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偉：國企改制與社會責任

    2005年10月29日-31日由《中外管理》雜志社、北京中外企業管理培訓中心主辦的第14屆中外管理官產學峰會在北京召開，本次峰會主題為2006·中國企業“贏”思維。以下為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偉發表主題演講。

　　主題演講：國企改制與社會責任

　　劉 偉(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主持人：下面請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偉給大家介紹一下國企改制與社會責任。

　　劉偉：非常感謝參加由中外管理雜志主辦的官產學會，交給我的題目是關于國有企業改制與相應的社會責任，我想肯定是讓我談一下關于對于國有企業改革的認識以及如何評價國有企業改革的成敗，這是很有爭議的，也是來自中國實踐當中的問題。40分鐘時間我講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我講一下中國國有企業改革進程的主要特點；第二個問題我講一下中國國有制改制面臨的主要問題；第三個問題我講一下如何評價中國的國有企業的改制和改革。大體上是這樣三個問題，我們下面討論第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國有企業改革進程的主要特點。

　　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到現在是26多年的歷史，從1978年算起來26、27年的歷史，這26、27年的歷史總的來看可以把國有企業改革分為這樣幾個階段，從1978年至1983年這個階段改革可以用四個字概括，叫做放權讓利，允許企業流程，擴大企業的自主權，這是第一個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從83至87年，國有企業改革主要有兩個任務，第一是改變它和財政分配體制，我們采取叫做利改稅這樣一個措施；第二改變國有企業和財政的投資關系，我們叫做撥改貸，財務不再無償注資，而是貸款的形式形成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87至92年這6是第三階段，很簡單就是承包制，這是國有企業改革第三個階段，包的是上繳利稅；國有企業改制第四個階段是92至2002年，中共十四大至十六大召開之前，這個階段主要做的工作是兩個，一個是對大量的競爭型的中小國有企業進行大規模非國有化改造，是從十四大到十五大到十六大召開之前做的主要的工作；還有一項主要的工作就是對大型和特大型企業進行深入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這是中共十四大之后一直到2002年，這是國有企業改革我們進行的第四個階段。第五個階段有是從中共十六大一直到現在正在進行的，就工作來說還是這兩方面，一個是對中小國有企業進行非國有化改造，一個是對大型和特大型國有企業進行現代企業制度改造，之所以它成為一個新的階段是因為它有一些新的特點，這些特點我們下面討論再進一步展開。這就是改革開放26年來走過的五個階段，透過五個階段總結大體上有三個特點。

　　第一就是改革的內容上，在國有企業改革內容上經歷了重大的轉變。什么轉變？從主要改變分配關系向主要改變產權關系的轉變，經歷了這樣一個變化。一直到92年以前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可以說主要是改分配關系，第一階段放權讓利，允許企業利潤流程，第二階段利改稅，這是規范企業和財政之間的分配格局；第三階段承包制，企業承包和農村承包不一樣，農村承包包的是生產資料，包的是土地，它是產權方面的變革，城市企業承包包的是什么？包的是上繳利稅，是分配關系的變化。所以一直到92年以前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基本內容是分配關系的變化和調整。從92年以后明確市場體制目標，特別是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以后提出現代企業制度改造這樣一個任務，尤其是十五大提出國有經濟戰略性轉移，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這樣從所有制上對中小型國有企業進行非國有制改造，從企業產權上對大型企業進行現代企業產權制度改造，這樣所有制和產權改革的命題，從十四大以后成為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問題。這是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從內容上一個特點，從主要改變分配關系向主要改變產權關系的轉變。

　　第二個特點就是在改革的方式上，它同樣經歷了一個轉變，什么轉變？主要是從政府自上而下行政性推動向主要是企業自身自下而上的市場性推動的轉變。因為國有企業改革最開始與其說是企業的行為不如說是政府的行為，與其說是企業的權利不如說是政府的權利。政府的權利就是行政權利，就是下級服從上級，因此它是一個行政逐級行使權利的過程。一直到什么時候？一直到國有企業改革涉及到產權制度改造，涉及到非國有化改造，這就意味著國家很大程度上越來越不再是企業的老板，而政府越來越不再是這個企業的所有者和代表，這個時候企業制度如何改，更多才可能擺脫政府行政直接供應而轉入市場力量直接推動。這和農村制度改革又形成明顯的對比，中國農村改革不僅僅開始就是改革產權，包括土地改革產權的松動，而且一開始改革就是農民自發的創造，而不是來自行政上級的指示。土地承包之為例，中國第一份土地承包是安徽省一個小港村，他們隊長和支書提出來分田單干，因為他們每年都要去要飯，后來他們隊長和支書就覺得要分田單干，但是他們不敢這樣開了一個全體社員大會，大家一致同意分田單干，就起草中國第一份合同，說日子實在我不下去，經全體農民商量決定分田單干，沒有承包這兩個字，后來說是承包，你不是分田，如果上面怪罪下來，把隊長、支書抓走，全體村民負責把他們家的孩子養到18歲，底下蓋著紅紅的一片手印，是這樣的。隊長、支書真的被抓走了，萬里在當地做市委書記，萬里有一個批示能不能適應一下，結果糧食產量翻了兩番，這個時候再想擋住承包擋不住了，如果擋住農民承包，農民就要到他家吃飯，因為我要這樣生活你不讓我這樣生活，你讓我那樣生活，我就到你家吃飯，這樣轟轟烈烈土地承包制就起來了。改革方式就是農民自身當時代表最樸素的生產要求吃飯。而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最主要是分配關系，所以和內容相適應改革方式主要是政府行政性的部門通過逐級開放，依靠企業工人，依靠企業的基層干部的創造力和想象力，也就是更多是市場自發的推動的過程。這是我們國有企業改革第二個特點，就是在改革方式上經歷這樣一個變化。

　　國有企業改革第三個特點是什么？就是國有企業改革的地位經歷了一個變化。它從什么？它從作為整個經濟改革的核心，逐漸地轉變為整個經濟改革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經歷了這樣一個變化，我們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時候，講到新時期改革的時候，我們提得很明確，這一次我們是以企業改革，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作為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因此國有企業改革成為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與否的關鍵，這在當時26年前有重大的進步意義。為什么？中國計劃體制建立起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就經濟體制來講經歷很多調整，調整的基本目的和任務是解決中央和地方矛盾問題，是條塊之爭解決這個問題，而企業問題從來沒有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企業最多給你換一個頭頭，換一個主管單位，企業本身制度權利沒有任何變化，變化調整的是什么？是隸屬關系，變化調整是中央和地方的權責利體制安排，企業沒有被提到改革的議事日程上來。而新時期改革一開始就講這一次體制改革的核心就是企業體制改革，這一次我們能夠提出以企業改革為核心，構成這一次經濟體制改革不同于以往之所以深刻，之所以廣泛的一個重要的方面，一個重要的原因，但是我們可以說經過26、27年，現在

　　下面我講第二個命題，當前國有企業改革面臨的主要的體制性問題，或者是國有企業改制現在面臨主要的任務，亟待解決的矛盾到底是什么。任務和矛盾很多，但是就制度本身來講，真正制度性帶有根本體制性的矛盾和問題主要是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什么？如何使國有企業在制度上真正實現政企分開，國有企業政企分開這個問題很早就提出來，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提出來沒有提政企分開，但是已經有這個思想，82年中共十二大召開以后，特別是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做出中國進行經濟改革的決議，我們說國有企業改革是核心，同樣國有企業改革貫徹要大力推進政企分離，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任務提出是非常早的。但是20多年用工體制、干部任免等等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但是唯獨在政企分開舉步為艱，沒有根本性的變化。企業又是行政單位隸屬于政府，他要貫徹企業行為目標利潤最大化，又要貫徹行政行為目標滿足上級指示大化。雙重目標，你要讓它進入市場必須要政企分開。可是在中國政企分開非常難，為什么說非常難對于國有企業來說，到目前來說可以說沒有真正的政企分開。為什么這么說？國有企業讓它政企分開，在中國要回答兩個根本制度問題。哪兩個制度問題？第一要求國有企業政企分開經濟上要回答一個問題，這個企業要不要采取國有制，其實這不是對政府對企業態度分明的問題，如果繼續才有國有制就不應該采取政企分開。什么叫國有制？國家是老板，國家出資。什么是老板？有了責任政府來負擔。現在有人鼓吹政企分開，讓國家在有責任的時候退出，這是什么？就是侵權，這是國家的，國家搞壞了不讓他賠這不是侵權嗎。美國是什么？美國是國有企業是政府內閣任命的官員，國有企業不是企業家你是官員，你對誰負責？你不是對市場負責，而是對任命你的行政上級負責，政企合一。即使是西方也是這樣，這就是國有制。如果是政企分開，政府從企業退出，很簡單？把這的企業賣了就完，不在承擔責任，當然也不再承擔利益。政企分開這是非國有化，我們現在給我們國有企業出一個什么難題，我們又想是國有制性質不變又是政企分開，人類智慧到今天要國有制就不可能政企分開，要想國有制就不能政企分開，我們想既是國有制又政企分開，這是前無古人。在經濟制度上看要不要國有制，而不是管理方法變化。要回答第二個問題就是政治制度上要不要黨委，這和西方不一樣，西方國有企業政治體制整個國體是多黨制，所以執政黨即使在執政期間，你的花消也不敢接到國有企業的帳上，也不敢接到國庫上，否則就是竊國。我們國家不一樣，我們國家領導權是共產黨一黨執政，我們民主黨派是參政議政肝膽相照，所以我們國家是共產黨一黨領導，我們是黨國，國家是共產黨一黨領導，國家辦的企業歸誰領導？當然是共產黨領導。所以我們過去是黨政一體，黨國一體，因此黨政企三家，黨委、黨領導核心，過去我們叫做黨委一人下的廠長負責制，所以要政企分開就涉及到黨政、黨企的問題。所以起草小組就遇到這樣一個問題，把國有企業改成股份企業，股份企業有股東大會、董事大會、監事大會，那么黨委在里面是干什么的？起草小組就把這個事情交給朱溶基，朱溶基就說國有企業改造成股份公司不寫黨委不得了，要保持住共產黨的江山怎么辦。可是他說第二句話國有企業改成股份制企業寫進去黨委也不得了，你寫進去有什么職能，有什么責任，所以當時朱溶基說寫不得了，不寫也不得了，這不是誰拍腦袋能定的，要艱苦探討。但是給起草小組的時間有限，大家可以看一看十一屆三中全會說一定要在黨的領導下如何如何，正文沒有，實際上這有是在文件上回避了這個問題，文件上可以回避，實踐中回避不了。怎么辦？所以我們講國有企業你要適應市場，你必須政企分開，你不政企分開很難適應市場，但是政企分開這兩個基本問題，經濟上要回答這個企業要不要采取國有制，政治問題要回答這個企業要不要黨委，這個問題對中國稍微了解國情，對中國歷史稍微了解，在回答這兩個問題絕對會有謹慎。這是我們國有企業改革目前面臨的第一個大難題，如何真正實現政企分開。

　　我們國有企業現在面臨第二大難題，就是在改制當中，國有企業改制當中在制度上如何真正統一企業責權利，很多爭論都是發生在這里面。為什么這么講？我們對國有企業基本改制是分權，從過去政府集權向下權利轉移，承包制是兩權分離，股份權和經營權，股份權是三權分離，總裁的管理權，董事會的支配權，經營層的經營權，權利的轉移和責任的轉移一定要統一，權利一旦離開責任的約束，必然導致權利濫用，責任轉移一定要和利益轉移統一，責任的轉移給了他責任不給他相應的利益刺激，他一定沒有積極性，沒有效率的。所以權利在轉移過程當中，一個基本規則，權利的轉移和責任轉移統一，責任的轉移和里的轉移要統一。光有權利而無責任是一群瘋子，而光有責任而無利益的品牌造就傻瓜，如果權利安排過程當中沒有責任，同時社會上又有一部分人光有責任而無利益，這個社會就是一群瘋子領導一群傻子。而我們國有企業改革最大的漏洞就在這，有權利的轉移，但是轉移過程當中出現權責利的不對等。我們現在說句老實話，我們國有制實際上是委托代理，我們國有企業不管是董事會還是股東會，獲得的是極其龐大的支配資產的權利，但是約束權利的責任是什么責任？絕不是經濟責任，而是非經濟責任，我們用政治道德的名譽這些責任在約束他手中的經濟權利。我們知道前一些年有一些改革家，我記得80年代末搞承包制有一個影響非常大的企業家叫杜新生，88年曾經被評為當年十大新聞人物。報紙披露一段故事，講他承包一個國有企業搞破產，又承包一個國有企業搞破產，連續搞破產了兩個國有企業；給他三個處分，第一是撤銷廠長的權利，第二是撤銷黨總負支書的處分，第三是輿論上搞臭，這是道德上的追究，他拿著不是自己的東西在市場上折騰，現在搞丟了，搞破產，他應該負的責任應該是什么？很簡單就是賠，經濟責任。但是他最不能賠的就是經濟責任，因為他是無產者，什么是無產者？無產階級的積極分子。所以我們說前一段時間郎、杜之爭這是問題，但是最重要就是制度，我們給他們的是經濟權利，而給他的責任不是經濟責任。刑法上有一條殺人抵命，因為你有一條命你抵得起這有約束，當我們說殺人抵狗命，這就麻煩了。現在的問題就在這，你給他的是經濟權利，而約束他權利的責任不是什么？不是經濟，那就麻煩了。這樣邏輯就倒了，履行經濟責任的人也不能額你經濟好處，道理很簡單，搞破了不能賠，搞好了也不能獎。所以很多人議論很多，認為他給國家做那么大的貢獻，為什么不能事先講給他多少獎勵，導致他后來走上犯罪的道路。后來

　　國有企業改制面臨第三個問題，實際上就是國有企業的分布問題。就是究竟為什么辦國有企業，哪些領域需要國有企業，這從國有企業改革一開始到現在始終在爭，你說有進有退，哪需要進，哪需要退，進退的目的是為了什么？國有企業為了戰略控制還是為了微觀的利潤最大化，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在國內目前都是沒有通過認識，沒有定論的。而這且問題沒有定論，要不要政企分開，要不要權責利統一這些問題，你處理起來就是沒有根據。所以時間關系我在這不更多展開，這是我講的第二大問題，當前國有企業改革它究竟面臨主要的矛盾是什么，這樣三大矛盾。

　　最后我再用幾分鐘的時間，講一下第三大問題，如何評價20幾年國有企業改革的進程，這個爭論非常大。就這個問題我想談三點認識，第一評價國有企業改革的標準究竟是什么？我想這和我們剛才談到的問題是連在一起，你為什么辦國有企業，辦國有企業的目的是什么，根據辦國有企業的目的實現目的的效率來看我們國有企業改革的成敗如何，應當是這樣的。辦國有企業是為了掙錢嗎，辦國有企業是為了財政收入最大嗎，辦國有企業是為了企業盈利最大化嗎，如果是那樣歷史早就證明國有企業掙錢掙不過非國有，國有企業關鍵是干什么？就是市場失靈市場做不了的由國家來做，同時國家也可以從微觀上通過直接辦企業的辦法來彌補市場失靈的領域，這是肯定的。再就是控制國家中心命脈，使得我們國民經濟宏觀的均衡和長期發展可持續增長等等能夠在戰略上得以支持，國有經濟支持的基礎保障，主要是這樣子。如果是這樣子，就不能用什么？就不能用一般企業盈利目標，盈利多少，上繳利稅多少，去衡量我們國有企業這些改革的政績和改革的成就，那就是用衡量馬的標準去衡量人很有問題，因為人跑不過馬。你不能得出說人不如馬，標準不一樣，辦國有企業的目的就不是像一般的市場當中的企業那樣，要看它對長遠的社會公平，對長遠的國家均衡起多大的作用，而不是簡單看它微觀掙了多少錢，首先的目的，究竟衡量的標準是什么才好做比較。這是國有企業改革評價第一點。

　　如何評價國有企業改革第二點就是效率。國有企業改革衡量最根本的標準首先就是效率問題，這個效率不一定僅僅是企業的盈利的效率，更應該看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國有企業不可或缺的地位以及在這里面發揮巨大的持久的社會效應。我曾經做過一種研究，1978年至1998年20年的時間，我做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曲線，我看到非國有化，因為國有企業改革最重要的內容中小企業非國有化，我把非國有化這個指數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的比例變化，我放進的中國的生產函數的分析模型當中，我就觀察伴隨著國有制的改革，伴隨著非公有化的進程，在20多年當中勞動和資本生產要素這兩個要素的效率是不是提高了？做的結果非常漂亮，伴隨著非國有化的發展，中國勞動和資本生產效率極大得到提高，也就是我們制度變遷提高了要素效應，就是要素效應經濟增長。從社會整個發展來說，毫無疑問這26年是中國歷史上經濟發展空前，無論是人們生活水平還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進展，雖然有很多的問題，可能很多問題還很尖銳，但是不能否定這26年是中國經濟發展史上發展空前巨大的。這26年是不是和改革有關系，如果改革有關系？國有企業在改革相當長的時間內，說經濟改革的核心和關鍵，成就的取得是不是和改革的核心和關鍵，也就是和國有制改革有直接的關系。結論不難從邏輯上得知，所以國有企業改革有很多的問題，確實是這樣我們也沒有必要回避要深入研究，建設性的解決，但是不能根本否定這26年包括國有企業改革，包括國有企業改革為核心、關鍵帶動下的整個經濟體制下的變化所帶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標準改革是生產關系的變革，檢驗變革最根本的尺度還是生產力的發展，我想這個基本唯物主義的歷程我覺得我們不應當有所動搖和懷疑，因此從效率標準來看衡量國有企業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第三點認識，衡量國有企業作為制度變化，當然還有一個公平問題。公平標準我想是兩個，一個是事后公平，一個是事先公平，國有企業改革從現在的情況來看，從事后來說，通過整個制度改革，從事后的收入分配來說，我們現在的差距怎么樣？的確在擴大，我們收入分配在改革當中差距的確在擴大。國家統計局有關課題組最近測算的數字，我們基尼系數是0.45，這已經超出了警戒線，因為警戒線是0.4，在人們生活當中反映出來收入分配方式消費方式的差距，消費水平的差距更深入，現在人民普遍關注。但是中國收入分配差距我看一下總共是三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發展的原因，發展的不均衡導致收入分配不均衡。為什么？我做了一項分析，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收入分配數據是這樣，如果單純看農村居民，農村居民和農村居民比，基尼系數并不高，0.32，在安全線以內。如果單純看城市居民，城里人和城里人比基尼系數也不高，0.33，安全線以內，但是混在一起0.45，顯著超出警戒線。這說明什么？說明中國整體來講收入分配之所以有這么大的差距重要就是城鄉之間的差距，城鄉之間的發展不均衡，中國經濟的二元性，落后的農村和現代化的都市并存導致的。這是一個發展的失衡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努力縮小經濟發展的二元性才是根本，這是一個原因，發展的不均衡導致收入分配不均衡。

　　第二個原因是什么？增長的不均衡導致收入分配的不均衡。我剛才講我做了中國伴隨變化生產要素的提高，極大提高了兩個要素的積極性，但是有一個數據制度改革同時帶來的資本這個效率的提高，資本效率提高的速度是勞動這個要素效率提高的速度的900多倍，就是改革中國實際上主要解決了什么？資本。那么如果你是按照效率，按照貢獻進行分配的話，誰的貢獻大，按照比例分配的話，那就意味著什么？資本控制者他收入分配的增長速度應當是勞動者他收入的增長速度的900多倍，因為什么？伴隨著變化資本效率他們貢獻的增長速度是勞動要素貢獻速度的900多倍，你現在要講效率就應該按照這個來。所以由于在經濟增長當中要素效率貢獻不同，我們現在又按照要素分配，按貢獻分配，按效率分配，這是市場經濟的要求，這種增長的不均衡導致收入分配的不均衡，不同要素的持有者是不一樣的，這一點我個人認為要謹慎，不能簡單的把高效率的人的收入轉移給低收入的人。因為什么？因為這要犧牲效率，這一點要謹慎，而這點要解除不能靠市場，市場講究效率，市場解決不了，市場解決貢獻大小不同形成收入差距分配不均衡過程當中市場沒有能力，要靠什么？要靠政府，這個地方要靠政府進行，政府推行各種各樣的政策來解決，靠市場做不到，這是收入分配第二方面的差距。

　　收入分配第三方面的差距既不是增長不均衡也不是收入不均衡，而是機會不均衡，權錢交易、特權、壟斷交易等等，這是我們現在特別重要的問題，而機會的不均衡是事先的機會不均等，包括醫療衛生、教育、享受、包括各種機會，包括能力的提升等等機會不均等造成收入分配差距不久大，而且黑箱看不透，而且更持久，這一點我們要看到它不是市場經濟體制造成的，而是市場經濟不完善造成的。因為市場要求機會面前人人平等，而這種收入不分配是對市場的否定，幾乎是人人面前不平等，洛伊要通過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入改革和完善，深入民主化和法制化來解決。所以我想是這三點。一個是你為什么要辦它，一個是效率是不是解放要素生產力，再就是從公平上，從公平上如果從效率出發，包括國有企業的改制，肯定是加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但是中國收入分配的差距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有發展不均衡的原因，增長不均衡的原因、機會不均衡的原因導致的，對于不同的原因造成收入分配的差距擴大，應當給予政策調整和制度的制定解決，當春的簡單的批判我覺得解決不了什么問題。

　　主持人：謝謝劉教授。多元化和專業化的問題是老話題，但是也是值得不斷探討的話題，因為它的答案絕對不是非此即彼這么簡單，今天請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總編劉洲偉先生作為特邀主持人，跟各位嘉賓探討是闊步多元化還是回歸專業化的問題。