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澤厚：儒學四期與轉換性創造

　　2005年12月3日下午1：30-5：30，由經濟觀察報主辦、中興通訊贊助的觀察家年會-2005年度演說在中華世紀壇舉行，會議主題為告別白銀時代—新儒商與新文化。以下為獨立演講人李澤厚的演講實錄：

　　儒學四期與轉換性創造

    李澤厚：何力先生說，企業家不僅僅關心賺錢，還關心文化、道德、社會發展、國家前途、人類命運這樣一些大問題。這是好事。我以前就有個吃飯哲學，我說吃飯是為了活，但活不是為了吃飯。如果說活就要賺錢，那賺錢又為了什么？為了享受？那好像太小了，你賺的錢是花不完的。那到底為了什么，這里可能便有追求人生意義、生活價值、終極關懷、關心國家民族和人類命運的問題。可以理解，企業家關心這些問題是有道理的，不是為了賺錢而賺錢，而是有更高的目標。這就與儒學相關了。

　　儒學有一個很大的特點，跟基督教、伊斯蘭教有區別，就是它力求在地上建立“天國”。在經驗合理性里面提取理性，但它又有類似宗教的信仰。不過儒學到底是什么東西？并不是很清楚。它是宗教？還是哲學？是宗教哲學，還是哲學宗教？學術界有不同意見。

　　最近學術界爭論中國到底有沒有哲學，也與這個問題有關。現在儒學好象很熱，但1980年代是反儒學，90年代以來是儒學熱。80年代反儒學的時候，我說了儒學好的方面，被年輕朋友罵。現在儒學熱的時候，我認為對“儒學熱”要冷靜，于是又挨批評。一個根本問題是，儒學到底是什么并不太清楚。

　　“儒學四期或三期說”便涉及這個根本問題。儒學歷史很長，到現在已兩千多年，美國學者杜維明把它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先秦儒學，孔子和孟子；第二個時期是宋明理學，朱熹和王陽明；第三個時期是二十世紀的熊十力、牟宗三。我說的儒學有四期，第一期是孔子、孟子和荀子；第二期是漢儒；第三期是朱熹、王陽明；第四期就是現在。“三期說”主要強調儒學是講道德修養，盡量提升儒家宗教性的方面。杜維明的老師牟宗三寫了四大卷的《心體與性體》，把儒家的宗教性、對個人的終極關懷講得很深刻，但可惜是一種“深刻的片面”。我提出儒學“四期說”認為，不要一講儒學，便是道德修養。儒學遠不止這一方面，除了心性“內圣”，還有“治國平天下”經濟事功的“外王”。《禮運》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舉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等等。這與心性并沒直接關系，而是儒家對人類、對社會的一種遠大理想。“三期說”只談孔孟，我卻認為荀子也很重要。荀子也講修身，但他講了很多社會政治方面的觀念。例如他說人不同于動物，是能制造工具。“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人之所以能走千里，因為他能馴服快馬。人之所以能渡江河是因為能造舟船，非常重視工具，也就是今天的科技生產力。所以，我認為儒學不光是講內心修養，并不只是宗教。

　　“三期說”追求儒學宗教的品格，宗教的超越與歷史可以沒有關系。我講儒學四期卻是隨歷史而發展的，不是一成不變的，我以為一成不變就死了。中華文明能夠這么多年延續下來，也正因為此。我剛從印度回來，我也去過埃及，也看過印加文化，也看過柬埔寨的吳哥窟，那些建筑都很了不起，甚至超過中國。但因為不能隨著歷史發展，這些文明都先后滅亡了。而要發展就必須吸收、接受外來的東西，進行轉換性的創造。漢代的儒學吸收了道家、墨家、法家、陰陽家的思想，而且把陰陽五行作為自己理論的骨干，把社會、自然、政治放在一個反饋系統來考慮，發展了孔孟荀的儒學。今天如果我們還講儒學，就也應該吸收外國的、現代的東西，主動地吸取馬克思主義，借鑒包括自由主義、后現代主義等等進行轉換性的創造，使新的儒學和整個中國文化煥發出新的面貌。

　　怎么樣轉換性創造？這就是西體中用。體是什么？體就是生活的根本、本體。本體什么意思？最根本、最實在的東西。我提出“西體中用”是針對“中體西用”，儒學四期是針對儒學三期。有人認為，“體”就是道德修養、文化、精氣神什么的。我認為，億萬人民的日常的現實生活才是體，這也就是現代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也就是馬克思講的社會存在。為什么說“西”？因為這是從西方引進的。“西體中用”我是1985年提出來的。事實上，我們講改革開放，不就是講向西方學習、引進和開放嗎？現在年輕人學得最多的是什么？不就是數理化、電腦、英語等西學嗎？這是現代生活所必需的東西。但把它們應用到中國(中用)以后，就會產生新的形式。要和中國實際結合。這個現代化的生活本體改變了一切。這20年來思想意識改變很多，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經濟發展，也就是這個生活本體變了。

　　而在這個體的基礎上，如何做到很好的中用，這就要結合中國實際和儒學了。中國人注意人情、親情、鄉情、報國之情等等，不只是冷冰冰的理性和法律，這些東西便是中國儒家和中國整個文化所給予的。但先要確定什么是基礎？基礎還是現代化生產生活方式，它以契約為基礎，以競爭為條件，以效率為原則。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夠講人情。如果以人情為主，契約、效率為次便錯了。我們提倡協商、調解，不僅在經濟上，在各方面都這樣，不必事事上法庭。但畢竟要在法治基礎之上才能發展這些。主次要分明，我們仍然要系統地學習西方的管理體制，現在不是太多，而是不夠，無論微觀或宏觀都如此。

　　何力先生提到我講過實用理性。實用理性講合情合理，“理無可恕，情有可原”，倒過來就是“情有可原，理無可恕”。西方是平等的復合句，中國卻經常以后面一句作結。實用理性重視不僅要合理也要合情，不是冷冰冰的理性，還要有人情味，但必需在理的基礎上講情，這樣才能走出一條既不是過去的計劃經濟、也不是美國資本主義的，而是中國自己的路，創造出比傳統中國、外國模式更加合情合理的社會。以前講創造就是革命性創造、批判性創造，我講的轉換性創造是一種改良性的創造，不必很急切地破壞、革命，而是逐步地學習和改良來創造出新的東西，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文化上。這正是合情合理的實用理性。只有這樣，才能使社會平穩和諧地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得越來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