很低，但是5年后全積累的參數會提高，比如現在就剩2000億，全積累的參數就會很低。但是通過各種各樣的積累，到5年后可以達到10%的全積累，到2025年的時候老年高峰到來的時候，那時候全積累的比率會比較大，而且那時候中國社會的儲蓄率會比較低。要使勁往全積累方向推，隨著時間的推移，全積累占的比重越來越高。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老年程度不斷加重，那時候中國的儲蓄率也下來了。這樣使得我們社保的計劃和中國的人口結構中國的儲蓄率和社會其他的相配套。

　　汪丁丁：高理事長，你剛才沒有說社保基金回報率是多少。

　　高西慶：我們過去五年來，平均的年回報率在3%左右上下波動。去年由于老天爺的原因，差點到不了3%，現在高了不少。但是僅僅高于5年的平均通貨膨脹，如果只看過去兩年，還低于通貨膨脹率，所以這很慚愧。

　　謝平：一般來講，有一個“傻瓜收益率”，任何資產，閉著眼睛投買國債，每年3.5%的回報率應該是沒問題的，低于“傻瓜收益率”是不應該的。郵政儲蓄是大戶，也是幾千億，這個大戶基本上收益率都這樣。

　　高西慶：但是，“傻瓜收益率”到底是多少錢的收益率？這么大的量，要實現這么高的收益率是不可能的。每次我們買國債，一到都買不著。

　　謝平：現在你看保險和郵政。那是13億的債券。那就說明還是市場發育不夠。

　　高西慶：市場太薄了。

　　鄭功成：接著易綱同志的講，剛才那位教授講的窮人上公共汽車、富人打車，我是同意的。今天上午我在國務院的城鎮社會保障試點的評估小組，重復了我的一些觀點，一個是什么是社會保障，社會保障是干什么的？在我們國家討論來討論去，更主要是從經濟的因素來討論問題，其實這是不完整的。任何國家、任何地方的社會保障都是基于社會問題的出現。不同社會階層、不同利益集團的博弈，是一個政治選擇過程。在我們國家，長期以來我感覺到關注經濟的因素比關注社會的因素要多得多，所以大家對有關的社會問題的意見比較忽略，在政策選擇方面可能不足。

　　我始終認為，社會保障和社會公平、正義、共享，這六個字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離開了社會保障，公平是難以維護的，不公平是難以縮小的，分配正義、社會正義也是很難以得到維護的，更無法真正實現共享發展成果。和諧社會實際上體現了這樣一種特點，社會保障也是不可替代的，我們王振耀司長是管救災救濟的，沒有救災、救濟，低收入階層生存的保障底線就難以突破，弱勢群體就不能參與分享改革成果，我現在想不出來有什么更好的機制來替代社會保障這項功能。

　　再一點，我們國家的社會保障主要問題是保障不周，責任不清，法制滯后，現實有效性不夠。我記得有一次會上有人講，我們還沒有談福利國家的資格，我們跟挪威、瑞典等北歐各國相比，不知道要差多少，哪怕韓國這樣的新興工業化國家。責任不清，還有歷史和現實的責任問題，目前責任的邊界非常模糊，不是錢多錢少的問題。所以現行制度改革的問題還是比較多。現在是下決心的時候了，不能拖泥帶水了。漸進改革的方式，在過去是合理的，但是在社會保障方面就不一定。我們今天上午還在討論，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到底是由地市級統籌好呢，還是由省級統籌，還是由全國統籌，大家都不贊成省級統籌，都贊成一步到位的統籌。一個社會保障這么反反復復折騰，這將來對我們來說代價是非常高的。應該說我們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問題還是比較嚴重的。但是我們現在認識到，經濟落后不足以成為制約社會保障的理由，我個人認為是很充分的。我曾經和國務院一位同志講，我拿1997年比，我們國家財政收入8600個億，今年是31000個億，我們想問一下增加的20000多個億應該干什么？實際上這是很大的問題了，不光是一個政策問題了。

　　我們討論社會保障政策也好，理論也好，不能看到社會保障水平高對經濟的影響，更要看到社會保障水平低對我們經濟發展的影響。在我們改革開放20多年來，可以找到很多例證。國有企業形勢一片大好，結果是虧本的越來越多，國有企業要倒閉，大家都沒有信心了，不敢消費了，錢多了往銀行放，這是從居民消費來講，是影響人心的。我跟財政部的同志講，財政真要算大賬，我們一年拿160億出來，救濟低收入階層，馬上就是160億的消費，這要帶來生產力的發展，創造新的崗位，這個良性循環對國家的經濟發展會做出貢獻。

　　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我們所強調的，比如北歐一些國家的福利，前不久公布的具有競爭力的國家，丹麥、芬蘭、瑞典等福利國家是排在前列的，這些國家的福利水平是很高的，但我們不能拿丹麥一個幾十萬人口的國家跟美國相比，這是不能比的。我覺得社會保障要注意偏高的影響，也要注意偏低的影響。在我們國家來講，財力薄弱，要加快社會保障的步伐，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剛才談到一個財政指標，1997年8600個億，到今年31000個億，那兩個多億是公共財政，公共資源。是不是越來越公平，普遍性是不是廣覆蓋，我們要從這些方面來評估一個制度的發展。

　　最后，回到剛才的雙軌制，我很贊成。應該說所有的人都有坐公共汽車的權利，但是有能力改善的，我們應該提供足夠的支持。比如我要看病，我不愿意上醫院，我希望有私人醫生給我看，因為90%的病都是一般的疾病，你沒有私人醫生，或者坐自己的車，耗費半天的時間，耗費汽油費，這個成本非常高。在某些部門，尤其公共服務部門，市場的程度不夠，也可能限制，影響到我們的改革進度。

　　李稻葵：非常感謝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邀請我參加這個研討會，我覺得這個論壇辦的非常成功，我參加了最近兩年的討論，覺得收獲很多。尤其剛剛聽到韓委員長的發言，我確實感到思路很清楚，對我啟發很大。我想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他的發言，又回到我們的主題，和諧社會的政府職能，可能需要加幾個字，過渡轉型時期和諧社會建設的政府職能，受到韓副委員長的啟發，我總結，在轉型時期政府的建設和諧社會的職能可能有三件事情，這三件事情在韓副委員長的發言中都提到了。

　　第一件事情是理順市場機制，諸位剛才也談到了雙軌制，很多部門、很多地方是雙軌制的，有一部分產品實際上不是公共產品，我們轉軌時期政府的職能是要理順市場機制，讓市場更好地發揮作用，尤其是在衛生這個領域里邊，由于信息的不對稱，這個市場很難建立，政府就應該盡最大的努力借鑒國外的經驗，把信息不對稱問題逐步減少，逐步建立起這個市場，為高端的人口服務，這是第一個職能，理順市場機制。在一個非轉型的社會里面，政府是沒有建設和諧社會的職能的，這是中國獨特的職能，因為我們是轉型社會，剛剛韓副委員長講得如何降低藥價的問題，我們理解是理順價格、理順市場機制的問題。

　　第二事情，要更多的、更高質量的提供公共產品。以醫療衛生為例，我們很多一級醫院可以轉換成社區服務機構，這樣是提供一個公共醫療產品，可以更好地宣傳、預防疾病，預防傳染病的傳播，這是一個傳統的公共產品提供的方式，這個問題上肯定我們的政府投入應該加大。某種程度上講，社會保障體制也是一個公共產品，實事求是講，在座的各位，包括我在內，可能并不指望社會保障為我們退休以后增加更多的收入，我們還是靠自己的儲蓄來過我們今后退休以后的生活，以此為我們以后的生活提供保障。但是社會保障要為中下收入水平的群眾提供保障，有一個扶貧的作用。這也是最開始提供社會保障機制的初衷，為了有社會保障，所以強迫儲蓄。這是屬于一個公共產品，我們經常討論可能這兩個問題會混淆。

　　第三大功能可能強調不夠，轉型時期的精神文明建設，廣義的講是意識形態的建設，我這個字可能用的不太合適，為什么這么講呢？要建設和諧社會，社會和諧不和諧，很大程度上是主觀的評價，社會上的人滿意不滿意，和社會公平不公平，社會發展水平沒有百分之一百的硬性聯系，比如，我們去印度參加一個國際會議，去了我們那兒以后非常吃驚，印度人的生活水平比我們低30%以上，印度的不平等情況比中國差遠了，但印度社會總的來說是非常和諧的。我回來以后查了他們的犯罪率、謀殺率都遠遠低于相應的發展水平的國家。

　　我最近寫了一個短文章談論這個問題，怎樣在經濟發展水平低的階段，收入不是那么平衡的情況下，怎么來提高我們的和諧程度呢？這可能需要政府來做，在輿論上、在精神文明建設上、廣義的意識形態建設上下工夫，這是包括我們的經濟學家在內不可忽視的一方面。這個韓委員長也講到了，如何降低我們的期望值，這實際上跟第三個方面是聯系在一起的，降低期望值本身在我看來也是廣義的意識形態的建設，輿論建設，也是政府的第三種職能。

　　馬加力：我是專門研究印度的，談到這個問題，我講幾句。我對李教授說的一點同意，一點不同意。關于和諧社會的評價，既是主觀的，同時也是客觀的。如果講犯罪率、謀殺率低的話，表明這個社會是客觀和諧的。我非常贊成你講的，全社會對政府提供各種保障這種期望值，在印度是比較低的，他只希望政府提供一個最低限度的保障。剛才韓副委員長也談到，是廣覆蓋、低水平，實際上我們現在覆蓋面還是不夠，印度也有類似問題，但是有一些覆蓋面不夠的領域，人們沒有指望政府怎么著，這種情況下，政府的壓力就會小。在印度很多有錢人不去公立醫院，這種情況下，政府壓力就小了。對民眾的期望值要有一個恰當的引導，要不然整個社會，13億人口都需要中央政府、省級政府給他提供足夠的醫療保障，這樣的話，任何政府，經濟發展水平再高，像美國也很難做到，美國也不是提供最高的保障。

　　還有不平等問題，比如階級差別問題，我們現在不談階級，但實際上確實有這個問題。普遍的來講，多數人覺得，我指望政府那小塊能夠給我就行了，如果不給就有問題。比如印度前一任政府，經濟搞的有聲有色，印度在閃光，就是經濟在閃光，但是他沒有看到那么多面有菜色的農民，沒有看到城市當中最底層的人，這個政府會要被顛覆的，到時候這些選民說話，說政府不好，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社會是不和諧的。現在政府吸取了前一屆政府的教訓，提出來，對農民真是最低限度的，我們認為是不能再低的保障了，但畢竟是一種保障，這種情況下一般的民眾覺得，我只要有一般的保障，不該死的病不死，對政府就不會有怨言。比如感冒，一個感冒讓你花500塊錢，下崗工人可能保障金也就三四百塊錢，這種情況下當然對政府不滿，也會有抱怨，這樣對社會的和諧和社會的穩定就受到了挑戰。所以我們要充分考慮到各種因素。

　　主持人(李玲)：我們剛才討論了醫療和社保這兩個很重要的問題，我試圖把它總結一下。韓委員長提出的十點建議，已經指出了醫療衛生發展的方向，如果醫療改革能照著這個方向走的話，很多問題不僅可以暫時緩解，長遠的說能夠得到很好的解決。各位也做了很多補充，我想稍微加一點，韓委員長講國家應該有中長期的目標，這就引到了下一個話題，政府在制定宏觀戰略中的作用。在醫療上，我個人認為，我們一直是就醫療談醫療，剛才馬老師也講了，老百姓對政府期望值其實也不高，改革的過程中，其實是政府一步步推卸了責任，以前農民沒有任何保障，也沒有任何抱怨，現在為什么抱怨呢？因為看一個感冒要五百塊錢，他承受不了，看一個病就傾家蕩產了。為什么這么貴呢？原因是藥特別貴，再就是醫療器材，這兩塊是在我們醫療改革過程中市場化最快的領域，再加上目前扭曲的醫療體制，這就導致非常貴。如果不理順體制，僅僅是逮拿紅包、收回扣的人，還是解決不了問題。

　　國家到底在醫療方面應該承擔什么樣的責任？，我們現在大部分用的醫療器材，大部分是進口的，價格很高，中國人目前的收入水平是不能承擔的。我想回應一下汪丁丁的那篇文章，我是仔仔細細讀了，我一貫認為，市場提供醫療服務，可以提供非常高質量的服務，但是缺點是價格特別高，在我們目前的經濟條件下，是承擔不起的。美國2004年最新的數據，人均衛生費用每年6280美金，我們能不能承擔？

　　汪丁丁插話：現在我們的機制不是市場化的，是高度扭曲的，所以價格才高。

　　主持人(李玲)：我們現在是雙向失靈，一個是市場失靈，但主要的是政府失靈。政府在宏觀上沒有一個政策，用進口的器材、進口的設備、進口的藥，當然用不起了。從整個經濟發展來說，藥和醫療器材在全球企業里面是利潤最高的。我們現在拼命發展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業，辛辛苦苦掙了一點錢，結果買人家非常貴的東西，使得老百姓看不起病，這是一個總的發展戰略。要醫療衛生的問題，政府是要在醫療衛生相關的產業有對策的，要從源頭上控制住價格。我記得開中國和加拿大社保研討會，我們問加拿大一個問題，加拿大是全民醫療保險體制，我問了他們專家一個問題，為什么你們能把費用控制下來。他們說，我們從制高點上一手壓下去了。保險是國家統一保險，醫療服務、費用、藥、器材全部是國家統一購買，把價格壓下去了，所以才能做到，一定要有一個綜合方案。

　　對于社保，大家都做了非常好的討論，易老師提出了做空賬，我覺得應該是摸著石頭過河，最開始設計方案是實賬，但缺乏轉軌的制度，所以就變成了空賬，就像高西慶講的，用個人賬戶來彌補現有的退休人員，這就變成了空賬，也許我們可以將錯就錯，設計出一套中國特色的賬，如果中國的個人賬戶真做實了，可能了不得，可能會擾亂國際金融秩序。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這個量往哪兒投啊？到哪兒投都被水給濺起來了。包括鄭功成剛才提到的，按實際收入11%來交。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繼續討論。

　　由于時間關系，第一個議程就到這里。

　　第二部分 轉變政府職能和改善宏觀經濟政策

　　主持人(李玲)：下面進入到第二個議程，先由易綱教授做主題演講，題目是：轉變政府職能和改善宏觀經濟政策。

　　易綱：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轉變政府職能和改善宏觀經濟政策”。中國經濟在過去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里有著在全世界最好的表現。但是中國經濟也有一些不足之處，例如經濟的波動幅度比較大；經濟周期的高峰和低谷與行政力量密切相關，并且要用行政的力量加以調控；經濟效率低下，資源浪費嚴重，對環境的破壞大；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的發展滯后。當前應該思考的問題是怎么樣進一步發揮我國經濟增長較快的長處，同時克服以上所提到的缺點。這些缺點與政府的職能是密切相關的，所以今天我要重點強調政府職能的轉變。

　　在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做出了把黨的工作重點由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開始。改革開放前全國所有的社會部門都由黨和國家控制，以階級斗爭為綱，抓綱帶目，抓革命促生產，致使全國經濟處于癱瘓的邊緣。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后，所有的單位不要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為以本職業務為主，各行各業各盡其職，但是所有的生產資料依然掌握在政府的手里。那時候政府的中心工作就是搞項目，直接促進生產，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從這里開始，然后一步一步走到輝煌的今天，取得世界矚目的成就。改革開放27年后，依然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完全正確的。

　　但是，需要強調的是，今天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內涵上有很大的不同。因為經過27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發生了非常深刻的變化：第一，經濟主體1978年95%控制在國家手里，現在的國有資產才占1/3。第二，分配關系不一樣，那時候是大鍋飯，現在是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方式。第三，政府對就業的責任也不一樣，1978年的時候，黨和國家擔負了所有社會成員的工作和社會責任。目前，就業的絕大部分都是由非公經濟提供。第四，價格機制不同，當時是國家控制價格，現在是市場控制資源為主。

　　我國目前的經濟社會的結構和27年前相比，發生了非常深刻的變化，伴隨著這種變化，同樣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是內涵不一樣。那時候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是各級政府抓好生產；現在政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要求政府提供一個良好的法制環境，搞好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但是在認識上大家還沒有轉變過來。在市場經濟下，千千萬萬的家庭和企業是經濟發展的最終的動力。在計劃經濟下政府是無所不能的，因為它掌握了所有的生產資料。27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就是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為誰生產，誰來配制資源的思想需要有所轉變。目前各級政府還沒轉變思想，例如觀察各級政府的行為會發現有分管經濟的副書記，有分管經濟的副市長，有許多同志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理解為抓項目，尤其是抓工業項目，因為工業項目有稅收，所以中國的制造業發展得很快，而社會和衛生發展較慢。

　　我非常佩服最近在宣傳的一個領導干部，他對工作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他在任500天，有287天在外面跑項目，他為地區面貌的改變付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在市場經濟下，政府還是不是要去直接抓經濟項目？首先需要明確誰是市場經濟經濟發展的源動力，應該是企業和家庭，而不是政府，這就是政府職能轉變的一個過程。

　　我們到中國各地、到全世界各地都會遇到中國各級政府的招商引資團，有省一級、市一級的，甚至還有鄉鎮一級的招商引資團，而且這個為招商引資團還是任務分配的，你就會發現學校的老師都在招商引資，我問他為什么要負責招商引資，原來是管衛生的副書記的招商引資任務沒有完成，所以把這個任務分配給學校了。所以你看學校發動學生以及學生的家長在所在地招商引資。

　　新的形勢下政府職能主要是提供社會產品和提供公共服務。政府掌握著土地的批租權、稅收權、衛生檢查、公檢法、衛生治安等等。相對政府這些公權而言，企業和家庭的產權在一定意義上說是相當脆弱的，短期之內的是非對錯掌握在政府手里。在新的形勢下，一定要把政府的職能轉移到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良好的法制環境；地方政府的職能應當從直接抓經濟項目轉移到執法、監管、社會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務上來。例如，登記職能是政府的一個重要的職責，包括人口登記、財產登記等等。但是我國政府對登記職能恰恰不重視，眾多農村的產權糾紛都是由財產登記不清所造成的。美國的各家各戶之間沒有院墻，但是街坊不會為草地和房基地發生爭執，因為美國的產權界定很清楚。最近報紙報道成都和杭州在打擂臺，爭奪那里是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如果說成都和杭州政府比這個，那么它們的政府職能就真正轉變過來了。如果這個地方最適合人類居住，那么它一定是自然環境好、基礎設施好、社會治安好、教育質量好、公共秩序好、文化氛圍好、公共服務好，所有的這些都是政府職能的應有之意。如果各地方政府不是比GDP，不是以GDP為第一，而是以環境和治安為標準，那么地方政府的職能就算轉變過來了。

　　以上是談轉變政府職能，下面再簡要概括一下要改善宏觀經濟政策。從另外一個側面看看，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市場配制資源比例不斷提高的過程，也是以行政權利為依托配制資源比例不斷下降的過程。現在全國人民都從市場配制資源中得到了實惠，但是每到關鍵的問題，我們對市場總是缺乏信心，不相信市場的調節能力。在這個過程中，市場配制資源的比例不斷提高，人們對市場配置資源的合理性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在范圍上，這種認識從農村過渡到城市，從生產領域到消費領域，從生活資料到生產資料，從流通環節到生產環節。從更深的層次看，這種認識是從對交易的保護深化到對各類產權的保護。這種認識是逐步深化的，并且深化往前走的每一步都非常不容易。

　　最近，我把改革開放以來對重要文件的爭論回顧一遍，發現這些文件和爭論實際上伴隨著對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合理性、合法性的認識的逐步深化。從消費領域到生產領域的轉變爭論了十幾年，人們才終于統一，生產也可以由市場調節。但是，市場化的極限應該是國家需要保留適當的宏觀調控權。

　　首先，我需要談談自己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理解：所謂的宏觀調控其實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概念，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更多使用的是宏觀經濟政策。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指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但是在中國除此以外還包括國家計劃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經濟學家對政府干預經濟從來持謹慎態度，從亞當•斯密到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再到其他學派，幾乎所有的學派都是對政府調控經濟持懷疑的態度。凱恩斯經濟學為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找到了合理的解釋，從凱恩斯的角度來看，問題主要來源于價格的黏性，因為短期內價格是有黏性的，所以政府要干預。經濟學上還從外部性和公共產品的存在來解釋政府干預的必要性。但是科斯定理認為，只要產權界定清楚，通過自由交易也能達到最優。主流經濟國家認為市場是有效的，政府干預應該謹慎。

　　宏觀經濟政策具有幾個特點：首先，宏觀經濟政策具有總量性的特點。貨幣政策是一個總量政策，通過利率、匯率和貨幣供給總量來影響總需求。財政政策是具有結構調整功能的總量政策，它通過稅收、赤字、盈余來影響總量，通過稅率和稅率影響結構。總量的目標就是要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等等。

　　結構調整很重要，但是我并不強調宏觀調控對結構調整的功能，結構調整的內容非常豐富，如果結構調整指的是宏觀上的比例，比如消費和投資、內需和外需等等，宏觀調控可以發揮作用；但是如果結構調整指的是產業和行業的結構調整，那就要小心；如果結構調整針對的是企業或者投資項目，那就要更加小心，政府必須制訂企業準入標準、環保標準、質量標準，并且嚴格執法，對違法的企業和項目要嚴格依法處置，但是這是市場監管的職能并不屬于宏觀調控的范圍。結構調整的代表作就是產業政策，其實政府難以制訂具體的關于產業、企業和項目的產業政策。多數研究者認為，以政府選擇產業和企業給予優惠政策為特征的產業政策總體上是弊大于利，因為它有悖于公平競爭的原則。即使在產業政策最成功的日本和韓國，它的產業政策也僅僅得到了毀譽各半的評價。政府通過支持基礎研究，國防和政府采購支持民族工業和產業是有效的，但是這些不屬于宏觀調控的范疇。經濟結構調整主要應該通過市場的力量來進行，而體制性的障礙主要應通過改革來解決。

　　宏觀經濟政策的另一特點是應當著眼于短期。市場經濟在長期有自我的調節機制可以達到最優的結果，這樣宏觀經濟的政府干預在長期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就消失了。甚至是最雄辯的為政府干預的合理性辯護的凱恩斯也知道，長期而言市場有自我調節的能力，這就是凱恩斯的名言“長期我們都將死去”的真正的含義。

　　總結我的發言，主要觀點一個是轉變政府職能，另一個是要改善宏觀經濟政策，把宏觀經濟政策納入法制化的軌道。中國經濟的高成長性與高波動性相伴隨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國的產權制度不完善和在此基礎上的行政干預。要解決這種高波動、高浪費的增長模式，必須要推動產權制度的改革，改變政府職能以及改善宏觀經濟政策。市場經濟有著共同的規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也符合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盡管宏觀調控和宏觀經濟政策的概念不完全相同，但是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宏觀經濟政策應更注重總量問題和短期問題。體制的問題要靠改革來解決，結構調整的問題應該主要由市場機制完成。好的宏觀經濟政策有利于結構調整的優化，而不是試圖用行政手段直接解決結構的問題。以上的爭論和分歧可以歸結到一句話，就是：“你是不是相信市場經濟？你相信到什么程度？”

　　謝平：我對和諧社會沒有過多的研究，不知道從經濟學上怎么定義和諧社會，也不知道和諧社會沒有可操作的可計量指標體系，例如犯罪率等等。要達到和諧社會，肯定要有一個可操作性的標準，應該要有一些人來解決這個問題，這樣才能把和諧社會真正變成一個具有可操作性的目標，而不是僅僅保留在書面的文件當中。和諧社會如果變成政府文件的一個口號，沒有什么意義。如果要具有可操作性，必須要有明確的定義和指標體系，才能進行衡量和比較。這是從經濟學角度來理解這個問題的看法。

　　達到和諧社會的主要方式應該是靠市場，不是主要靠政府。市場機制和市場手段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是能夠達到和諧社會的主要方面，只有很少一部分是需要政府給予提供一些產品或者提供一些服務。很多事情應該通過市場的手段和市場機制來解決，不能因為要建立和諧社會，就要加大政府的功能。有些國家已經達到的我們所認為的和諧狀況，那些國家大部分是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所以我認為主要應該利用市場體制來達到和諧社會的目標，這個問題應該比較明確，不能有模糊的東西。在經濟政策上我和易綱沒有大的分歧，政府的經濟政策主要還是要理順市場機制、保護產權，然后才是提供一些必要的社會服務。

　　夏斌：今天討論的問題主要是公共服務和政府職能轉換的問題。我只能從金融的角度來談，雖然我不知道具體的改革方法，但是只要政府展開討論并且下定決心解決問題，一定能夠找出合適的解決方法。所有的改革到最后都需要國家財政拿錢，我就從資金的層面來談一些我的觀點。

　　第一，現在只有解決社保、衛生、教育等社會問題，才能解決經濟中的諸多問題。20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認為要建立中國金融市場，最重要的一個制約因素是沒有建立社保體制。我同意易綱關于政府職能需要轉換的觀點，政府的職能從理論上把它極端化，就是政府管公民，不要管經濟建設，我在20年前就提出這樣的觀點。除了一些戰略、軍事和國防領域以外，公共財政應該慢慢離開經濟建設的舞臺，這關系到當前的經濟能不能持續穩定的增長。

　　第二，現在已經到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20年前，我國的外匯儲備只有80億美金，現在已經是8000多億美元，人民銀行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并且外匯還在源源不斷的涌進來。這些外匯儲備可以用于購買美國的醫療設備，也可以變成社保資金的一部分。執政黨和政府在當前確實有條件解決歷史中長期沒有解決的關鍵性的體制問題，以及改革繼續往前走的難點問題，現在與20年前不一樣了。目前我國財政收入3萬多億，但是有些人依然說實在沒辦法扶助弱勢群體。如果政府下力削減政府開支削減5%-10%，只要命令下去，不可能削減不下來。非典時期的公務員不怎么上班，機器照樣運行，這說明在削減政府開支方面還有很大的潛力，關鍵是認識水平和決心的問題。

　　第三，決策部門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形成“讓富于民、藏富于民”的觀念。目前政府財政面臨著眾多問題，從社保的缺口到醫療衛生體制和教育的問題等等，政府應該思考，能不能把政府手中的資金轉移到人民的手中。政府在目前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出臺一些體現“讓富于民、藏富于民”的措施，因為執政黨是為人民服務的黨，只要老百姓高興，又何嘗不好呢？

　　第四，政府要進一步擴大公共服務的支出。政府對財政赤字的認識不能太簡單化和國際化，所謂的國際化，就是認為財政赤字超過GDP的3%就會有危機，政府完全沒有必要沾沾自喜財政赤字控制在3%以內。國家財政曾經吃過財政赤字的苦頭，那是因為當時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相隔絕，而且財政部和中央銀行的職能沒有分離，采取央行直接拿錢的透支方法彌補財政上的不足，這種做法現在已經不允許。在80年代中后期，我國的高通貨膨脹主要是由財政透支央行的錢所造成的，但是那已經成為過去。目前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很高，全世界都不得不關注中國，這種情況下，全球緊密聯系，人民銀行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受到挑戰。與此同時，國內的物價壓力并不大。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專家學者甚至于國務院都認識到，必須加快拉動中國的內需來緩解這些矛盾。但是發展內需談何容易？這是一系列制度變革的結果。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應該保持適度的財政赤字，通過發行債券從市場上籌資可以刺激內需，也有利于減輕匯率壓力。對于這筆資金的使用方法，如果是進行項目建設，那是另外一個概念，但是至少要用于解決財政赤字的問題。美國雖然有龐大的財政赤字，但是照樣吸收世界的資金。政府需要重新認識財政赤字，現在的財政赤字與和80年代的財政赤字完全是兩個概念，這對政府轉化職能、增加公共支或許有一些啟發。

　　第五，要善于運用我國巨額的外匯儲備和國有資產存量的調整資源，來解決我國體制中間還沒有解決的關鍵性問題，例如社保的問題，衛生教育的問題等等。我國巨額的外匯儲備能夠直接進入銀行，也應該拿出一部分來解決一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根本難以解決的問題，解決的數量和方法都可以研究。政府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也應該考慮。

　　張燕生：易綱剛才提的三個問題非常值得現階段廣泛的重視和討論，需要從理論，再到政策和實踐三個層面，把這三個問題弄清楚。現在的很多問題都沒有完全問題弄清楚，例如社保和衛生的問題等等，尤其是沒有從中國的國情角度出發來考慮這些問題。即使是徹底相信市場經濟的人，也還需要明確兩個問題：第一，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市場經濟的徹底程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情和國家的發展階段，即使是徹底地相信市場經濟，真正達到市場經濟的目標可能還需要20年、30年甚至是更長的時間，否則，事實很可能與相信的東西背道而馳。拉美國家的領導人也徹底地相信市場經濟，但是拉美的經濟發展并不是很好。

　　1978年后工作中心的轉移被后來的事實證明是成功的，但是市場和計劃的關系這一根本問題并沒有解決，在鄧小平的南方講話后，確定姓“資”姓“社”的問題暫時不爭論，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就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圍繞這個轉變，就出現了1998年的金融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等一系列的改革。現在不同于1992年，需要反思是否還需要像1994年那樣進行一次系統性的建設，以及是否需要建立起一個以法制、公共服務、社會管理為中心的新的經濟體制。歸結起來就是這樣的一個問題。如果是這樣的問題，我個人認為已經到了改革的時候。有一些體制上的改革可能需要階段性的變化。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我國的外向型經濟是不是到了要向開放型經濟轉化，傳統的“東亞模式”是不是到了需要進行體制和戰略性調整的時候？第二，“摸著石頭過河”是不是到了應該先定法規、執行程序和監督體制的時候？許多新問題如果仍然采用“摸著石頭過河”的方法，甚至先試點再推廣的時間都來不及，因為新的領域，新的事業層出不窮。第三，中國發展的經驗很重要的一點是政府與市場機制相互增進，以此促進市場積極因素的發育和經濟的發展。我國27年的經濟發展，既不是政府主導、也不是市場主導，現在是不是到了市場機制需要深化，市場的邊界和政府邊界需要明確的時候，政府是否能夠從經濟建設中退出來？

　　除此之外，還涉及到其它的一些其它的問題，例如從粗放經濟到集約經濟的問題。這關系到要素成本，以及中國未來的發展模式會不會改變？還包括現在是否到了從先富到共富的時候？政府的公共服務目標也應該重新考慮，去年的財政收入增加額是5000億，政府可做可不做的公共服務還能夠騰出幾千億。這27年來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政府對公共物品的提供方面卻不太成功，無論是教育、衛生還是其它方面。這背后是有著某種利益的機制，只有這些機制問題得到改革，政府才能從以經濟建設為主導，尤其是地方政府以經濟建設為主導，改變成以提供公共物品的主導。

　　易綱的基本觀點就是經濟結構的調整應該交給市場機制去完成，但是“十一五規劃”所提出來的“五個統籌”和現在的高污染問題等，都難以交給市場去調節，因為其中包括社會成本處理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政府不是抽象的退出去的問題，而是應該在這個階段建立起一種完善的經濟體制，才能把這些問題都解決，否則說了以后很難做到。所以，我非常同意易綱的基本觀點，這三個論點對中國下一步的發展非常重要，但是背后有很多障礙。

　　平新喬：我對社保和稅收的問題不是很明白，這兩個方面就像硬幣的兩個面，例如歐洲國家，企業稅負很高，但是社保有70%左右是中央政府負擔。美國企業稅收負擔比較低，一般是30%以下，但社保的負擔沒有完全由國家來承擔，而主要是由企業和職工承擔。中國的稅收要么學歐洲，要么學美國，不能同時學歐洲的高稅收，而在社保上學美國，社保國家不負擔。如果這樣，中國的企業會死掉。我研究了12月份勞動保障部出臺的政策，感覺很失望、很痛苦，企業負擔保障的8%，國家的基礎保障一年占2%，國家提出要完善社會保障體制，但是給我的印象是正在往后退。我不明白什么是完善社會保障體制？既然國家采取高稅收的政策，國家就應該承擔相應的責任，兩者應該對稱。國家有3萬億的稅收，還是使老百姓沒有保障。中國學歐洲模式或者是美國模式都可以，但是需要明白背后的內在聯系和邏輯。

　　政府增加公共服務很對，但是我研究了地方的財稅以后，發現地方政府在年初做預算和結算的時候有系統性的偏差。地方政府總是少報收入，多報支出，到年末結算的時候財政節余就少。有一些預算里的項目故意少報，例如土地專用費和行政收費的收入等，這些項目的決算平均超過預算10倍，地方政府通過在預算中的系統性行為，把預算作的很緊張，使得中央政府要轉移支付，然后地方政府通過土地和營業收入擴大財源。這種現象不僅發生在一個省，幾乎所有的省都有這種現象。

　　行政費用方面也有一些問題。五年來，我國平均一個縣一年新增公務員300人，全國一共有2500個縣，公務員隊伍既不穩定也不精練。香港的公務員是永遠不換的，而國內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領導和下屬人員同時換，換下去的人員轉入政協，工資照發。還有國有企業，現在地方國有企業很少，國有企業收入只占地方財政收入的4 %。西方的地方國有企業會提供公共服務，國有企業很多是跟地方政府掛鉤，間接地承擔公共服務，提供外包服務等等。我們需要反思國有企業存在的最終目的，地方國有企業應該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國有企業需要重新定位。

　　此外還有問責制的問題，問責制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自下而上的問責與自上而下的問責是不一樣的，自上而下的問責可能使腐敗更厲害。需要加強自下而上的問責，這是根本理念的問題。雖然暫時解決不了這個問題，但是我必須把它指出來。

　　宋國青：剛才談到在宏觀調控里發揮市場功能的問題，從過去幾年的實踐看，市場功能的發揮還是不錯的。這一輪的經濟過熱是從2003年非典過后開始的，央行到了2004年才開始采取一些行動，宏觀調控有一點滯后，在有限的價格手段里，利率手段更復雜一點，央行把宏觀調控做好，沒有大的問題。從去年的情況來看，在宏觀調控中放開市場調節應該不存在問題。在內需方面，宏觀部門在總體上進步不小。現在越來越多的問題出現在外需方面，例如外匯儲備增加的問題，用逐步調整匯率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在防止熱錢進入方面暫時有一些成果。但是為了防止熱錢的套利，把利率也壓低，這樣就需要思考這樣的匯率政策的長期后果。最后的平衡是國內的投資受益率比美國高，但是利率比美國低，在投資方面的收益率就會出現問題，例如社保基金收益率的問題，一年百分之三點幾的收益率已經不錯了。這幾年是把整體利率壓低以后，個人投資的收益率會出現問題，從宏觀調控角度來講，投資報酬率很高，利率很低，就難以用確定的工具來控制貸款，只好過幾年再使用宏觀調控的手段。如果能增加一些央行的權力和調節的手段，宏觀調控這個詞就可以從詞辭典里面抹掉。

　　房維中：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是一個很大的課題，很多事情都應該用科學的發展觀來重新評價、重新衡量和重新探討，正是因為過去的很多發展觀并不科學，因此才要提出科學發展觀。很多事情都應該用科學發展觀來重新處理，例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也可以用科學發展觀來考慮。發展并不一定是經濟的發展，不能把發展等同于是經濟發展。現在討論科學發展觀，各省市認為的科學發展觀就是經濟建設又快又好，這是一種誤解。年前的中央經濟工作會上，胡錦濤同志講了三句話：“力戒心浮氣躁，防止急于求成，堅決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現在的浮躁之風、急于求成之風、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之風相當嚴重。各個省市只追求GDP，十五計劃的計劃是GDP增長7%，各省不滿意，自己都定在都是9%以上，只有極少數是9% 以下。結果發改委公布的十五期間GDP年均增長率是8.8%，普查的結果是9.5%，而各省市的報告完全是政績的自我表揚，眾多人因此沾沾自喜。

　　GDP是不是越高越好，因為GDP是用投入帶動的。應該反思GDP的增長方式，目前我國還是粗放型的增長方式。第一，分析投資彈性系數。九五期間投資彈性系數1.13，也就是增加一塊錢的GDP要投資1.13元。十五期間是2.52元，高于九五期間1.2倍，這意味著投資效益在下降；第二，能源彈性系數。八五期間是0.43，也就是GDP每增長1%，能源消費總量增長0.43%。九五期間的數據是0.06，GDP增長了48.8%，而能源消費總量只增加了3%。十五期間是1.16，是九五期間的十幾倍。然后再看環境指標，環境繼續惡化。因此，十五期間9.5% 的增長速度是以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為代價換來的，也不能說9.5%都不合理，其中大部分是合理的，但是有相當一部分不合理。從經濟效益看，在許多方面十五期間不如九五，所以有文章認為這是增長方式的逆轉。現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是政府需要反思自身的職能問題。小平同志在1989年說現在最大的失誤是教育，他還說，如果我們的經濟已經發展了，而賄賂盛行，這個社會維持不了。現在基尼系數很高，社會不公平，構成了社會不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可以說目前的社會問題大于經濟問題。

　　針對當前以GDP作為政績考核的標準，我個人認為把GDP作為政績考核標準是愚昧無知的表現。原因有三：第一，GDP是一個量的概念，它既沒有反映質量的提高也沒有反映效益的提高，沒有反映經濟發展是否協調和可持續。第二，GDP既可以是粗放經營的結果，也可以是集約經營的結果，可以是節約自然資源的結果，也可以是浪費資源的結果。地方政府攀比GDP可以不擇手段，甚至去人為制造GDP。第三，以GDP作為最高考核標準，地方政府就可以不顧環境的稟賦和承載能力，弄虛作假，這樣就不能給人民帶來福利，甚至損害人民的福利。報紙報道黑龍江一個縣政府招商引資12個橡膠廠，3月份開工，6月份人大叫停，因為那些工廠污染嚴重。結果這12家工廠告到法院，要求政府的賠償。這種形式的發展不是給老百姓造福，而是造禍。小康社會首先的標準應該是呼吸到新鮮空氣，喝上清潔的水，吃上健康的食品。這種小康的標準不僅僅是老百姓需要的，還應該是政府所需要的。北京一年只有230個藍天，剩下135天都是臭空氣。這種錯誤的發展不應當表揚，而應當批評，官員不應當升官，而應該降職。關于研究科學發展觀也還需要仔細研究。

　　胡大源：房維中先生所講的與我們調查結果相一致。我們也在研究怎樣克服單純依賴GDP的問題，現在還在研究之中。九五期間形成很低的能源彈性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因為跟九五和十五連在一起，應該有很強的相關性。九五期間的能源彈性非常低，主要是因為那時候能源的增長速度很慢，但是GDP還在不斷增長。

　　房維中：另外一個原因是九五期間全國關閉了60000個小煤窯，從80000個減少到最后的20000多個。

　　胡大源：那個時期大型企業的產品賣不出去。接下來十五期間有一個經濟快速的增長的時期。需要從宏觀調控問題上理解這段時期。

　　劉小玄：我國的改革可以粗略分為兩類，一類是市場化的改革，另一類是公共領域的改革。改革開放20多年來，市場化的改革基本上比較成功，因為市場已經達到了一種競爭狀態，企業利益最大化的目標能夠在一定制約制度下實現，在這種情況下，市場是可以達到社會福利最大化的目標。在市場制約和市場約束比較充分的情況下，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比較成功。但是在另外的公共領域，改革并不是很成功，因為公共領域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務，不是以企業利益最大化為目的，而是以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的。公共服務部門需要有一個制約機制，否則就會走向畸形化，偏離社會服務最大化目標的軌道。目前還沒有一種機制能夠有效制約公共服務部門，結果是這些公共服務部門為了是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侵犯弱勢群體利益，缺少制約導致公共領域改革的失敗。要有一個科學的制度設計使得公共利益能夠實現最大化，并且得到一種好的相互制衡機制約束公共服務部門的利益。在目前的條件下，人大是一個制約機構，通過

　　另外還必須注意市場邊界的問題，這也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現在一些地方在醫療、教育和環境等方面遇到困難，可以通過研究發達國家的經驗，并且結合中國的國情，得到一個科學的規范用以劃分這個界限。這個界線要符合大多數老百姓的需要，具體還需要繼續研究。總體上有兩條原則可以用來劃分這個邊界，一條是把握住底線，社保是一個底線，老百姓基本生活和醫療應該得到最低的保障；另外一條底線就是要符合帕累托最優的原則，無論怎樣改革，目前受益者的保障不能比原來更壞。只要把握好這兩條原則，市場與公共服務就會更清楚一些。

　　主持人：由于時間的關系，本次論壇就到這里，我國正在進行著改革創新，剛才大家的問題在未來也可以繼續討論。謝謝各位來參加今天的論壇，特別感謝新浪網、中信出版社和21世紀經濟報道的大力支持，祝大家新春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