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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慧燁：趙曉博士對宗教、經濟、文化的關系有過深入思考和研究，就中國企業進一步做大，文化資源、精神資產夠不夠的問題，文化能力的問題，你還堅持原來的觀點嗎？
趙曉：我先談一點我個人怎么進入這個話題的。我原來搞經濟學的，對文化極不感興趣，而且非常抵制。而且我認為市場經濟條件下能夠產生道德，即道德是內生于市場的。好比一個國有企業服務態度各方面很差，在我們看來不太講道德，如果變成競爭型的新企業
以后，服務態度改善了，其實并不是他們的道德比別人更好，而是逐利的態度使其改善了態度。我個人的變化是從我對美國的考察開始，我帶著中心的問題：中國的市場經濟和美國的市場經濟究竟有什么區別？我發現不是在它的發達程度——美國比中國發達，中國會逐步趕上去——不是科學技術，也不是財富差距，也不是金融方面，這些都是我們經常比較中美市場經濟差異的地方，我發現最大的差異就是美國到處有教堂，在中國基本看不到教堂，北京只有六家教堂。我當時就想，美國人不會吃飽了撐著，這么多教堂對市場經濟到底有什么影響，尤其在波斯頓拜訪了很多人，觀察了他們。當時我寫了一篇文章有教堂市場經濟和無教堂的市場經濟，三年前寫的。這是從市場倫理的角度和道德的角度來比較不同國家東西方的市場經濟，通過這個角度來發現中國市場經濟變革中的一些問題。
祝慧燁：美國的教堂應該是他們的文化中最有特點的，布什在清華演講的第一句就是“超過95%的美國人是相信上帝的”，大部分人都是基督教徒，這是他們信仰生活的核心。那您通過比較發現了什么，東西方的市場經濟在市場倫理和道德角度有什么不同？
趙曉：這就要說到市場經濟能做什么的問題：第一市場可以教你不偷懶，它是競爭體系。沒有計劃經濟的那種吃大鍋飯。市場經濟逼迫你去勤奮干活，這是它的特別大的好處。另外市場經濟有一個價格發現功能，是要效益的。市場經濟可以教你說謊，經濟學說：我為什么要騙你，因為下次不和你打交道了。我來中企聯我根本無所謂，我今天第一次打交道，以后終身不見，那可以態度很傲慢；如果說以后固定在這開會，那么這個人的行為會發生變化，兩個利益相關主義者，從它的長久利益考慮會講信用，也會對人比較好比較客氣。而恰恰市場里很多的行為并不是都是重復駁議的，有很多是一次性的行為。
第二我們知道市場里充滿了信息不對稱，只要存在信息不對稱，在市場交易行為中，委托代理過程中，就會出現責任不對，激勵不相融，我的激勵和你不一樣，我們的責任和你的責任不一樣，最后就會出現坑蒙拐騙的現象。我們看到市場經濟有一個價格發現功能，它能夠教人不偷懶，但是并不能教人不害人。進行排列組合后，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非常簡單的結果：市場經濟有可能會教人勤奮去撒謊，勤奮去害人。這類似于中國經濟目前的狀況。很多人會說，我靠制度解決它，剛才黎群老師也講了，制度永遠不完備，另外把制度搞得很完備，根本不核算。還有一點很多人不了解制度，制度絕對不僅僅是紅頭文件，絕對不是一套成功的法規，制度包括習俗和人們的內在道德約束。美國的教堂對美國產生什么影響，對他們的市場經濟產生什么影響，我當時就發現，美國的教堂是天天教人不撒謊，天天教你不害人。從理性角度來講，其實很重要一點要求你去愛別人，而不是害別人，要求你講誠信，而不是撒謊。
所以，我就發現美國市場經濟是三位一體，就是經濟是一體，上面有一個憲政制度，后面有一個強大的社會支撐。這種文化的支撐，它和經濟政治文化是一體，而我們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是這樣，我們改革開放從思維來講比洋務運動沒有任何進步，我們今天有了和平發展所謂世界主流的發展環境，有機會讓你搞改革開放，洋務運動讓你沒有條件搞改革開放，我們搞了這么多年，我們的基本思路，就是市場經濟這東西挺好，我要這個東西，搞到一定程度，我們發現市場經濟背后需要一個憲政制度做基礎。我們市場的轉型在中國可能僅僅是第一，第二建立一個大的公正的起點基礎，第三求要市場能力的支撐。我主要研究經濟和文化的關系，而且我也相信中國的市場轉型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憲政的轉型，第三步就是文明的轉型，如果中國人還是傳統的中國人，過去很多毛病，一大堆問題，你絕不能可能適應今天的經濟發展，你的精神資源是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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